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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拿破仑曾把重商主义的英国称为“小店主之国”（nation of shopkeepers）。然而正是16～18世纪的商业和全球贸易为英国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将英国从一个农业孤岛变成了工业巨擘。也正是商业使得英国在滑铁卢之战后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称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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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商业活动在共产主义时期一直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自私自利的行为，是投机倒把，与欺诈无异。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创造价值理论也不认为商业活动真正能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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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今天，中国商人奔赴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欧洲、中亚、南美和非洲——来开拓海外市场，输出“中国制造”。这一景象与17～19世纪的英国和欧洲何其相似，但是没有使用任何火药和炮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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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资料显示（比如参见张毅、张颂颂，2001），在1958年，为只满足本地局部需求而建立的社队企业的平均规模超过8～10个工人，而在1980年代甚至1990年代，乡镇企业的平均规模少于6人，虽然在80年代和90年代它们拥有更大更广阔的国内和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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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1978年农村工厂的固定资本存量平均价值约为15 000元，而普通农村家庭在1978年现金收入还不到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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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就像拿破仑（1769—1821）对英国文化所做的评论，“英国人没有高贵的情操，他们什么都能出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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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英国是17～19世纪大西洋贸易的主要参与者。这一利润极高的远距离贸易模式囊括了从新世界（美洲）输送咖啡、棉花、糖、朗姆酒和烟草到欧洲，从欧洲输送工业制成品（主要为仿制品）到非洲，以及从非洲输送奴隶到新世界。英国同时也在亚洲开创了另一种三角贸易：将英国纺织品输送到印度，将印度棉花和鸦片输送到中国，然后将中国的茶叶和丝绸运回欧洲。大规模的国际贸易体系也需要大规模和高度复杂的国内贸易系统来支撑，以便在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制造商和消费者之间输送和分销原材料和制成品。因此，拿破仑由于缺乏政治经济学上的洞见，才贬抑英国是“小店主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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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16～18世纪的欧洲是国家建立和国家竞争激烈的时代。“这是欧洲的特征，与统一的中国或一盘散沙的印度和伊斯兰教地区不一样。欧洲包括很多的大小不等的国家，……大家都知道那个代表地位、财富和权力的金钱的重要性。……金钱在服务权力的主导作用体现在重商主义上……重商主义在欧洲并不是教条，也不是一套规则。它是国家进行政治和经济管理的一般原则和实用主义秘方：不管使用什么方式，只要能够富国强军都是正确的。就算亚当·斯密也有重商主义的时刻：他说，航海法案可能加重了英国消费者的负担，但是他们却能非常奇妙地消减荷兰的海上霸权。”（David Landes，1999，p.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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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政府对于提振国内外贸易和重商主义精神的忽视并非源于其“攫取性”的政治制度，而是源于其落后的经济价值观念和国家建设（发展）战略。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在东南亚一带的商业活动和商人阶层大量存在，但是缺乏中央政府的统一组织和保护，从而没有成为明清政府实现强国富民和海外市场开拓的工具。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则采取了欧洲式的重商主义的建国和发展战略，步步为营地成为亚洲头号商业帝国和工业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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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乡镇企业数量仅在1984年就比上年上升了450%，呈现爆发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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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关于中国土地制度的精辟分析，见华生（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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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在有些村庄，农民采取抽签的方式获得在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的工作机会。见温铁军（2011），《解读苏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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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甚至在毛泽东计划经济时期，生产队和公社的官员也常由农民民主选举产生，只有村镇以上级别的官员是由上级政府指定。例如，当今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世纪70年代“文化大革命”运动时期下放到农村时，就是由当地村民民主选举成为村里基层领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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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先以“古镇”的故事为例，它是中国广东省东南海岸的一个小镇。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它还是一个贫困的小镇，现在因灯具产品而闻名。在80年代，当地政府从香港引进两家照明设备组件公司，帮助当地企业家学习生产技术和商业模式。当地企业家开始发展时，当地政府在融资、信息提供、员工培训、技术转移上都给予大量的扶持。自1999年，当地经济开始蓬勃发展，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发展，生产规模也在扩张。