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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对于酿酒行业非常重要。”麦考利夫在接受《啤酒全方位》(All About Beer)杂志编辑约翰·霍尔采访时说,“但如果你没有什么历史的话,就自己创造历史呗。”[13]新奥比昂的酒标由萨尔·瓜迪诺设计,是一张戈登汉德号船扬帆驶出旧金山海湾的绘画,远处是著名的金门大桥,右船舷后方就是以船长名字命名的德雷克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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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森现年80岁,居住在西雅图。她回忆,自己当时迅速崇拜上了麦考利夫,因为他处事果敢,头脑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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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考利夫是个极其勇敢的家酿啤酒酿酒师,是个超棒的男人,但他可不好相处。这绝不吹牛。”丹尼森说,“对于学习酿酒和帮他建酒厂,我非常感兴趣。他费尽口舌讨来那些不锈钢罐子用作酿酒设备,什么工作都自己动手完成。我们的酒厂是从一片空地开始建造的。我的天哪,在那之前我连锤子都没有亲手拿过。可是我学会了烧电焊,学会了架石膏板。这真是疯了。我和麦考利夫一次又一次跑去桑塔罗萨县政府,办各种各样的执照。这帮官僚的作风,你懂的。当时没人信我们。他们总是问:‘你们要建多大的葡萄酒厂?’于是我们一次次回答:‘不是葡萄酒厂,是啤酒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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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一切都很困难,包括采购我们所需要的小批量的酿酒原料。铁锚酒厂和他们的员工真是帮了大忙。刚开始,我们没法大批量采购啤酒花和麦芽,我们就从铁锚酒厂匀一些来用。这真是帮了大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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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创业充满了乐趣,但你也知道,这工作非常辛苦。”丹尼森说,“这活儿就是一周7天,一天24小时。珍妮·齐默曼和我负责酿酒。麦考利夫负责整体监控。等到他觉得我们足够熟练后,他才会时不时离开酒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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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森说,她曾与麦考利夫同居过一阵子。新奥比昂还请了一名叫史蒂夫·丹肯的当地人任酒厂的顾问。“史蒂夫曾常说,应该多让麦考利夫这人待在酒厂里。”丹尼森说,“麦考利夫绝不是个擅长交际的人。他是个超级聪明的人,但也超级坏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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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齐默曼离开了酒厂,成为了一名心理医生。丹尼森则一直熬到了酒厂1982年关门的那一刻,麦考利夫最终没能说服任何投资人或银行为酒厂的扩建投钱,他的创业计划当时听起来比较天马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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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丹尼森交谈时,她刚和她17岁的孙女从意大利旅游回来。丹尼森和齐默曼现在还是好朋友,也经常结伴旅行。新奥比昂酒厂关门后,丹尼森当了几年英语老师,后来又成为一名瑜伽教练。她对自己曾出力推动的精酿啤酒革命倍感自豪:“虽然当年的事业惨败,但我没有任何遗憾,整个创业的经历实在太棒了。”她说的就是新奥比昂酒厂的失败,“麦考利夫还有过开一家自酿啤酒屋的想法,这种业态当时也是不存在的。他就有这样的远见,但我们的想法在当时确实太超前了点。”[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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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就是没法理解我做的事情。”麦考利夫说出了那个许多“精酿先锋一代”精酿酒厂的困扰,“他们根本没有办法理解小型啤酒厂这种概念。感觉就像我到了火星,和火星人谈话那样。”[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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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门多西诺酿酒公司(Mendocino Brewing)的酿酒师唐·巴克利在新奥比昂创业第一年曾帮过麦考利夫,按他的说法,新奥比昂的结局完全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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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在科罗拉多的精酿酒厂大会上,巴克利说:“新奥比昂的失败整体上是因为管理不善吧。