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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90年国际奥委会主席胡安・萨马兰奇宣布亚特兰大当选为1996年奥运会举办城市时，雅典和希腊的官员都流下了痛苦的泪水。在此之前，举办权花落希腊似乎很明显，因为那里曾经是古代奥林匹克精神的发源地，并且1896年那里又重新燃起了现代奥运圣火。希腊参加申奥的官员斯派罗斯・梅塔莎抱怨说：“按道理来讲，举办权应该是属于我们的。但是作为美国犯罪中心，亚特兰大也配举办奥运会。”另外一位痛苦的希腊评论者在提到亚特兰大市的高谋杀率时说道：“长期来看，我们没有获得举办权可能还更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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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现在很多人认为，国际奥委会官员在申奥过程中收受了各种形式的好处，但可口可乐公司对所有投票人员行贿似乎不太可能。现任可口可乐公司董事、曾负责过公司第一次赞助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彼得・尤伯罗斯公开劝告说：“请大家记住，有90人投票表决奥运会举办城市，但并非每一个人都是那么诚实和正直。”无疑，可口可乐公司作为最大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赞助商，运用了巨大的权力。一位了解当时情况的内部知情人写到：“能够决定奥运会在哪里举办的关键性人物是可口可乐公司、美国广播公司电视频道、阿迪达斯公司等大企业的老板。”国际奥委会的两位成员，肯尼亚的查尔斯・穆科拉和法国的让-克劳德・基利，都是可口可乐公司的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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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自1984年在萨拉热窝冬季运动会上碰面后，郭思达和萨马兰奇私下就成了好朋友。他们两人都具有西班牙血统，尽管郭思达来自贵族上层社会，而身为纺织厂主儿子的萨马兰奇只是在1991年接受了西班牙“侯爵”的封号。多年来，萨马兰奇总是例行地向郭思达致拘谨的单臂举手礼。申奥期间，萨马兰奇抵达亚特兰大后就直接前往可口可乐公司总部同郭思达会面，之后又乘坐着公司专机飞往华盛顿。当比利・佩恩递给萨马兰奇薄荷糖浆时，佩恩笑着问道：“除了可口可乐以外，你能喝这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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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亚特兰大是如何申请到1996年奥运会举办权的，郭思达和他的领导团队都下定决心，要充分利用好这次机会。一本内部杂志沾沾自喜地写到：“公司认为，亚特兰大奥运会是一个对外宣传和提高销售额的机会，是千载难逢的良机。真的，这就是软饮料营销者的梦想——在一年中最热的时间段里，来自世界各地的上百万参观者不仅被太阳烤得发焦、口干舌燥，而且还将聚集在直径3英里的体育场内，而此时此刻可口可乐产品就在人们触手可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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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理想的消费者接触形式，可口可乐公司之前就曾展开、赞助过各种体育运动。当跑步爱好者塞尔希奥・齐曼提出想要可口可乐标志出现在每一个可能的体育活动中时，道格拉斯・艾弗斯特便要求说：“我们需要将我们的赞助形式多元化。”齐曼意识到，仅仅做广告是不够的。体验式营销方法要求，“让品牌活跃起来”——前滑雪选手马克・德里斯科尔所倡导的一种观念——可以有效地接触到消费者。德里斯科尔曾面向城市里的孩子，将公司产品与NBA篮球赛紧密联系在一起，成功举办了篮球投篮比赛和绘制樱桃可乐车竞赛。为了模仿篮球比赛，他重新粉饰了老式的手动变速甲壳虫车，车的背后竖立着篮板，前面冷却机上堆满了雪碧。参赛人员通过特殊质地的弹簧可以上下弹跳投篮。后来，德里斯科尔又设立了可口可乐公路旅行比赛，在活动中，每一种运动都与产品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消费者有机会赢得经典可口可乐。现在，公司邀请德里斯科尔为奥运火炬接力赛设计整个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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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赞助了美国火炬长跑，不过它要求候选者支付3000美元才有资格成为火炬手。