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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观点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当今世界的所有农业国家。希望依靠一个自由放任的市场发酵过程来开启工业革命就算20世纪以前可行，现在也已经不可行了。这个自然的市场发酵过程是一个非常缓慢和崎岖的过程，花费了老牌工业强国几个世纪的时间，甚至是在国家大力支持和重商主义政策保护下才完成的，而且还是在掠夺性殖民政策和奴隶贸易的基础上。但是，由国家和地方政府积极领导下组织农民完成的市场发酵（像中国那样），在当今战后的和平秩序下，是实现在不发达农业国快速工业化的一个更好的方式，且可能是唯一可行的方式。[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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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乡镇企业繁荣，与英国工业革命前（1600-1760）发生在乡村的原始工业化之间有本质的逻辑联系。中国政府地方官员同英国商人在建立自由市场和其支柱——社会信任——方面，在帮助创造大量的原始工业企业方面，都发挥了同样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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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谜团也许不再是中国为什么会在1978年后突然开启了一场乡村原始工业化运动，或为什么在这场对西方人和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来说很不起眼的运动后中国走上了工业化的坦途。而是为什么这个运动没有像史上英国那样在更早之前的中国历史上发生，比如在具有很好私有财产权保护的清朝和民国时代？[62]这个谜团的答案现在很清晰：中国清朝和民国时代缺乏国家统一意志和战略眼光去引导商人为广大的乡村工业和城市作坊创造一个深厚的国内国际大市场，尤其是纺织品市场和全球棉花原材料供应链。大市场和市场创造者（商人阶层）的缺乏只有通过强大的重商主义政府（如日本明治时期政府）亲自领导并参与的自下而上的商贸和制造业活动来完成。这就需要统一的国内市场并挖掘广大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来就地参与制造业活动和国际贸易，哪怕是原始制造业。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政府恰恰做到了这一点，纵然没有进行制度经济学派强调的所谓“光荣革命”式的“包容性”民主政治制度和现代西方产权与法律体制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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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第六节 中国式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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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一个落后农业国是否采纳“中国模式”开启工业化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处理腐败和官员激励机制（奖励）问题：具体地说，就是如何奖励（回报）大量基层政府官员为工业化所提供的“中间人”服务？在完成了他们作为“公共商人”的历史任务后，他们是否应该退出，何时退出，以及如何退出这一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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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为止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方式很值得研究，而且它仍然处在探索过程中。但是，首先让我们想想历史上其他国家政府领导人从为自己祖国服务中获得过什么奖励和回报。乔治·华盛顿和亚伯拉罕·林肯为美国的强大所付出的服务受到过什么物质奖励和经济回报？邓小平为中国的强大所付出的服务又受到过什么奖励和回报？同样的问题可以问日本的伊藤博文、韩国的朴正熙、新加坡的李光耀等许多为他们自己的祖国强盛而效劳服务的领导者。[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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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然可以假设这些领导人受崇高思想和民族主义精神所激励，而不是只贪图自身利益和个人所得。但这样的思考方式超越了当代西方经济学对人的经济行为的基本假设。因此暂时避开是否存在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对社会、家庭无私奉献问题不谈，政府官员的腐败也是现实生活中的普遍现象和经济发展模式设计时应该考虑的严肃问题。当政府官员深深陷入商业活动中，就必然会发生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和模糊不清问题。因此不可否认当今的中国腐败很猖獗，正如所有发展中国家，如印度、菲律宾、墨西哥、乌克兰，甚至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美国一样。[64]然而，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进入攻坚阶段，以至于反腐不仅成为可能也成为必然，否则会极大影响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进度和速度，甚至掉进中等收入陷阱，就如所有成功工业化国家当年遇到的类似情形一样（比如1990年代的韩国和20世纪初的美国和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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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回顾改革开放35年的发展历程，中国政府官员的腐败有一个明确的形式：政府官员积极创造市场并向市场参与者提供高效中间人服务，虽然也接受回报——即获取提供服务的费用（寻租）。