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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见http://www.gatesnotes.com/About-Bill-Gates/Concrete-i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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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对于这一点，广大非洲人民深有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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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Acemoglu和Robinson（2012）把中国的增长奇迹归因于其严重的落后及与前沿工业国巨大的技术差异（即所谓后发优势）。但所有发展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与挥洒在“为什么国家失败”问题上的墨水，都是为了解释为什么落后国家尽管落后却无法实现增长；为什么中国却在1978年之后神奇地获得了（释放出）这种“后发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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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Gerschenkron（1962）认为由于工业的规模与技术复杂性持续增长，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越来越依赖中央政府的帮助与强大的制度工具，以调动产业融资来赶上发达国家。他这种关于政府作用的观点是对的。然而，他认为追赶的方式是通过国家银行全力扶持现代高效前沿技术，建立现代重工业，并全方位推进工业化。这个建议是不正确的和本末倒置的。这一发展战略不仅仅是违背了林毅夫讲的“比较优势”，而且违背了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受制于市场规模”这一古典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但是亚当·斯密忽视了创造市场的巨大社会成本，国家意志和政府在创造市场中的关键作用，和“市场本身是一个最基本的公共产品”这一根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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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美国总统奥巴马2015年“衣锦还乡”访问非洲时，站在中国修建的大楼里重点强调非洲的同性恋权利，却不谈贫困的非洲人民在被欧洲殖民者掠夺几百年后，仍未在衣食住行方面获得基本制造能力的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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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见B. Naughton（1995）和吴敬琏（2005）对中国改革过程的描述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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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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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第二章 中国引爆工业革命的关键步骤和“诀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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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粮食安全和马尔萨斯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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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几千年“榨取性”体制的负面形象存在已久，但是中国历史上并不缺乏大规模创新和技术变革，甚至在晚清时代和“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年）也是如此。但是，这种历史性的技术进步主要发生于农业部门，因此这种进步很快转变成大幅度的人口增长，而不是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例如，在1500—1900年，中国的人口从1亿增长到4亿，翻了4倍。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快速的农业耕作方式和技术的创新，部分原因是新获得的可耕土地。在毛泽东执政时期（1949—1976年），尽管可耕地没有增长，但是农业生产率的飞速提高使得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从35岁上升到68岁，总人口从6亿上升到10亿。但是，人口的增长抵消了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人均消费水平并没有增加。更重要的是，虽然灌溉系统和农村交通、卫生条件有重大的进步，但是粮食收成仍然受干旱、涝灾以及其他自然和地理因素的强大制约，因此农村收成和粮食消费的波动性非常大，靠天吃饭问题没有获得根本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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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老百姓“选择”通过增加人口来吸收不断增长的农业生产力，而不是通过大量的财富积累变得更加富裕，像17、18世纪的英国或者18、19世纪的美国那样？这是一个对新古典经济学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参见Lucas，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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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消费品：几天不消费，人们便会饿死；但是肚子一旦填满，食物的边际效用很快降为零。因此，除了对预防自然灾害导致的粮荒有一定作用，以积累很多的食物作为一种财富所产生的效用非常小。况且食品的可储存性也很差。当然，作为能够生产农作物的土地很有储存价值，但可惜土地供给是有限的和不可再生的。因此随着人口的增长，人均土地拥有量是不断下降的。[1]而且，当生产力受限于原始的手工作坊生产模式时，制造业产品非常昂贵和稀缺，需要投入大量劳动时间，因此用大量粮食来大面积交换手工制造业产品并不是一个积累财富的可行选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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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处理因农业生产力提高带来的过剩食品呢？在这样一个自给自足的以家庭为组织单位的农业社会——没有工厂、汽车、高速公路和商场，没有酒吧、舞厅、旅游胜地和酒店，没有很长的寿命（只有30～40年）的情况下，额外的食物能够带来的最欢乐和功利的回报是什么？当然是生育孩子。在这种环境下，用额外的食物去养更多的孩子（像动物世界一样）是合理的且是最优的个体选择。