1996年，可口可乐公司拿出1200万美元争取到奥运火炬接力赛的主办权，此次接力赛将跨越整个美国，历时84天，由1万名火炬手跑完15,000英里的全程——只要受人尊敬，每名火炬手都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一半以上的火炬手是当地联合公益金推荐的表现优异的“社区英雄”，另外2500名火炬手是通过可口可乐公司举办的活动“分享奥运精神：你会选择谁？”产生的。在可口可乐举行的选拔活动中，消费者可以提名自己或者朋友成为火炬手——其中500名要来自于60个不同国家，而剩下的那些名额将会留给之前的奥运会选手和其他赞助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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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炬接力活动正在精密计划和实施中。除了徒步火炬接力外，奥运圣火还将通过自行车、火车、马匹、独木船、轮船、帆船和飞机等运输工具传递。全国广播公司电视台每天都会播放火炬接力实况，而在当时能上网的人也可以通过美国在线或亚特兰大奥运会网站跟踪了解最新信息。尽管火炬手的衣服上没有印制可口可乐标志，但其他所有能做的事情公司都做了，比如火炬手旁的可口可乐“护卫人员”。民意研究中心的迈克尔・雅各布森伤心地说：“整个火炬接力过程就是一部可口可乐广告宣传片，自1928年以来，奥林匹克运动会只有三个固定不变的组成元素——运动员、爱好者和可口可乐。”塞尔希奥・齐曼对此却非常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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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尔・德里斯科尔雇用了热情四溢、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登上了被他称为“15,000英里滚动街区聚会”的大舞台。那些年轻人以及5辆运货卡车和可口可乐瓶子形状的挂斗摩托车出现在了火炬手的前面。这支“红色队伍”还为欢迎仪式搭建了一个移动舞台，大屏幕上面不断滚动播放着令人激动的奥运时刻表和可口可乐广告。一位旁观者讽刺地询问道：“我很想知道，可口可乐是否跟这些全部都有关？”一位记者评论说：“很多兴致勃勃的围观者也都高举着可口可乐奔跑着，好像它就是来自希腊的圣物。”印有可口可乐标志的各式徽章、夹克、三角棋、纪念杯、金色可乐瓶、纪念牌、棒球帽也在热卖中，当然必不可少的是冰镇可口可乐。最后，这些收入全部捐助给了当地慈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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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康星州州长汤米・汤普森在仪式过程中说：“可口可乐公司几乎主持了一整天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汤普森对高校乐队成员说：“你们每人都得到了一瓶可口可乐吗？虽然比牛奶差一些，但确实是一种美味饮料。”孩子们大声地反驳道：“不！比牛奶好！”自我感觉良好的可口可乐销售人员也对那些胆敢出现在火炬接力现场的百事产品作了严密的防范。在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上，他们拒绝某所高校学生护送火炬，因为在他们学校附近有百事可乐产品销售。当一位旁观者拒绝将百事可乐替换成可口可乐时，他们愤怒地将一箱百事可乐摔到了墙上。在佐治亚州的锡诺亚，公司主管建议，将紧挨镇礼堂放置的百事可乐公司的自动售货机用一块黑布罩起来，最后还是在它旁边放置了一台可口可乐自动售货机才算解决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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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真正“盛大”的可口可乐狂欢节，正像一位外国记者讽刺的那样。不过它确实也出现了一些无法抗拒的感人时刻。一位患有唐氏综合征的男孩高举着奥运圣火，而一旁陪伴着他的母亲则对着围观者骄傲地大声喊着：“这是我的儿子！这是我的儿子！”道路两旁，配合着磁带音乐，孩子们欢快地表演着“美丽的亚美利加”节目。从一所医院推出的受伤老兵也出现在了道路两旁，他们一字排开，在轮椅上兴奋地挥舞着小型美国国旗。为了欣赏这激动人心的一幕，父母们也把孩子带出了校园。在亚拉巴马州的塞尔玛，聚集在一起的黑人和白人一同走向了埃蒙德・佩特斯大桥，那里曾聚集了大量为争取民权而游行的示威者。一位紧邻墨西哥边境居住的居民大声嚷嚷道：“哦，我的上帝，火炬接力应该是这里发生的最重要事件，因为‘非法入境者’可以受到大家的欢迎。”甚至在大城市里，或者犹太人居住区，火炬接力同样引起了轰动。一位当地居民说：“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纽约就像是一个小城镇。”