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这种寻租行为充满了“激励相容”问题和“利益冲突”问题，但显然比制度经济学所认为的“榨取制度”的社会效率高很多。中国的各级地方官员这种与腐败牵扯的、独特的却富有创造性的角色很可能也是西方学者和制度经济学家疑惑、误解以及低估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65]中国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发明”了一种新的政治“机制”和为社会发展提供公共服务的形式与手段。裙带资本主义和官本位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常见现象，但是它并不是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能够起到关键作用的本质。确实，正如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重商主义政府有很多方面涉及裙带资本主义，但是它并不是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以来发挥的最关键作用，也没有抓住中国政府行为中的高效和创新元素。[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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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政府在中国经济起飞中发挥的作用，我们必须把经济发展放在一个“如果没有国家的积极参与，经济便不可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框架下来考察。18～19世纪的英国是如此，19～20世纪的美国和日本是如此，当今的中国也是如此。因此，真正的“发展政治经济学”问题，是政府应该如何参与，而不是政府是否应该参与的问题。在福利国家（如当今的美国和欧洲），政府并没有退出国民经济，但其主要作用发生了变化，更注重对收入进行再分配，或者说解决如何瓜分经济蛋糕问题。但是，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政府的主要作用应该是通过创建市场要素（包括社会秩序、社会信任、基础设施和商业网络）把蛋糕做大，使广大穷人有动力、有机会、有工具、有组织去创造蛋糕。因此，越是经济的发展初期，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就越难界定，因为所谓“公共产品”的定义本身在发展初期很难界定（比如市场和很多具备“外部性”的交易活动本身就是基本公共产品）。[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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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不只是控制暴力和提供社会秩序的工具（North and Wallis，2009），它还应该是发展中国家消除或克服市场失灵、解决市场缺失和市场创造者缺失的工具和强大社会力量。一个统一的国内商品市场、劳动市场和金融市场无法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中自然产生，并不总是由于“榨取性”政府的既得利益，而是因为建立这些市场所面临的巨大的社会协调成本和投资。因此，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市场缺失问题，反映更多的是政府（国家能力）缺失问题：把大量以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家庭手工作坊，转化为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专业化大企业，需要克服巨大的社会协调成本。这个成本，在没有一个强大的商人阶层来克服的情况下（如16～19世纪的欧洲和英国那样），只能够通过国家意志和政府的帮助来解决。靠引进少数资本密集型企业或大的国际公司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工业化。中国（继日本、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奇迹之后）再次向世界展示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如何通过积极的市场创造和全球市场开拓来快速引爆工业革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企业成长和商业繁荣，意味着更多的是政府失灵（或国家能力缺失），而不单是市场本身失灵（或市场缺失），更不是由于缺乏普选式民主和公民投票。[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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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许多地方政府和村镇官员，一方面按照邓小平式的服务型领导风格行事，另一方面也按照“见利忘义”的商人风格行事[69]：他们有决断、有权力也很有必要根据当地经济条件（如自然禀赋和比较优势）发展当地经济和设计发展政策。他们有动力一年工作差不多365天，去吸引外部投资、建桥、修路、协商银行贷款、提供当地商业信息、把握跨地域经济洽谈、建立工业园区、组织与外面世界建立贸易关系的商业展览、解决商业争端、为企业进入安排土地，等等。当然，很多人也从这种公共服务中接受或追求由企业甚至是跨国公司支付的贿赂和佣金。把他们的工资收入同他们对社会的贡献相匹配是政治上不现实和经济上不可行的。[70]但是，他们在毛泽东建立的政治体制下和邓小平开创的实用主义观念下，作为市场创造者（市场发酵的酶和酵母）所付出的辛勤和创造性的工作，却让中国将16～18世纪英国长达两三百年的“自然”的市场发酵过程缩短到10年（即1878—1988）。如果包括毛泽东的农村合作化时期，也不超过40年。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中国证明了有为重商主义政府领导下的经济超高速发展是一个可以实现的合理模式，并非乱碰乱撞出来的偶然结果。