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986927
1703986928
需要重点强调的是，这种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上的严密的工业组织的革命性变化，并不单纯是由产品供给方的少数天才企业家发明创新的结果，而是一种大众化运动，是广大草根阶层（农民企业家、工匠和商人）为满足不断扩大的工业品市场需求而谋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没有巨大的市场、大众充足的购买力和及时投递消费产品的商业运输渠道与原材料供应网络，即使发明了规模化批量生产的技术（比如珍妮纺纱机），任何农民、工匠或企业家都不敢贸然投资和大幅增加超过自身消费需求的物品供应。不同地区的成千上百万的企业家、商人和消费者必须同时协调好专业化的批量生产、批量分配和批量交换的大规模活动。而这有赖于大规模的规范化的市场的建立。
1703986929
1703986930
因此，基于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规模化批量生产方式，有赖于大市场的出现，而大市场的建立需要整个社会付出前所未有的协调成本和努力。这些成本最初是由那些追逐超级利润的大批商人阶级承担，但最终是由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上的整个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来支付的。因此，一个庞大的、有组织的、无暴力的、讲信用的统一市场的存在，是规模化大批量生产方式和劳动分工的前提条件。那些没能成功创造出一个能支撑规模化生产方式的、政治上稳定的、统一大市场的国家，只能永久停留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水平和马尔萨斯均衡上。无论联合国、IMF、世界银行和发达国家如何援助和提供基金支持，如何搞“茉莉花”革命和“阿拉伯之春”，这些国家也无法实现工业化。
1703986931
1703986932
工业消费品（比如纺织品）极大的收入（价格）弹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从以家庭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到基于工厂体系的工业批量生产的这种史诗般的革命性转变。这里首先要区分什么是必需消费品（比如粮食），什么是对收入具有弹性的工业品（比如纺织品）。这个区别能够告诉我们，如果有剩余（财富、劳动力、时间等），什么是普通家庭下一步重要的消费品。[8]想想人类生存的一些简单事实：和粮食不一样，人们可以在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一辈子不消费某些工业品，也不会立即死去。但是这类工业品却“多多益善”，即过多地消费这些商品也不会给人带来危害——但粮食不一样，少吃多吃都会死人。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多数工业品是收入弹性很大的消费品，也就是在决定是否购买工业品时，在时间和数量上都是灵活的和可以延迟消费的。而食物则是收入弹性很低的消费品：我们每天必须进食，但是肚量有限（“一饱百饱”）。由此想起历史上的一些简单事实：如果中国政府在1959年的“大跃进”时期能分配稍微多一点劳动力到粮食生产（和收割）部门（且为歉收留点余地），而不是都去大炼钢铁，中国的大饥荒可能会避免。这就是因为食品需求是刚性的，而钢铁不是粮食的替代品，而且粮食不能在一年的任何时候和季节生产。也就是说，不仅粮食需求是非弹性的，粮食供给也是非弹性的。[9]
1703986933
1703986934
所以，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不危害粮食安全的同时，使一个农业社会可以用有限的劳动力去提供数量和种类都不断增加的新消费品？注意，农民在自给自足的社会里每天必须持续劳动十几个小时以维持生存。在这种社会里，农闲时间和消费水平都是由天气和季节决定。干旱、水涝、疾病、饥荒、掠夺、战争是农业社会的常态。
1703986935
1703986936
工业革命首先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停止在农业部门工作，并开始在工厂里生产工业品。粮食安全风险使得这样的劳动力重新分配是不可行的，除非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同时提高。这样的话，便可以用更少的劳动力在土地不变情况下生产同样多的粮食，从而让更多人口能在工厂工作。[10] 1959年的中国地方政府在分配3000万～5000万农民（占农村人口的10%～20%）去大炼钢铁时[11]，可能就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中国政府高估了在农田从事大规模组织化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忽略了原始农业生产缺乏规模效应这一事实，低估了土地的边际产量对劳动力投入的迅速递减，从而导致在1960年和1961年的严重粮食短缺和饥荒。[12]
1703986937
1703986938
然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1978至1988年间，中国每年“分配”3000万至9000万的农民去当地乡镇企业工作，却没有遭受粮食短缺，也没有从国外进口粮食。在那十年间，中国农村的工业品产量增长了整整15倍！这与卢卡斯（Lucas 2003）和McCloskey（2010）所说的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200多年间世界人均收入的惊人和神秘增长是同样巨大的。而在下一个十年，中国农村工业将会出现更惊人的爆发式增长。
1703986939
1703986940
然而，即便在首个10年的高速增长后的1988年，中国在没有破坏粮食安全情况下就已经成功地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13]中国是如何做到的呢？打破粮食安全和马尔萨斯陷阱诅咒的秘诀是什么呢？
1703986941
1703986942
1703986943
1703986944
1703986946
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第二节 原始的农业革命
1703986947
1703986948
农业生产（包括传统和现代的）总是比较特殊的。它不需要大规模团队工作和超越家庭成员的合作来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14]也就是说，它对劳动分工的回报率有限，对大量劳动力协作的边际收益非常低，与亚当·斯密描述的别针厂，19世纪晚期英格兰的劳动力密集型大规模纺织厂，以及20世纪美国早期的福特汽车装配生产线不一样。这是因为农产品的生产主要靠天，靠大自然。作物生长完全是由植物的自然生物周期决定，不可能随意分成很多中间阶段或中间产品来“揠苗助长”，实现规模化生产。换句话说，作物生长是土地密集型，对大自然（天气、季节和日照）是很敏感的，所以它对劳动投入的边际回报迅速递减。