正像一位记者评论的那样，火炬接力“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广告宣传，但同时也令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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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随地，人们都被诚挚的感情感染着——包括那些高举奥运火炬的可口可乐公司员工们。一位年轻残疾火炬手花费了一个多钟头才艰难地行走了0.5英里。职员苏珊・麦克沃特回忆说：“他几乎就要成功了，不过最后还是失败了。”连火炬手本人都会在这种环境氛围下发生转变。一位参与者回忆说：“整个事情就像是经历了一次爬山，我把它看作同孩子出生、毕业或者结婚一样重要。”另外一位火炬手最初对此表示十分怀疑，他说：“因为以前公司上下一直大肆宣传，所以我从来都是冷嘲热讽的。但是，当时周围每一个人的反应都是那么强烈，他们不断地在大声喊叫，挥舞着自己手中的小旗，这使我非常感动，给了我真正的启示。尽管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这样做，但我最终还是买下了自己手中的火炬。”可口可乐公司大约运送了4000万围观者到接力现场，在那里他们兴奋地欢呼、喊叫并饮用着可口可乐。正如一位公司高级管理者评论的那样，整个活动就烙在了他们的脑海里。火炬接力第84天，在亚特兰大，骑着带可口可乐边斗的哈雷摩托车的迪尔・德里斯科尔引导着火炬游行队伍来到了坐落在第五大街的公司总部前，在那里，带有可口可乐标志的红色地毯已经铺满了整个广场，周围到处都是欢欣雀跃的公司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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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7月19日，拳王穆罕默德・阿里缓缓走上奥运圣坛，由他点燃了为期17天的熊熊奥运圣火。虽然滚动街区聚会表演结束了，但是正如许多记者所言，可口可乐游戏才刚刚开始。“这里到处都是可口可乐，”《亚特兰大宪政报》评论说，“在各种比赛场地，可口可乐标志到处都是，就好像大气层中一种必不可少的成分一样。”周围还有背着形似可口可乐瓶子的背包的促销人员派送饮料。可口可乐大红标志不断闪现在亚特兰大快速公交车站的地面和顶棚上空。收藏爱好者们彼此之间交易着各种带有可口可乐标志的奥林匹克徽章。成群结队的参观者们涌向了可口可乐世界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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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可口可乐奥林匹克城，那是一座占地12英亩的主题公园。每位成年游客可以花费13美元去那里一睹65英尺高的巨型可口可乐瓶的芳容，同时还可以从瓶子状的自动售货机中购买带有冰雾的软饮料。由于冰雾是从一个巨型地下瓶盖中喷出的，所以吸引了大批孩子的眼球。不过吸引更多人注意的是一个具有独创性的互动游戏。在游戏里，游人可以与奥运会运动员们一起“同台竞技”，模拟与杰西・乔伊娜・柯西一起疾跑冲刺，同棒球投手约翰・斯莫兹一起角逐，参加轮椅比赛，或者尝试脚踏通往虚拟现实路径的山地车。在主题公园出口的电视屏幕上，尖叫的体育迷还请求参观者留下自己的亲笔签名。与此同时，对于那些没能来到亚特兰大的公众，可口可乐公司投入了16亿美元的折扣和奖金，在全国超市里设置了“奥运庆典地带”，作为可口可乐红色激情奥林匹克夏季促销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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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公司下定决心，要阻止奥运会期间百事产品的闯入或者“伏击”。公司成功地说服了亚特兰大组织者，禁止百事集团的菲多利公司的产品出现在奥运会中。可口可乐签署协议，成为亚特兰大奥运会官方软饮料供应商，这也有效阻止了其他品牌饮料在奥运会期间出现在由市政府赞助的活动中，或者出现在城市建筑物上。“奥运会期间，要在亚特兰大找到一瓶冰镇（或者微温的，或者热的）百事可乐就像要在乔治圆顶屋发现圣杯一样困难。”一位记者评论说。为满足人们对百事可乐的大量需求，百事可乐公司只能提供一些“百事物品”，比如T恤或者山地车，而一件牛仔夹克的价格相当于饮用960罐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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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前的奥运会广告片中，可口可乐强调了“为了体育迷”这一主题，试图将消费者和观众联系起来。在一则广告中，一名游泳健将通过随身携带的摄像机观看到体育迷在不断地兴奋尖叫。画外音缓缓响起：“什么能够促使游泳健将超常发挥？——你们的肺活量。”最后，当然是可口可乐滋润了体育迷沙哑、干渴的喉咙。