[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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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外国领导人20世纪80年代中期访问中国时，问为什么在1978年改革后，中国经济发展如此好、如此快[72]，邓小平回答说秘诀就是乡镇企业：“中国每年有700万十七八岁需要就业的人口。怎么办？我们找到了路子，就是发展乡镇企业经济。”“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乡镇企业每年都是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率，持续了几年，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乡镇企业的发展……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73]……这个政策取得了这样好的效果，使我们知道我们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这是我个人没有预料到的，许多同志也没有预料到，是突然冒出这样一个效果。”[74]邓小平在回答中有点太谦虚。他没有提他本人、中央、地方和村镇政府官员在乡镇工业快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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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腐败或政府官员深深介入地方经济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公共基础设施的过度投资。中国地方政府在升迁和跨地区间竞争压力下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时（或寻租时）出现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当地基础设施的过度建设，譬如“鬼城”现象和“不通向任何地方的空路”现象。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政府官员干脆把上面的拨款或世界银行贷款直接装进个人腰包、什么都不做的腐败相比，是有本质区别的。[76]并且一般说来，这种过度投资问题必须额外加以小心说明：市场力量也往往产生过度投资，包括对基础设施的过度投资。正如在资本主义国家反复表现出来的、由过度投资和信贷导致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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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美国铁路建设热潮就是一个典型例子。19世纪，在巨大天然垄断利润前景的驱动下，美国各个铁路公司为了在交通行业获得足够市场份额，以非常激烈的速度竞争修建铁路。结果，“其中最大的十三条铁路线的里程在1865年到1880年期间增长了6倍，仅在1870年和1876年的6年间就增长了两倍……大干线是竞争最激烈的地方：这些公司经常过度铺设铁路线路并从事毁灭性的价格战争。例如，在1880年代，仅在圣路易斯和亚特兰大之间就有20条铁路线相互竞争”。（Francis Fukuyama，《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2014，英文原版p.16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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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第七节 发展的规律、教训和中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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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发展中国家，即使有过吸引海外直接投资的巨大努力，并在主要城市建立了“高效”的现代制造产业，比如汽车装配线，却仍然无法开启工业革命。究其原因，是因为它们严重忽略了工业革命的最初“胚胎发育”阶段——原始工业化阶段，那也是中国特色的乡镇企业繁荣阶段。许多国家都是仓促地在大城市中建立起现代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也在贫民窟堆积的城市搞一些现代交通设施，而不是在草根民众和广袤乡村中从事看似原始的农村工业化的努力。[78]这样的Gerschenkron（1962）式的工业“大跃进”使许多国家的工业革命昙花一现。例如，罗斯托（Rostow）在20世纪60年代曾贸然地指出中国和印度已经处在经济起飞的门口。原因在于他看到了快速的工业增长率以及超过GDP 10%的高额投资率。[79]但是他的预言被证明是错误的：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并没有在20世纪60～70年代起飞，相反，仍然处在马尔萨斯陷阱当中。因此，GDP的增速和投资率本身并不能预示着工业革命的到来。真正关键的因素是循序渐进的制造业结构提升和对相关工业品市场的培育、开拓和创造。1750—1840年，英国经济GDP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1.5%，但是英国却在经历着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因为在这之前它已经用一两百年的时间打造了全球最大的贸易网络、纺织品市场以及羊毛和棉花供应链，完成了工业革命所必须具备的原始工业化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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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期，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和东南亚国家在数十年间的年平均增长率曾达到过7%～10%甚至更高，但是它们依旧无法引爆工业革命。