1703986949
1703986950
因此，1958年把农业生产组织成大的企业单位或者是由成千上万人组成的公社来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想法是一个非常大且非常愚蠢的错误。当时提出“食堂”概念也是以为这样可以提高人民公社规模化作业的效率。[15]因为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农民个人努力之间缺乏很强的互补性，一旦组成巨大的生产单位，搭便车的道德风险问题就很容易在大型团队工作组织形式下和个人责任分不清的情况下产生。甚至在西方工业国家的发展历史中，农业一直都是实现现代化（即工业化和机械化或用重机器设备规模经济化）的最后一个产业部门，而不是第一个产业部门。例如，美国到20世纪40年代才实现完全成熟的机械化耕作，与它在19世纪中期就实现了纺织业的机械化形成鲜明对比。
1703986951
1703986952
虽然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制度可以自然避免1958年大办人民公社的错误，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它们可以自动解决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以及引发中国的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自由市场和土地私有制既然并没有在清朝和民国时代引发中国的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为什么就会在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突然做到呢？[16]因此，“大跃进”的根本性错误并非土地所有制问题，而是“企业组织”问题。不明白这一点就无法解释非洲的贫困陷阱，也无法揭示中国工业革命的秘密。
1703986953
1703986954
邓小平1978年开启的改革促使地方政府和农民大胆实践，推倒了大型耕作单位，在不改变土地公有制情况下，实行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承包责任制以提高农业生产率。这是非常英明正确的一步改革。但是，这个改革不过意味着回到新中国成立前的生产模式，为什么它就会在中国触发一场农业革命呢？如前所说，在清朝和民国时代，农业生产也是以家庭为单位，但是中国并没有实现农业的自给自足或打破粮食安全和马尔萨斯陷阱的诅咒。[17]
1703986955
1703986956
不同之处在于，邓小平治下具备的三个要素是清朝和民国时代缺乏的。清朝和民国时期并不缺乏私人财产权和自由市场，但缺乏：（1）农民在产品分配上对剩余产品的所有权（即剩余索取权）；（2）农村灌溉系统和农村与城镇之间公共道路的网络（这种基础设施的缺乏导致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耕作在清朝和民国时代的低生产率和高风险，因为它导致农业收成对干旱和自然灾害的极度敏感）；（3）对多样化农产品有大量需求的大市场和能够大量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农村原始工业（将在后面详细分析这个问题）。
1703986957
1703986958
首先，在“大跃进”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约30年间（1949—1977），中国政府不断组织农民为广大农村建立了基本公共灌溉系统和地方性的交通运输网络。这些因素促进了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生产力的大大进步，也导致了在邓小平农业改革时期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生产方式下的劳动生产率的有效提高，虽然这一时期土地仍然是集体所有。[18]
1703986959
1703986960
其次，在邓小平改革下，虽然土地仍是公有或集体所有，但是农民更有动力去努力工作，因为回报（真实的金钱所得）是与个人努力相联系的。农民有15～30年的土地租赁合同，可以有很大的自由根据市场需求决定种植什么作物，什么时候工作以及工作多久。土地生产率变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壤和种植农作物的类型。这个新的“制度”安排允许农民根据土壤质量和类型以及相应市场需求，进行合适的多样化作物种植，以实现产量最大化。
1703986961
1703986962
再次，非常重要的是，在邓小平新的激励机制设计下，农民成了在满足政府的生产配额后的剩余产量所有者（即有剩余索取权）。因此，他们工作更努力，工作时间更长，还可以充分利用晚上和季节性空闲时间。妇女和孩子也是农业劳动力很重要的一部分，他们可以为家庭做副业工作，如养猪和织布。
1703986963
1703986964
这其中的一些要素也出现在清朝和民国时代。然而，很重要的不同在于，虽然在清朝和民国时代，土地是私人所有（地主所有），但是农民没有自由裁量权和动力去创业，因为他们不是土地生产剩余所有者，没有剩余索取权。他们就像是在公司里挣最低工资，资本家（地主）才是剩余所有者。然而，在邓小平的改革下，虽然农民并不拥有土地（只是租给他们），但是他们可以在满足政府具体配额后索取剩余、自由安排土地（除了暂时不能买卖土地和配额）。在没有进行土地私有化的情况下，这种新的“制度”安排足以为农民提供足够的激励去有效耕作、追求利润、创业和创新。[19]
1703986965
1703986966
最后，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地方和全国农产品市场的建立，使农产品专业化和商业化（即在农业部门的初级劳动分工和区域分工）变得有利可图，其风险（市场需求不确定性）大大降低。[20]
1703986967
1703986968
所有这些因素导致在1978年改革后的最初几年，中国农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21]
1703986969
1703986970
由于这场原始（初级）的农业革命，中国农业总产出出现显著且稳定的增长。例如，农作物产量仅在1980年就出现了超过20%的永久性增加。[22]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如果按照清朝和民国的粮食产量和出生率关系推算，1980年农业产量20%的永久增长本可以用来支持额外2亿个婴儿[23]，但是这额外的几亿新人口并没有出现。原因之一是在1979年中央政府实施的一胎政策。另一个原因是一场乡村工业化革命正在蓬勃展开，它将为农民提供一系列数量和种类都不断增加的消费品（以及就业机会）来替代生养孩子在效用函数（生命的经济回报）中的中心地位。[24]
1703986971
1703986972
1703986973
1703986974
1703986976
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第三节 农村地区的原始工业化
[
上一页 ]
[ :1.70398692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