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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克为酒厂的名气感到陶醉。“但是，”他说，“与此同时，我知道那不是现实。当时我们的财务状况非常吃紧。我们的资金流并不乐观，酒厂不断地去要更多的投资。”[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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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企业家都知道这段讽刺的故事。在任何创业的初期，表面上的成功很重要。这可以掩饰糟糕的实际情况。你谈笑风生地跟人讲述自己如何成功，而内心深知这都是假的。最终，你得承认自己在大把亏钱。你还不得不装出自信的表情，去相信最终可以扭亏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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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莱布的书中，独立艾尔酒厂（红湖）的联合创始人保罗·希普曼反映了所有企业家创业初期时的焦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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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我现在回想起当时那座旧的变速箱商店（红湖酒厂创业时的旧址），那真是非常美妙的时期。有时，我和董事会闹别扭，或是与投资人发生问题，心情会很糟，这时我就会想回到过去创业的日子。企业家总是对他们早期在车库里的浪漫故事津津乐道，即便当时连生存都很艰难。而事情的本质是，当这个企业家真的是处在车库创业阶段的时候，他为了追求成功而产生的动力是无比强大的。因为车库阶段实在是太痛苦了，你最期望的就是从这里走出去，越快越好。所以，本质就是，那简直就是地狱。”[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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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克的成功吸引了其他想着要投身精酿啤酒事业的人，包括我的合伙人汤姆·波特，还有我自己。我们坐在老纽约酒厂的餐厅里，透过吧台后面20尺长的玻璃，看着那堆漂亮的铜制糖化锅，羡慕油然而生。那可是精酿创业人的梦想啊。1987年，莱克见了我们，他没有跟我们聊很多，但提醒我俩说，投身这门事业会让我们疯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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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没有什么兄弟情谊，也没有酿酒师联盟。”莱克说，“我要卖的货是当时市场上不存在的。超市货架上没有精酿啤酒的空间。酒吧、饭店没有留给精酿啤酒的扎啤酒头。你能找到的只有气泡十足的淡黄色啤酒。我不想与人分享我得到的公众影响力。很多想建酒厂的人要见我。而我的感觉是‘我干吗要帮他们？让他们像我一样自己去摸索吧’。”[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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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莱克对那些想见他的人收取每小时100美元的咨询费。那些掏钱的人当中，包括了码头街酿酒公司（Dock Street Brewing）的创始人杰夫·瓦尔，以及波士顿啤酒公司的创始人吉姆·库克。库克是制造业的专家，效力于大名鼎鼎的波士顿咨询集团，他认为每小时100美元的收费是合理的。库克本人在波士顿咨询公司收的咨询费是每小时250美元。库克前往莱克在曼哈顿的办公室，付了4个小时的费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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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克回忆道：“吉姆·库克是那种哈佛大学MBA的风格。他满脑子都是市场策略。他的祖父是一名酿酒师。我肯定我当时给了他奥维茨的电话号码。”[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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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克的老纽约酒厂在1987年关门歇业，离开业还不到两年。投资莱克建酒厂的前景合伙人投资公司在一个项目中下错了赌注，造成公司倒闭，这让莱克欠下了银行巨额的债务。他把新阿姆斯特丹商标卖给了F.X.玛特，之后玛特又将其卖给了一家总部在纽约的酒类经销商。莱克的酒厂关门后，新阿姆斯特丹品牌在市场上挣扎了没几年，最终淡出了公众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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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莱克对建实体酒厂表示后悔。“无论你在哪里经营，根本问题在于业务量是否能够经济、高效地产出。”他在接受《新酿酒商》杂志采访时表示，“你必须投入大量资源用于生产设备，这分散了你能用在营销和销售上的资源。”[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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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进入啤酒行业，你不一定要拥有自己的实体酒厂。”莱克说，他当初应该坚持与玛特酒厂的合约代工模式。“玛特赚到了钱，我赚到了快乐。这是我干过的最有意思的事情。但我不会再投资从事精酿啤酒生意了。”[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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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精酿啤酒的先锋创业者们，除了解决生产的问题以外，产品定价也是让人头疼的事。美泰克一开始把铁锚的终端零售价定在每瓶43美分，但很快发现定价必须比这高两倍。麦考利夫的新奥比昂淡色艾尔啤酒售价每瓶95美分。莱克的新阿姆斯特丹最早定价4.99美元/6瓶。比尔·纽曼的啤酒定价是3.84美元/6瓶，比加拿大进口的莫森啤酒便宜0.25美分。这是个理想化的定价思路。事实上，零售价是零售商定的，而不是酒厂。所有零售商都会试图把价格拉到整数。6瓶啤酒定价3.84美元看起来很不错，但纽曼没有意识到零售商对价格的控制问题。