特别地，中国在1953—1978年（中国近代史上第三次工业化尝试）的年均增长率大概为6.5%～7.5%，几乎与1962—1992年韩国的增长同样迅速；但是，中国并没有起飞，而韩国却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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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增长并不是经济表现和工业化进程的正确衡量方式，这有两个原因：第一，GDP并不提供关于经济产业结构的很多信息，而且测量误差也大。第二，它的很多内容与工业革命不相关。因为GDP包括农业和服务业，而在发展中国家这两大产业的产出不仅很难测量而且没有什么意义，不具备任何技术含量。一个更好的测量方式是与一个国家发展阶段相对应的适当行业的工业产出增长率。例如，如果一个国家正在经历工业革命初级阶段，那么乡村企业和纺织业产出增长率就是一个测量其经济健康与否的相关指标。的确，英国工业革命最初的20年间，英国工厂生产的纺织品增长超过了30倍，从1765年的50万磅增加到1784年的1600万磅（参见William Bernstein，2008，p.263）。另外，在1803年和1833年第一次工业革命起飞时期，英国的织机数量从2400台增长到10 000台，增长了超过40倍，以每年超过13%的惊人速度增长，并持续30年。[80]然而，英国当时的GDP年增长率还不到1.5%。同样地，当美国在1810年和1830年开启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棉花纺锭数每年增长约13%，并持续20年，从10万锭增长到120万锭（见David Landes，1999，p.300）。今天的很多经济学家仍然热衷于只从GDP看中国，或至多抽象地测量一下全国平均劳动-资本比或所谓“全要素”生产率，搞很多看似技术性强却并无多大意义的GDP预测模型，却不知道或不关心中国经济结构（尤其是各类制造业技术结构）的演变和中国工业革命的进度。更有甚者，目前西方流行的经济增长模型里面只有抽象的GDP和投资率，却没有粮食安全，没有棉花、纺织品、钢铁、精密机床和发动机这些区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关键产品。这不奇怪，因为在这些经院式“黑板经济学”家看来，所有这些产品都是可相互替代的抽象符号，而工业革命（或技术升级）可以在他们的思想中（想象的微分方程中）完成。难怪这样训练出来的经济学家会把拉美的经济搞砸，会让苏联的经济改革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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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国1978年以来的工业化历程（以及她此前120年间的三次失败）再一次告诉我们，仅仅通过国家笼统扶持的高投资率和引进一些国外现代企业是无法引爆工业革命的。因为工业社会是一个有机体，一个大系统。它只能通过有机“发育”而产生，无法通过外来的器官“移植”而成功。同样，迅速的西式民主化和普选（政治体制变革）也无法引爆工业革命。农业国的工业革命只能在稳定的政治环境（没有革命和暴乱）和国家意志支配（统筹安排）下，主要从乡村地区卑微地、温和地、稳健地开始（同时大力普及全民基础教育）。它必须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市场发育过程，这样才能挖掘出底层广大人民的潜力，充分释放他们身上能够创造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劳动力和蕴含其中的创业精神，将这些自给自足的无序的小农“自由电子”组织起来，转化为有序的“电流”和生产大军。这一原始工业化过程，就地利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不会导致粮食安全问题，哺育了农业劳动人口的专业化技能和社会分工，催化了农村商业繁荣和农产品商业化、多样化，提升了广大基层民众的购买力和工资水平，发酵和深化了城乡市场。这是有效摆脱马尔萨斯陷阱、打破粮食安全诅咒，从而引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最基本的方式。[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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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仓促地建立高科技、大规模的现代重工业的发展方式，包括采取进口替代策略（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拉丁美洲和中国），或者过度依赖国外贷款和技术（苏联解体后的东欧），抑或过早地建立现代的金融和政治体制而破坏了金融和政治的稳定性（80年代后的拉美和俄罗斯），这些方式都违反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原理，即国家财富的创造基于劳动分工，而劳动分工的程度又受制于市场的规模。换句话说，这些工业化尝试都没有能够把握住规模化生产需要基于规模化市场（购买力）和规模化营销网络才能有效运作和盈利这一要点。而事先创造好这些规模化市场条件则需要巨大的社会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不可能一步登天。因此，简而言之，在这些错误的发展战略背后隐含着对一个基本经济学原理的忽视——供给本身并不能自动创造出对其自身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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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和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清朝政府建立了150多家现代大型工厂，包括：16家造船厂和机械制造厂、97家机械纺织厂、8家印刷公司以及4家钢铁企业。这些现代工厂主要是由政府债务或国外贷款资助，更重要的是这些工厂都坐落于大的商业城市和地区，如上海（25%）和广东（60%）。而原始工业和乡村作坊以及广大农村地区的商业活动都被政府完全忽略甚至受到压制。民国时期继续坚持了这种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方式。国民党政府极少关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和乡村企业的培育，相反，集中精力在大的商业化城市中建立大型的现代制造工厂。例如，在1937年中国40%的工业产能（包括纺织业）集中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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