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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销商自然不这么看。几乎所有人都热衷于自己的小小王国。这是家族生意——许多经销商已经是家族第二、第三代。他们活得很好，为什么要卖掉呢？还有，大多酒瓶管理条例设立在州的层级。在大多数州，经营权保护法保护着经销商不被大酒厂欺压。除非有充分合理的理由，不然酒厂不得随意终止与经销商的合同。无论大小，只要经销商尽职工作，就不用害怕酿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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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百威英博和米勒康胜的并购案以后，经销商的神经变得紧张起来。其他一些商业和政府的动向加重了他们的顾虑。一些小的葡萄酒商直接跨州将酒卖给消费者，妨碍了三级分销系统。换句话说，就是直接跳过了经销商和零售商。通过互联网以及UPS或联邦快递公司，葡萄酒酒厂开始把产品直接卖给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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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体系在很多州没有被严格执行。例如在纽约州，酿酒商可以自行分销，酒厂可以在自己经营的饭店里直接将酒卖给顾客。马克德蒙特（McDermott，Will & Emory）律师事务所的马克·索里尼是酿酒商协会的法律顾问，他说，三级系统是在禁酒令结束之后一个州一个州慢慢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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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酒令结束后，许多酒类管理条例的起草者支持二级制的理念，通过指定的专营法律（Tied House Laws）将零售商与批发商和生产商分开。”他说道，“不过我没有看到证据证明禁酒令结束后的早期管理制度中，有禁止酿酒商直接卖酒给零售商，或者禁止拥有他们自己的批发商。相反，即使到今天，相当数量的州仍然允许这两者中的一种或者全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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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零售商反对那些葡萄酒商直销的行为时，酒商们给出的理由是，他们的酒无法在一些州分销，因为经销商不愿意小批量进货，所以转投网络直销。而联邦法庭则裁定，那些限制葡萄酒商在一些州贩售产品的法律，是对贸易的非法限制，违反了美国宪法中的商业抑制条款（Dormant Commerce Cl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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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著名的案例是2005年格兰霍姆对希尔德的官司。联邦最高法院以5比4判定，纽约州和密歇根州的法律允许州内葡萄酒厂直接贩卖和运输葡萄酒给消费者，但是不允许他州酒商往本州卖，属于违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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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案例利用所谓的商业抑制条款，来对抗第21条修正案的第二项——第21条修正案终止了禁酒令，并赋予了每个州很高的权力进行酒类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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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项写道：“运输和进口酒类到美国任何州、领土、领地的行为，若其违反当地法律，则予以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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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主张此条款与宪法贸易条款相冲突，宪法第一条，第八项给予国会权力来“管理与外国、州之间和与印第安部落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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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及其历史背景所指的商业抑制条款基本上认为，不应存在导致州内酒类产品生产商有利于他州生产商的法律。[3]《华尔街日报》支持了小葡萄酒商的理由，称禁止他州酒商卖入本州是错误的，比如说，禁止俄勒冈州运输小酒庄的优质黑皮诺葡萄酒到纽约市，显然是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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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的一篇文章里，《华尔街日报》引用了保守主义组织“竞争力企业学会”（Competitive Enterprise Institute）的观点：“受法律保护的中间商抬高了消费者成本，威胁到精酿啤酒行业的活力，这导致微型酒厂很难直接销售啤酒给酒吧和零售店。”[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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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又一篇文章中，记者哈里·格里弗说，啤酒经销商受到了三级制度的保护，可是如果一家小酒厂想要递送六瓶啤酒给住在酒厂马路对面的消费者，那也违反了法律。在三级分销体系下，必须由经销商转手，这就抬高了价格。他补充说，密歇根啤酒与葡萄酒经销商协会在10年里花费了300万美元的活动经费，用于维护他们的受保护地位。相比之下，精酿酒商一起凑1万美元都很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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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3月，大包装商品零售商好市多（Costco）起诉华盛顿州，称好市多公司应该有权协商大包装啤酒、葡萄酒和烈酒零售的进货折扣。因为在华盛顿州，无论购买多少箱啤酒，零售商购买每箱啤酒的单价规定不能调整。打比方说，好市多购买德舒特酒厂的明镜池塘淡色艾尔啤酒，无论是买1箱还是1000箱，单价都是25美元。好市多称，一张订单卖出1000箱酒，经销商赚取了大约每箱价格的30%，收获了不正当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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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联邦地区法院裁决好市多在多起这类诉讼中获胜，允许酿酒商在华盛顿州直接卖酒给好市多。不过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Ninth Circuit Court of Appeals）2008年推翻了裁决，好市多拒绝上诉到最高法院。