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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历史纪录表明早在17世纪末光荣革命时期（奴隶贸易鼎盛的一个世纪之前），欧洲流向非洲购买奴隶的贸易品中就有大约3/4为纺织品（其中大多数为英国生产）（见William J. Bernstein，2008，A Splendid Exchange：How Trade Shaped the World.pp.274-276）。英国政府和商人非常明白——就像Jan Pieterszoon Coen（一个著名的荷兰商人和军官，巴达维亚的创立者，以及17世纪早期连续两任印尼东印度公司的主管）在1614年指出的那样——“我们不可能在不发动战争的情况下开拓贸易，也不可能在没有贸易的支持下从事战争”（Stephen R. Bown，Merchant Kings：When Companies Ruled the World，1600-1900. Macmillan，2010，p.7）。大多数经济史学家都同意“作为（当时）政治和经济上最为成功的国家，英国在海外殖民地事实上的垄断地位，是其将原始工业化推向工业革命的核心前提条件”（见Kriedte，Medick，and Schlumbohm，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Industrialization.1977，p.131）。另外，经济史学家Pomeranz和Topik提出鸦片贸易“不仅使得英国取得了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同时也使其获得了对印度更大规模的顺差。没有这些盈余，英国不可能保持西方主要消费者和融资人的地位，而整个大西洋经济的成长将大幅度地减缓”（K. Pomeranz and S. Topik，2013，p.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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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关于从新古典模型角度对工业革命进行解释的努力，可见Desmet and Parente（2012），Hanson and Prescott（2002），Stokey（2001）和Yang and Zhu（2013）等。这些模型试图捕捉经济发展某些方面的重要特征，但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的，而供给能够自动创造与之相应的需求。这些模型忽视了与市场创造和劳动分工相联系的社会协调问题，忽视了市场需求对刺激供给和技术进步的重要作用，也忽视了国家意志（政府）和其他因素在市场创造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因此，这些优雅的数学模型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来说仍然是一纸空文，无法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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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章家敦，因其在过去几十年反复预测中国崩溃而闻名。类似的书和文章很多，对中国崛起的悲观预测在西方媒体中仍是主流，尽管这种预测反复失败（如，最近的一篇文章出现在美国2015年3月2日的流行双月刊《国家利益》上，题为“大限：迎接中国的崩溃”，参见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doomsday-preparing-chinascollapse-1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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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印度新任总理莫迪承诺“使21世纪成为印度的世纪”。印度能成功吗？需要具备什么条件?（见接下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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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考R. Allen（2009），D. Acemoglu and J. Robinson（2012），G. Clark（2007），D. Landes（1999），R. Lucas（2003），D. McCloskey（2010），J. Mokyr（2010），I. Morris（2010），D. North（1981），K. Pomerranz（200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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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重商主义是一种把国家的繁荣和强大建立在商业和制造业基础上的“经济民族主义”。它试图通过限制制造品进口、鼓励制造品出口而使国家富有。简而言之，它强调并推动制造业而不是农业，推动商业主义而不是重农主义。然而，大多数重商主义文献只把它看作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形式和对外汇储备的盲目崇拜，而忽视了它重视商业与制造业的核心论点。一个仅仅依赖农业的经济无法受益于重商主义和外汇积累。但一个试图建立在制造业之上的国家却可以从重商主义中大大受益，因为制造业能促进劳动分工，形成规模经济。在16～18世纪的欧洲，重商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原型与开启英国工业革命的关键步骤，其历史重要性不容忽视。事实上，不像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1841）那样，古典经济学家们，包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在内，很少重视重商主义固有的促进制造业的思想。重商主义对经济发展影响的一个例子是19世纪基于“美国体制”思想的美国工业革命。“美国体制”是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55-1804）在1791年构想的突破美国传统农业“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并在整个19世纪获得美国政府积极落实，让美国制造业和对外贸易赢得了与英国的全球竞争。“美国体制”包含几个相辅相成的部分：高关税保护和促进美国北方新兴制造业；建立国家银行促进商业、稳定货币并控制私有银行的风险；维持公共用地的保护和垄断高价，以获得联邦收入；对道路、运河与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规模补贴以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即通过关税和土地销售来获得政府融资。张夏准（2003）《富国的陷阱》一书中有许多关于重商主义及它在西方经济发展中的历史角色的例子。然而问题在于，许多拉美国家在20世纪中叶也采用了多种形式的重商主义（例如，进口替代工业化）但遭到惨败。这成败的原因正是本书要探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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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考“李约瑟之谜”的大量文献与最近彭慕兰（K. Pomeranz，2001）关于东西方“大分流”的著作。对于“大分流”问题的争论和介绍性文献，可参阅Bishnupriya Gupta and Debin Ma（2010），“Europe in an Asian Mirror：the Great Divergence”，和Loren Brandt，Debin Ma and Thomas G. Rawski（2012），“From Divergence to Convergence：Re-evaluating the History behind China’s Economic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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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基于“榨取性”与“包容性”二分法的制度经济学理论，参考Acemoglu and Robinson（2005，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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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英进行了两次鸦片战争（分别在1840年与1860年左右）。