当时酒厂糖化产能为每批仅1.5桶(约176升),没法养活酒厂的所有工人。要扩产的话,要有产品团队、销售团队、管理团队。建立团队是很费钱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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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55加仑(约208升)的糖化锅每次可以酿1.5桶(约176升),这样酿一次出产的数量不到20箱啤酒。要靠这样的产能营利几乎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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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麦考利夫有一张很棒的照片,照片里他健壮的手臂靠在一套古董级的铸铁啤酒桶清洗设备上。这套东西看起来简直就像中世纪的刑具,大颗大颗的螺丝、刷子,还有齿轮。麦考利夫就是“精酿先锋一代”的典型形象,方脸颊,目光坚定,稠密的黑发盖过耳朵和高高的额头,穿着一件短袖衬衫和皮质的围裙。他的牛仔裤污迹斑斑,上面不是石灰就是油漆。他谜一样的笑容跟蒙娜丽莎有点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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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考利夫当然不会意识到自己是在点燃一场革命。新奥比昂倒闭以后,他默默无闻地过了30年,直到2012年重出江湖,与格罗斯曼合酿了一款烈性大麦酒风格的艾尔啤酒,作为内华达山酒厂30周年的纪念酒款。内华达山酒厂还以杰克·麦考利夫的名义向得克萨斯州公众电台捐赠了1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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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波士顿啤酒公司的吉姆·库克重新注册了新奥比昂的商标,并在2013年酿造了新版本的新奥比昂艾尔。当麦考利夫重出江湖时,吉姆把这个商标送给了他,并附上了这款酒贡献的40万美元利润。这种慷慨大方的姿态是精酿啤酒厂老板常有的。麦考利夫把商标和这笔钱给了他失散多年的女儿芮娜·德卢卡。她计划重铸新奥比昂品牌,以合约代工的方式由门多西诺酒厂酿造新奥比昂的啤酒。[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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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东部,也有两名先锋。他们的命运与杰克·麦考利夫相似,纵然创业以失败告终,这丝毫不能掩盖他们对精酿啤酒行业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纽约州的奥尔巴尼,比尔·纽曼和玛丽·纽曼创立了美国东部首座微型酒厂——纽曼酿酒公司(Wm.S.Newman Brewing)。这对夫妇20世纪70年代时曾居住在英格兰,其间两人喜欢上了英格兰那些苦味明显的艾尔啤酒。那个年代的英格兰,正是英国著名的啤酒消费者运动——真麦运动(Campaign for Real Ale)风生水起的时候。这场运动最初是由伦敦舰队街(Fleet Street)的一些记者发起的,旨在保护英格兰传统的苦啤(Bitters,被誉为英格兰的国饮)酿造和饮用方式。这群记者表达了对英国啤酒酿造行业大规模工业化重组的不满。那些传统的桶内发酵艾尔啤酒、滋味丰富的琥珀色艾尔啤酒,直到运到酒吧的酒窖以后都在持续发酵。这些传统的好酒因为工业化竞争,逐步被市场边缘化,最终导致了消费者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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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曼夫妇从各级政府的就业促进贷款部门筹集到了25万美元。随后,他们从英格兰林伍德酒厂创始人彼得·奥斯汀手里买下了一家小型啤酒厂。这家小厂离奥尔巴尼市区不远,红砖砌成的厂房非常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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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创业时,我们对啤酒销售一窍不通。”比尔·纽曼在1991年接受《新酿酒商》杂志记者格雷格采访时说道,“其实,我们原本的计划就是酿造英式风格的艾尔桶装生啤,只卖生啤。而我们没弄明白市场,在英格兰,85%到90%的销量出自桶装生啤,而在美国市场情况几乎相反。”[18]在美国,桶装生啤仅占约10%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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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想起自己1986年拜访纽曼夫妇时,他们的小酒厂在公众面前有着光鲜亮丽的形象,看上去非常成功。