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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那时候的中国农民有巨大的热情按照政府的指令工作，因为他们相信，政府会帮助他们建立一个新的繁荣的中国，通过团队合作和集体土地所有制会让他们在物质上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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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国在1980年代中期取消了食品、肉、轻工业消费品如布料的配额，成功解决了所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面临的“短缺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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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即便是当今美国的现代农业，也是以个体农户为基本生产单位的，虽然采用的生产方式是机械化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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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由于自然资源禀赋较差，中国政府不得不用大量农作物与苏联交换重型工业设备，来开启中国的工业化。此外，中国政府对苏联的农村机械化耕作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中国只有大量的劳动力却没有机器。因此，毛泽东认为中国可以用劳动力代替机器进行大规模耕作，如新古典“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所表示的那样。但是，这是可悲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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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土地的私人产权和转售权在中国的清朝和民国时期都是非常有保障的（见K. Pomeranz，2001；and Taisu Zhang，2011）。然而，这些制度安排并没有帮助中国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使农民免于自然灾害。相反，饥荒在清朝和民国时期都很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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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参见第五章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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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在2009年中国共有87 085座水坝，而其中99%（86 258座）是在改革开放前的1949—1978年修建的。实际上，在毛泽东时期，政府发动农民修筑了占现存80%之多的农村运河和灌溉系统。这使得邓小平时期的家庭承包制经济大受其益（见http://www.snzg.cn/article/2009/0210/article_13384.html）。然而讽刺的是，邓小平的家庭承包制改革也极大地降低了农民和地方政府投资大规模灌溉系统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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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今天，中国农民可以通过市场把他们的土地重新租给农业企业家，尽管土地的所有权仍然是集体所有。企业家可以从很多个体农民家庭那里收集大量土地，以机械化耕作方法赚取更大利润。这些出租了土地的农民可以进城打工或做别的生意。所以，在新的契约安排下，农民和企业家都获利，土地生产力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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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这也要部分归功于在1978年之前毛泽东的集体农庄时代建立的灌溉、电力和道路基础设施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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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在工业革命前夜，英国在17～18世纪也经历了一场类似的初级（原始）农业革命。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British_Agricultural_Revolution及其中的参考文献。Gregory Clark（2002）则提供了一个批判性的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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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到1984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79年提高了34%，棉花产量提高了近2.89倍，油菜籽产量提高了128%（Wu，Jinglian，2005，p.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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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早期，中国农业支撑了10亿人口。其20%等于2亿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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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中国目前已经放松一个孩子政策。但是由于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即使在农村的年轻人生育二胎的意愿也不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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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关于中国乡镇企业研究的文献非常丰富，在此不一一列举。参见温铁军（2011），Xu and Zhang（2009），“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Entrepreneurial Firms：Township-Village Enterprises Revisited”及其中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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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但是也有例外，比如参见张毅和张颂颂《中国乡镇企业简史》（2001）对乡镇企业与中国工业化的紧密联系的精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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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见富兰克林·孟德尔斯（Franklin Mendels，1972）对欧洲历史上原始工业化的经典分析。同时可参见Mendels（1981），Industrialization and Population Press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Flanders，此书基于他1969年在威斯康星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以及Kriedte，Medick，and Schlumbohm（1977），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Industrialization：Rural Industry in the Genesis of Capitalism及其中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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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这一英国早期工业都是在农村（而不是在如伦敦这样的大商业城市）兴起的事实也在T.S. Ashton（1968）的《1760—1830年的工业革命》一书中有论述。除了粮食安全困境的威胁外，在工业革命启动以前，因为缺乏规模化市场和产业链的支撑，一开始就在商业城市设立工厂、聚集大量的农民工人、为农民工提供吃饭和住宿等都是不可思议和非常昂贵的，因此在早期发展阶段会非常的不经济和没有效率。而这种一开始就直接在城市搞劳动密集型工业化的设想恰好是很多后发国家的政府企图采纳的发展模式，也是刘易斯（W. Arthur Lewis，1954）的二元产业发展模型所刻画和推崇的。关于中国三元化产业结构发展模式的论述，参见李克强（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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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工业革命前夕发生在广大农村的原始工业与马克思描述的早期资本主义的城镇手工作坊有很大的不同。后者主要为满足本地城区或街道对基本工业品的需求，而前者是为了满足国内外更大市场和远距离贸易品的需求。手工作坊是人类农业社会出现在商贸城镇的很古老的传统职业，存在于历史上几乎所有地方，包括欧洲、非洲、中国和印度等商业发达的地区和沿河流域。手工作坊满足当地人口或附近周边农村对基本日常制造品的需求，但是原始工业的出现则是由于国内外市场的扩大刺激了对工业品的大量需求，并主要出现在农村以便于利用农村的廉价剩余劳动力：当急剧扩大的全球市场对手工制作的工业品需求急剧增加时，只有农村才能提供大量廉价的剩余劳动来满足这种日益上升的需求。因此如果运输成本不是很高的话，比如靠近海边、运河、河流或公路，到农村去搞家庭包工制是利润很高的一项事业。这解释了为什么欧洲的原始工业化发生在大航海和世界贸易之后，而且是在靠海运或运河发达的欧洲国家，而不是内陆国家。同理，中国的乡镇企业最为发达的省份也是沿海和对外贸易方便的地区。资源和原材料（比如煤炭、棉花、铁矿）丰富的内陆地区也可能出现发达的上游原始工业和乡镇企业，如果交通便利的话。另一方面，城市则主要成为货物的中转、买卖、商品交流和商业聚集的地方，而非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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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其他类型的原始工业包括小五金、皮革、木制品、小煤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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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家庭包工制（putting-out system）是以农村家庭为基础的服务于远距离贸易的国内生产制度，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欧洲农村地区很流行。它甚至在16世纪早期的意大利就出现了。参与到这个制度的国内“农民工人”通常拥有自己的原始工具（如纺织机和纺车），但是用商人资本家提供的原材料去生产产品，这些产品被认为是商人的财产。半成品将会被商人传递到另一个工作场地进一步处理，成品将会被商人直接推向市场（参见http://www.encyclopedia.com/topic/Putting-Out_System.aspx at Encycoped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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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如后面章节将要分析到的，1980年代的中国农民与清朝和民国时期的中国农民的确有一点本质的不同，那就是前者懂得如何组织起来，而后者是一盘散沙。而教会他们如何组织自己的正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政府和一系列农村合作化运动（包括“大跃进”）。毛泽东关于组织起来对于中国革命和工业化的意义，参见毛泽东《组织起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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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数据来源：张毅和张颂颂．中国村镇企业简史［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附录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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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这时期CPI平均通胀率为每年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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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这使得中国在1995年（离加入世贸组织还有6年）就成为世界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和出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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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参见Wen and Wu（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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