这是啤酒经销商的巨大胜利，因为他们恢复了国家条例，规定了统一定价，禁止了赊账，禁止了批量打折，禁止了零售商间销售，还有零售商中央仓库体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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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经销商在他们本州具有强大的游说能力，而且由于酒类饮品的多数条例都是在州的层级，关于经销和消费税的规定各州都不尽相同。经销商们通过他们各州的协会促成健全的立法，以维护他们的利益。经销权保护法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历史上，全国啤酒经销商协会是酿酒商最好的朋友——游说使联邦啤酒消费税保持在低水平；让联邦政府不要限制酿酒商的广告投入；迫使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放弃制定严苛的工人保护法律；限制其他联邦条例到最低限度。全国啤酒经销商协会还游说促成了较低的物业税，因为绝大多数成员是家族企业，业主希望把生意传递给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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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0年开始，每年春天，全国啤酒经销商协会和啤酒协会都会在华盛顿特区召开联合立法会议。超过1000家经销商和本国酿酒厂的代表蜂拥至国会山，来向国会传递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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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全国的啤酒批发商对小型葡萄酒商直销的做法，以及好市多和格兰霍姆案子的判决感到紧张。在一次调查中，经销商协会发现，压倒性多数的会员认为其在华盛顿的立法影响力应该直接集中于经销商问题上，而非酿酒商。必须采取行动，以应对那些对三级分销体制的破坏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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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发现引发了一项议案。2010年4月15日由国会提出，被称作《综合酒类管理效力法案》（Comprehensive Alcohol Regulatory Effectiveness Act，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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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立法通过，《综合酒类管理效力法案》将有效阉割商业抑制条款，彻底将酒类饮品管理下放到州一级，而当地经销商对州一级的立法机构拥有巨大影响力。议案的举证责任部分要求联邦政府证明州一级的法律区别对待了其他州，而根据州法律进行“高度有效推定”则是非常困难的。《综合酒类管理效力法案》实际上是一次经销商针对啤酒、葡萄酒和烈酒生产商的宣战。其施加的威胁让葡萄酒商、蒸馏酒商和啤酒酿造商们空前团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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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同意成为啤酒协会理事会成员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牵涉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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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小啤酒厂而言，一些隐约可见的问题，让我们同大酿酒商步调一致。自主经销权过去和现在都显得至关重要。像我这样的公司如果无法实施对自己啤酒的经销权，或是如果吸引不到一家大经销商，就可能永远无法在纽约市找到立足点。还有，我们正在努力获得州经销权保护法的豁免资格。大多小酒厂没有足够的法务预算，去上法庭证明经销商的表现不佳。要是《综合酒类管理效力法案》正式实施，许多州的经销商就会让自主经销成为非法行为，并且促使州里不再给小酒厂豁免经销权保护条例限制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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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理事会成员，我参与了相当多的会议。在会上啤酒协会理事会试图同全国啤酒经销商协会的领导们就《综合酒类管理效力法案》达成某种妥协，这些会开得既拖沓又低效。看起来百威英博的新老板不明白我们对经销商的防备。啤酒协会和全国啤酒经销商协会在芝加哥开会前的周末，有一家英国出版公司引用百威英博CEO卡洛斯·布里托的话说，百威英博理论上可以拥有在美国一半的经销渠道。这激起经销商强烈反应，使百威英博北美总裁戴夫·皮考克狼狈不堪。他代表百威英博在芝加哥会谈上花了大量时间试图平息布里托言论带来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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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经销商，你信CEO的话还是区域经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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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春天，在全国啤酒经销商协会向国会提交《综合酒类管理效力法案》提案前大约一个月，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竞争小组委员会召开了听证会，来考虑这一措施引发的问题。啤酒协会理事会主席汤姆·朗，让我代表啤酒协会出席听证会。你认为啤酒协会为何让我去提证言呢？我不仅作为啤酒协会理事会成员代表了全国的啤酒行业，还代表了小生意人、独立企业、企业家精神、大妈以及纯正美国派。我是行业需要的那张面孔。毫无疑问，我在这一问题上将提出反对经销商的论述，因为我真的觉得《综合酒类管理效力法案》对小酿酒商而言会是个灾难。听证会在司法委员会的会议厅举行，20世纪70年代初在同一个房间召开了对理查德·尼克松的弹劾会议。墙上挂着前主席的油画，包括了弹劾审讯期间的主席——来自新泽西的彼得·罗迪诺。我身后走廊里的67个游说者代表了啤酒、葡萄酒和烈酒行业。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说客。有些人我曾在啤酒协会和华盛顿特区的集会上见过，但不知道他们是谁。这是酒类饮品行业拥有强大政治力量的表现。在我演讲前，来自加州的几个国会议员表达了对该州4000家葡萄酒庄业主权利的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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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论证集中在对小酿酒商的关切上。“为了获取三级分销系统所不能提供的产品，一些葡萄酒庄和消费者发起诉讼，挑战该州的酒类法令，后者规定酒类饮品只能通过三级分销系统销售。”我说，“一小部分州的法律因具有歧视性，已被宣布无效，但大部分依然有效。这些维护法律的成本及对更多起诉可能引发的损坏三级分销体系的威胁，已经在啤酒行业的一些成员间引发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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