其他小酒厂当时也没有意识到。总体上，精酿先锋的酒厂都瞄准了进口啤酒的价格。这样的定价思路离未来的21世纪精酿啤酒价格还相差甚远，如今6瓶精酿啤酒的价格可以达到10美元或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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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第一代的精酿酒厂创业家向先锋一代学习了很多，尤其是莱克和纽曼。接下来的10年，数以百计的小型精酿酒厂在美国每个州崭露头角。这场革命将继续滚滚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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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酿啤酒革命 第二章 政府官员、作者、教师以及社区、组织的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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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弗里茨·美泰克挽救铁锚酒厂是20世纪60年代精酿啤酒界的标志事件，那么20世纪70年代，两次立法上的重大更新是对这个行业最具影响力的事件。我认为，那个年代的圈内人，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这些立法举措将奠定精酿啤酒革命的发展基石。但事实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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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国会通过法令，针对年产量低于6万桶（约7040吨）的啤酒厂，联邦消费税在原来每桶9美元的基础上，下调2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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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整个美国的啤酒厂数量不超过45家，其中相当一部分地区性的小酒厂都处于破产的边缘，其中包括：位于费城的克里斯蒂安施米特、位于波士顿的哈芬莱弗（Haffenreffer Brewery）、位于华盛顿的奥林匹亚酒厂（Olympia Brewing）以及位于宾夕法尼亚的匹兹堡酒厂（Pittsburgh Brewing）。美国酿酒商协会（BAA，Brewers Association of America）当时不过是一个类似俱乐部的组织，会员们每年在佛罗里达劳德代尔堡的Pier66酒吧天台聚会一次，一起喝酒，吃东西，跳舞，然后抱怨当时小型啤酒酿造行业的窘境。玛特酒厂的CEO尼克·玛特把协会比作“终极悍将俱乐部”。[1]协会主席比尔·奥谢是亨利·金的朋友。亨利是代表大酒厂利益的贸易组织美国酿造协会（USBA）的主席。美国酿造协会创立于1862年，是为了响应国会在美国内战期间征啤酒税成立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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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加入美国酿酒商协会的肯·格罗斯曼，回想起当时2美元的税收下调对行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说道：“到处都有小酒厂倒闭，我觉得奥谢去找了亨利·金，说：‘我们得做些啥挽救这一局面。小酒厂没法和大厂竞争，一直这样下去的话，全国最终将只剩两家酒厂，这真是很糟糕。’……亨利有着极强的号召力，奥古斯特·布什公司（August Busch’s）、斯特罗酒厂（Stroh’s）以及其他所有酒厂都支持这项减征2美元税收的提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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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酿造协会中，安海瑟布什（AB，Anheuser Busch）和康胜是两家最有影响力的成员。[3]亨利·金从1962年到1983年负责美国酿造协会的事务。这家全国性的协会有175名员工，其中有57名律师。在1995年的精酿酒商大会上，亨利·金在演讲中回忆道，协会录用他的时候，比尔·康胜明确了亨利·金的首要任务：“我们不需要你学酿酒，我们要你摸清楚所有和这个行业相关的法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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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这事放在了心上。奥谢找到亨利·金寻求帮助，希望能够促成减税法案。亨利·金说服了得克萨斯州的国会议员杰·皮克尔去推动这项立法。亨利·金与当时的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威尔伯·米尔斯也有一定的交情。亨利说：“我觉得我们的提案能够顺利提交上去。我们走访了麦芽厂、啤酒花加工厂、玻璃厂、纸品公司、铝铁制品加工厂，还有工会，联合他们一起向各自对应的国会议员提交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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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希望通过呼声表决的方式通过这项法律提案，这样的话，那些南方的立法委员可以避免尴尬的唱名表决，因为他们代表的地区有很多禁酒主义者。在最后一刻，一位俄亥俄州的议员要求唱名表决，导致这项提案惨败。八个月后，在一些大啤酒厂和伽罗葡萄酒家族的支持下，亨利终于促成国会通过了这项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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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福特总统受到了多方压力，包括禁酒主义组织、教会团体以及公共利益科学中心（CSPI）——一个反对酒精饮品的游说组织，也是啤酒行业的宿敌。为了促成这项法案，亨利·金求助了福特总统的一位老乡彼得·斯特罗、比尔·康胜以及奥古斯特·布什三世——他与福特总统的一名经济顾问有交情。福特总统有10天时间，选择签署通过或搁置否决这项立法。最终，他在第九天签署通过了这项减税法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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