在两次战争中，英国依靠其强大的海军力量，摧毁了中国禁止从英印度进口鸦片的努力。英国输出鸦片是为了平衡其由进口中国丝绸、茶叶造成的巨额贸易逆差和银储备损失。因为没有工业化，中国两次战争都失败了。在20世纪末，工业化的美国靠超级军事实力和国家渗透赢得对拉美毒贩的战争，成为历史上唯一赢得国际有组织贩毒（鸦片贸易）战争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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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技术重要。尽管南美印加农民数量是西班牙士兵的几百倍，配备枪炮、病菌与钢铁的西班牙士兵轻松击败了无组织的印加农民。然而，赢得战争或征服一个农业国，需要的不仅仅是技术。工业化使国家具备人力组织资本与后勤能力，以保障组织军事力量并源源不断地供给战争所需的后勤经济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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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由于清政府在中国现代化与应对外来侵略中半世纪之久的努力高度无效，革命因而发生。对清王朝统治的民族怨恨也加速了革命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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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包容性的共和政府甚至接受共产党员。比如在1920年代，年轻的（共产党领导者）毛泽东曾经成为共和政府的高级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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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在1949年，中国农民占总人口的份额仍高于90%。人均收入自1860年起变化不大。平均预期寿命仍为30～3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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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参见张纯如，《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西方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录和资料，参见http://www.nanking-massacre.com/rape_of_nanking_or_nanjing_massacre_1937.html和http://www.csee.umbc.edu/～kunliu1/Nanjing_Massacre.html，及其中提到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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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确切而公平地说，每次尝试都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不足以引爆工业革命。例如，在第三次尝试中，中国建立了基本（尽管高度亏损）的工业体系。工业高度依赖来自农业重税的政府补贴。然而，农业生产率显著提高（除了“大跃进”期间），预期寿命由1949年的35岁显著提高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68岁。婴儿死亡率由25%大幅削减到4%，中国人口疟疾率由5.5%下降到0.3%。毛泽东时期的工业化建设和农村合作化运动对于邓小平时代引爆工业革命的意义会在以下章节继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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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与埃及等非洲国家应该很熟悉这些周而复始的“启动—停止—再启动—再停止”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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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英国人口在1810年约1000万，美国人口在1890年约6000万，中国人口在1980年是10亿，在1995年达到12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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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见http://www.gatesnotes.com/About-Bill-Gates/Concrete-i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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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对于这一点，广大非洲人民深有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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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Acemoglu和Robinson（2012）把中国的增长奇迹归因于其严重的落后及与前沿工业国巨大的技术差异（即所谓后发优势）。但所有发展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与挥洒在“为什么国家失败”问题上的墨水，都是为了解释为什么落后国家尽管落后却无法实现增长；为什么中国却在1978年之后神奇地获得了（释放出）这种“后发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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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Gerschenkron（1962）认为由于工业的规模与技术复杂性持续增长，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越来越依赖中央政府的帮助与强大的制度工具，以调动产业融资来赶上发达国家。他这种关于政府作用的观点是对的。然而，他认为追赶的方式是通过国家银行全力扶持现代高效前沿技术，建立现代重工业，并全方位推进工业化。这个建议是不正确的和本末倒置的。这一发展战略不仅仅是违背了林毅夫讲的“比较优势”，而且违背了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受制于市场规模”这一古典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但是亚当·斯密忽视了创造市场的巨大社会成本，国家意志和政府在创造市场中的关键作用，和“市场本身是一个最基本的公共产品”这一根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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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美国总统奥巴马2015年“衣锦还乡”访问非洲时，站在中国修建的大楼里重点强调非洲的同性恋权利，却不谈贫困的非洲人民在被欧洲殖民者掠夺几百年后，仍未在衣食住行方面获得基本制造能力的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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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见B. Naughton（1995）和吴敬琏（2005）对中国改革过程的描述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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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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