这就是马尔萨斯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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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社会则不一样，大量的劳动力被分配去生产一系列的工业消费品——诸如地毯、窗帘、布匹、毛巾、衣服、帽子、靴子、袜子、床、柜子、凳子、沙发、椅子、桌子、锅、碗、瓢、勺、玩具、香水、化妆品、耳环、项链、首饰、纸张、铅笔、相机、计算机、手机、电子产品、微波炉、冰箱、洗衣机、CD、电影、自行车、汽车、飞机、书籍、杂志、医药、卫生、娱乐、服务、游泳池、公寓、房屋，以及你可以列举的所有与生产这些消费品相关的中间产品和机器设备与化工材料。每一种物品之下又有几十或上百个品牌可以选择。[3]人们通过积累大量的耐用消费品或其代表符号的金钱、股票、股权、债权等金融债权而变得更加富有。在人类历史上，金钱第一次不再仅仅是已有物品的交换媒介，金钱还是未来将要生产和发明的未知物品的符号或索取权。“未来”是可以在当下进行交易的（比如期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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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正是因为在18～19世纪的英国“顺应”国内外市场的开拓与扩大，“发现”了如何批量生产日益繁多的消费品（从各种纺织品开始）的技术和制造能力，工业化最终改变了人们的消费偏好，把人们（尤其是草根阶层）对于生孩子的激情转移到了对于工业消费品的激情，促成了从积累人口到积累物质财富的历史性转变。这个发现促成了英国对马尔萨斯陷阱的终极逃离，冲破了“边际效用递减法则”对人类的束缚。毕竟，在工业革命时期，年轻一代的广大消费者很容易发现，在人们可以享受、消费和占有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中（包括情感和爱），孩子和农产品其实可以只占很小的一部分，而且是可以被逐渐替代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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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边际效用递减法则意味着当同类商品（比如农产品和小孩）的“消费”量达到一定程度以后，追求消费品种类的多样化要优于追求同种商品的更多数量。[6]当可供消费者选择的消费品种类急剧上升时，人口不一定随收入的增加而减少，但一定不再像以前那样达到与收入增长同步的速度，而是会低于收入增长速度，因为额外的收入会用来购买多样化的新型工业消费品而不是简单用来增加人口这种单一“消费品”。况且为了满足这种日益扩大的需求，人们必须付出更多的劳动时间，因而推迟结婚和生育年龄。因此，在19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时期，伴随着工业品价格迅速下降和工业品种类迅速增多，随着对劳动力需求的不断上涨和工资的提高，人们有能力购买更多更丰富的物品时，市场的扩张促使更多种类和数量的耐用消费品的大批量生产，从而遏制了一般家庭对多个小孩和简单农产品的原始需求。这使得马尔萨斯陷阱最终一去不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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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边际效用递减法则只适用于消费的数量，而不大适用于给定量下的消费的种类。因而在消费篮子里增加新的消费品种是打破边际效用递减诅咒并逃离马尔萨斯陷阱的不二法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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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工业革命不能仅仅理解为对同类工业品数量供应上的生产力的急剧增加，而更应理解为对物品多样化的供给上的生产力的飞跃。工业革命所创造的商品种类和数量远远胜过农业社会依靠大自然所能赐予的种类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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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的两大主要推动力，一是以需求主导和激烈市场竞争推动的规模化批量生产，二是以需求主导和激烈市场竞争推动的消费品种类的快速创新和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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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品生产也意味着人们的社会经济关系和劳动组织结构的巨大变化。工业生产的新模式大大地延长了劳动时间（因为厂房内的劳动时间再也不受天气和季节限制），但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非常依赖于劳动分工，即不同人之间的团队合作和相互协调。简言之，工厂的工作“是为有纪律、认真、专注的劳动大军设计的。产品流经很多人的手，每一个人都有不经心就会破坏最终产品的大多数价值的能力。每个工人的错误率必须保持很低，以保证这种集体工作程序的成功。”（Gregory Clark，2007，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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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通常犯的一个错误，是用指责落后国家劳动力素质的低下和缺乏人力资本来解释为什么这些国家落后和无法实现工业化，因而提出应该先花钱办学校。但是，他们把因果关系搞错了。这些国家劳动力素质低下，是因为缺乏市场需求来为基于劳动分工的企业提供盈利机会，因而缺乏在实践中训练劳动大军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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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重点强调的是，这种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上的严密的工业组织的革命性变化，并不单纯是由产品供给方的少数天才企业家发明创新的结果，而是一种大众化运动，是广大草根阶层（农民企业家、工匠和商人）为满足不断扩大的工业品市场需求而谋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没有巨大的市场、大众充足的购买力和及时投递消费产品的商业运输渠道与原材料供应网络，即使发明了规模化批量生产的技术（比如珍妮纺纱机），任何农民、工匠或企业家都不敢贸然投资和大幅增加超过自身消费需求的物品供应。不同地区的成千上百万的企业家、商人和消费者必须同时协调好专业化的批量生产、批量分配和批量交换的大规模活动。而这有赖于大规模的规范化的市场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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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基于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规模化批量生产方式，有赖于大市场的出现，而大市场的建立需要整个社会付出前所未有的协调成本和努力。这些成本最初是由那些追逐超级利润的大批商人阶级承担，但最终是由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上的整个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来支付的。因此，一个庞大的、有组织的、无暴力的、讲信用的统一市场的存在，是规模化大批量生产方式和劳动分工的前提条件。那些没能成功创造出一个能支撑规模化生产方式的、政治上稳定的、统一大市场的国家，只能永久停留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水平和马尔萨斯均衡上。无论联合国、IMF、世界银行和发达国家如何援助和提供基金支持，如何搞“茉莉花”革命和“阿拉伯之春”，这些国家也无法实现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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