奥运会期间，公司转换了拍摄风格，在100则广告中，可口可乐被刻画成了一颗闪闪发光的恒星，135个国家仅仅在镜头前出现一次，可口可乐广告充分展现了自己的爱国主义热情。比如在乌克兰，可口可乐广告刻画了撑竿跳运动员谢尔盖・布勃卡。许多广告还来源于很久以前的作品，比如众人熟悉的北极熊广告，不过现在已经注入了国际化色彩。还有一些广告是其他国家的舶来品，比如一则广告是这样刻画的，一群印度男孩子正在玩板球，不过边门则是用可口可乐箱代替的。这些“应景广告”都是根据前几天的奥运会比赛项目创作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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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公司在奥运会期间所做的努力是令人满意的，不过他们也将注意力放到了自己的利润收入上。道格拉斯・艾弗斯特这样告诉证券分析家们：“这是一项有益的投资。”如果考虑到国际影响力，“那对我们来说，这就成了一笔非常划算的买卖”。郭思达则用更为诗意的语言描述了它：“我们已经从教世界一起歌唱转向了教世界一起饮用可口可乐。”奥运会期间，郭思达和艾弗斯特问候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消费者和瓶装商，公司每位高级管理者平均至少握了2000次手。尽管奥运会本身被一些人认为组织差，而且充满广告轰炸和商业气息，但可口可乐公司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公司在奥运会上花费了大约2.5亿美元。法国报刊《世界报》写到：“亚特兰大奥运会触及了美国神话的一些经典主题——野心勃勃，拜金主义，金元政治。”另外一位记者也埋怨说：“亚特兰大的奥运会筹备工作完全就像美国对新可口可乐的准备一样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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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胜利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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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郭思达和艾弗斯特忙于庆祝活动，所以并不担忧上述批评和抱怨。奥运会结束后10天，郭思达在亚特兰大公司总部会见了奥斯瓦尔多・希斯内罗斯和古斯塔沃・希斯内罗斯，就同庞大的委内瑞拉瓶装家族企业组建合资企业一事共同签署了一份合同。投入了5亿美元，可口可乐公司拥有了委内瑞拉瓶装厂50％的产权，而那里曾经一直是百事可乐公司的天下呀！如今这出乎意料的一击严重挫败了百事可乐公司的骄傲，况且百事可乐公司新CEO罗杰・恩里科竟然还是奥斯瓦尔多・希斯内罗斯的私人朋友。恩里科愤恨不平地说：“奥斯瓦尔多卷走了他30％的资产。”近年来，由于百事可乐公司对委内瑞拉瓶装厂疏于管理，这才使得可口可乐公司有机可乘。道格拉斯・艾弗斯特一直采取非常机密的方式在酒店、飞机修理厂等场所同希斯内罗斯方面的人员进行谈判磋商。双方合同一签署，一架装有几千瓶可口可乐的727喷气式飞机就从墨西哥飞往了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随即，那里的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将2500辆运输车重新粉饰成了带有可口可乐标志的送货车。仅仅一个晚上，百事可乐就从委内瑞拉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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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两周以后，郭思达又宣布在另外一个百事可乐长期统治的市场——俄罗斯——取得了胜利。1994年，百事可乐公司还占据俄罗斯市场60％的份额，而现在，可口可乐处于了领先地位。1985年新可口可乐失败后，罗杰・恩里科曾写下了一本《百事称王》的书。郭思达几年后暴躁地说：“如果他认为我们公司犹豫不决的话，我们坚决对百事可乐公司予以反击。”现在，他确实是这样做的。《财富》杂志加冕可口可乐公司CEO为软饮料业的最高领导者。1996年3月，《财富》杂志封面上刊登了郭思达的特写，他双臂合拢，高坐在巨型可口可乐瓶上，好像可口可乐公司已经处于美国最杰出公司排行榜的首位了。1996年10月，杂志封面的标题这样写到：“百事可乐公司CEO恩里科被可口可乐公司压制。”相应地，恩里科的特写是——忧郁的他掉进了另外一个巨型可口可乐瓶子里，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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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罗杰・恩里科有很多担忧和顾虑。