媒体报道了他们酒厂红红火火的创业故事,而我本人对他们酒厂的营利能力表示怀疑。我们在酒厂附近一家装修粗糙的工薪阶层酒吧一起吃了午饭。当纽曼离开餐桌时,酒吧的中年女老板过来问我们,觉得刚喝到的纽曼奥尔巴尼艾尔啤酒(Newman Albany Ale)味道如何。我们回答,很不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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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靠在桌上,拜托我们转告纽曼,让他不要坚持自己的啤酒非得在常温下给客人饮用,不要学英国人的做法。“我的客人们才不要喝不冰的啤酒。”她说。我们可没有转告她的话。我觉得纽曼的啤酒很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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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曼在他的酒厂里开设了酿酒培训学校,教授那些有志从事精酿啤酒行业的人如何经营与酿酒。而事实并非看起来那么顺利,纽曼酒厂在主流报刊媒体上赢得的笔墨,似乎还多于他们实际卖出的啤酒。他事后也提到,当时贷的25万美元其实不够用,没法开展必要的营销、促销,产品包装也做得不到位。纽曼的艾尔啤酒采用30升和60升的扎啤桶包装,还有1加仑(约3.8升)的塑料旋盖酒壶。这些不采用巴氏灭菌、不过滤的艾尔啤酒保质期很短,来自竞争对手经销商的销售人员有时会拧松这些旋盖,让啤酒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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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实在负担不起装瓶设备,纽曼品牌不得不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选择合约代工酿造的方式,由威斯康辛州的海伯尼亚酒厂(Hibernia Brewing Co.)代工,后来转到离奥尔巴尼更近的克里斯蒂·施米特酒厂(Christian Schmidt Brewing,位于费城)代工。施米特酒厂之后意外倒闭。最终,纽曼酒厂背负了超过50万美元的债务,宣布破产,并且将施米特酒厂告上法庭,控诉对方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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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曼随后还把合约代工酿造转到了纽约州的玛特酿酒公司,以及佛蒙特州的卡特蒙特酿酒公司(Catamount Brewing)。纽曼与一名合伙人一起开发出了一款多特蒙德风格啤酒——萨拉托加皮尔森(Saratoga Pilsner)。皮尔森是德国多特蒙德的特色啤酒风格之一。后来,纽曼夫妇和这位合伙人之间产生了很大的矛盾,这让他们的啤酒生意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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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图的独立艾尔酒厂(Independent Ale),也就是现在的红湖,其创业初期所经历的探索和试错,对于很多精酿啤酒创业者也是感同身受的精彩故事。这家酒厂由两人创建——保罗·希普曼,一名葡萄酒销售商和营销人员;戈登·鲍克,他是星巴克的创始人之一。他俩的故事在彼得·克莱布的著作《红湖:啤酒先锋》一书中有详细的叙述。鲍克离开星巴克以后,在一家代理K2雪橇产品的广告公司工作。他渐渐厌倦了广告事务,在读到新奥比昂酒厂的故事后,也开始认真思考建精酿啤酒厂的计划。他参加了弗里茨·美泰克组织的一场关于微型酒厂的研讨会。鲍克说,美泰克有一个梦想,就是有朝一日,美国每个城市都能有一家啤酒厂。这一梦想在2013年已经成为现实。[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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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普曼和鲍克聘请了查尔斯·迈克艾乐维担任酿酒师,他曾是雷尼尔酿酒公司的助理酿酒师。两位创始人筹集了35万美元,开始了他们的创业。他们从德国的瓦克啤酒公司购买了整套糖化设备。对于酵母的供应商——固执的查尔斯并没有选择像施瓦茨实验室(Schwarz Laboratories)这样常规可靠的公司,而是选择了华盛顿大学的微生物实验室培育的酵母。施瓦茨是内华达山啤酒公司的酵母供应商,查尔斯担心其他酒厂拿到施瓦茨同样版本的酵母。在西雅图拥有两家餐厅的米克·迈克休说服了保罗和鲍克,让他俩在自己的杰克餐厅(Jake’s)做新厂啤酒的发布活动。这家餐厅曾经做过一些高端啤酒品牌在西雅图的首发活动,包括健力士、亨利·维恩哈特(Henry Weinhard’s)以及铁锚。鲍克有一套自己的理论,来自获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就是任何一个向前迈进的决定本质上都是非理性的。于是他们在一无所有的状态下选定了发布啤酒的日期——1982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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