51岁的恩里科曾经使自己领导过的三个部门重振雄风——首先是软饮料，之后是零食部，最后又是快餐连锁店——不过现在他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大的挑战。他在总裁韦恩・卡洛韦因前列腺癌辞职后，不情愿地接任了百事可乐公司CEO的职位。恩里科是在这个全球软饮料巨头不景气的情况下临危受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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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事可乐公司总裁克里斯・辛克莱的强硬管理下，公司三年内主要在拉丁美洲地区投入了30亿美元，全部用于野心勃勃的扩张计划。1994年，辛克莱自豪地说：“如果可口可乐公司增长8％，那我们就会增长10％或者12％。”在墨西哥，随着比索的贬值，公司采用一次性不可回收瓶子包装产品的努力也落空了。不过，辛克莱将自己最大的期望寄托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超级瓶装厂（以下简称贝沙）上，这是由前可口可乐公司员工查尔斯・比奇管理的。运用借贷资金，该厂迅速扩张到了巴西、智利和乌拉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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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可口可乐公司予以了反击，他们在市场开拓和冷饮设备上投入了大量精力，特别是将百事可乐封锁在了高利润的小型零售市场之外。另外，郭思达还成功游说阿根廷总统卡洛斯・梅内姆，将可口可乐公司的税收从24％降低到了4％。结果，贝沙在非可乐饮料市场上获得的大部分盈利只不过和可口可乐公司减少的税收相当。1996年上半年，开工率只有三分之一的贝沙亏损了3亿美元。比奇和辛克莱离职后，恩里科接着任命沉着老练的克雷格・韦瑟鲁普为百事可乐公司新任总裁。实际上，韦瑟鲁普放弃了可口可乐一直占有主导地位的德国、日本和南非市场，宣称将目标定位在新兴的印度、中国和东欧市场。“我们需要实际一些。”他说。1996年，百事可乐在全球亏损2.64亿美元。郭思达高兴地宣布，可口可乐在可乐战争中胜出，并解释说他已经丢弃了百事可乐公司的相关文件。他不屑地说道：“因为他们已经变得无足轻重，我再也不需要密切关注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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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年底，可口可乐公司销售量占据了海外软饮料市场的一半以上。五月份，公司股票按2∶1进行拆分，每股价格攀升到53美元，年度总收益率达到43％。郭思达在年度报告中写到：“如果你是在两年前投资我们公司的话，那么你的投资现在已翻了两倍多。”公司的全球年度箱装饮料销量也增加了8％，其中在美国本土市场增加了6％。在公司回购股票和CCE收购法国、比利时、英国瓶装厂的推动下，公司股票每股收益率增加了19％。CCE现在已经是美国一家庞大的支柱性瓶装厂，它于1996年迁往了西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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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思达说：“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企业之一即将要庆祝它的111岁生日，这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事实上我们才刚刚起步。”刚过65岁的郭思达清晰地感觉到，他自己也仅仅是刚刚开始。“只要我有兴趣，并且对公司有价值的话”，他打算继续担任CEO。在公司年度会议上，一位股东兴冲冲地来到他的面前，滔滔不绝地称赞说：“您应该像教皇一样永不退休。”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兴高采烈的郭思达不断向人们重复着这一轶事。他想要成为另一个罗伯特・伍德拉夫，成为可口可乐公司伟大的CEO，在未来几年内继续推动公司前进。就像伍德拉夫一样，郭思达如此钟爱可口可乐公司，以至于将公司的销售记录视为人类进步的巅峰。郭思达唱诗般地吟诵道：“10亿个小时之前，地球上出现了人类；10亿分钟之前，世界上诞生了基督教；10亿秒钟之前，披斗士彻底改变了音乐的定义；昨天早晨到现在，我们可以生产出10亿瓶可口可乐。”不过，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必须做点什么，才能使从今天早晨到现在这段时间就能制造出10亿瓶可口可乐呢？”正如他自己评论的那样：“为可口可乐公司工作是一种使命感。它不是一种生活方式，而是一种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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