古镇的当地政府每年组织国际展览，为了提升当地公司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这些由古镇政府提供的中间人服务，通过减少信息和交易成本，在吸引商业投资、提高当地经济、培育私人企业方面是非常有用的（见Yang.2010．工业集聚和地区品牌：古镇灯具工业集聚的研究［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在中国，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有动力去提供类似的便利和服务以帮助吸引外部投资和当地商业形成。在每一个中国城市至少有一个政府建设的工业园，以促进公司形成、商业投资和经济增长。当然，如果当地企业需要原材料，如棉花，当地政府也会帮助从农民那里或外面引进所需要的棉花并帮助储存以平滑棉花价格。再以福安市穆云畲族乡虎头村的故事为例。这个村在20年前还是福建省一个典型的贫困村。当年的村民多数住在山上，靠砍柴和种一些水稻为生。但目前已发展成为当地有名的桃园，因为虎头的桃子个大味甜名声响，一斤最贵时能卖到50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8027元，单与2005年比就增长了801%。但是桃子种植在虎头村仅发迹于20年前。当时的一个村民一次偶然下山卖米时，发现市场上桃子很值钱，一篮桃子居然可以换200多斤稻谷。于是，他从别人那里买来十几株桃苗，开始了他的种桃生涯。但是他家里刚开始不让他种桃，说桃子不能当饭吃，担心把资源用于种桃以后无法保障家里的粮食安全。但是后来发现桃子很容易在山下的市场上销售，而且很值钱，全家就都支持他种桃。这个商业行为立即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扶持和推广。当地农业局专家免费向虎头村民传授修剪、嫁接等各种技术，并亲自到村里对种桃的农民进行培训，使他们成为了“种桃专家”。乡政府先后出台各种政策在技术、资金等方面对村民提供大力扶持，并免费为贫困户提供苗木，给予资金补贴，引导村民实现规模种植，因而水蜜桃产业不断地发展壮大。同时还依托虎头村的水蜜桃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精准扶贫示范社，吸收贫困户入社，经常举办实用技术培训。这样，虎头村的水蜜桃产业从无到有，2015年全村种植面积达到1200多亩，共帮助贫困户家庭发展桃园100多亩，年产量近80多吨，产值近160多万元，群众户均增收2万多元。依靠其地理位置处在白云山下、秀溪河畔的天然风光，虎头与邻近的溪塔两村联合打造国家AAA级景区，2015年已通过验收。在上级党委政府的帮扶下，虎头村投入800多万元完善配套设施建设，先后完成房屋外墙立面整治、桃园游步道、跨溪栈桥、观景亭、河道清理、停车场、公厕等项目建设。这里成功举办了五届桃花节畲歌会，吸引周边省、市游客40余万人次前来观赏桃花。如今，虎头村是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福建省美丽乡村建设点及宁德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试点村。（参见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118/c1001-2806182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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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国有银行系统主要负责大型的国有企业融资。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大多数的乡镇企业都主要是靠自己融资（通过汇集农民的储蓄），以及当地信用社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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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见张毅、张颂颂（2001），数据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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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有历史学家认为奴隶制和跨大西洋贸易极大地帮助了英国工业化所需要的融资。关于奴隶制和跨大西洋贸易对工业革命的重要性的学术研究，请见Eric Williams（1944），《资本主义和奴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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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当参观18世纪早期的别针工厂时，亚当·斯密只注意到劳动分工带来的生产率的大大提高。但是他并没有追问迅速的产量增加如何创造对它自身的需求。他借助于市场机制来自动创造需求，但那个巨大的市场在他假设“看不见的手”时已存在了至少一两百年。他并没有对为欧洲和英国制造业的生产专业化、供求分离和劳动分工提供先决条件的、靠上百年商业市场缓慢发酵来建立分销网络和原材料供应链的原始工业化过程给予足够的敬意。没有任何一个企业或家庭胆敢贸然靠劳动分工和产品专业化大量提高它的生产力和市场供应，除非需求与供给是匹配的。一个山沟里的作坊如何在采纳规模化生产之前发现它产品的消费者呢？如何确保原材料的不断供给、价格和市场需求的稳定呢？一个企业的劳动分工必定需要整个社会同时的劳动分工。因此，这是一个大规模的社会协作问题。欧洲，特别是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前通过几个世纪的重商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奴隶贸易之下的自然的市场发酵过程和商人在垄断利润驱使下对殖民地原住民的暴利掠夺，才逐步解决了这个社会分工和社会协作问题或市场创造问题。亚当·斯密的研究也才能以这个作为起点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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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城镇和农村作坊手工业存在于任何农业社会，在中国的长三角地区尤其发达。然而，如果缺乏一个强大的重商主义政府和庞大的商人阶层来帮助它们建立统一的国内国际市场和全球贸易网络，这种小作坊手工业就不可能达到被称为“原始工业化”所需的门槛规模和密度，从而不能引爆基于规模化大生产的工业革命。很多文献把一些资源型国家的短期繁荣和长期衰落简单地归因于“荷兰病”，其实是不全面的。这些资源型国家完全可以用资源出口赚来的钱补贴和扶持制造业。而它们没有这样做（或做不到）正是因为缺乏强大的政府、统一的国家意志和重商主义的自下而上的发展战略。很多这样的资源型国家甚至在发展初期就采纳自由放任的发展战略，结果贻害无穷。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五章和第七章更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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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关于1978年经济改革后一个典型的地方基层政府官员如何通往中国权力高峰的道路，可登录网址http://defence.pk/threads/supreme-leader-xi-jinping-personal-profile.226072/从一个侧面了解中国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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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参见Carlos D. Ramirez（2014），“中国的腐败失去控制吗？——从历史角度与美国的比较”，《比较经济杂志》第一期42卷，2014年2月，第76—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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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譬如制度学派的理论家和西方媒体普遍认为，1978年以来中国实施的所有经济发展计划和改革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生存的工具，正如Ian Bremmerz在路透社的文章（2014年9月8日）写道：“经济繁荣仅仅是达到一个目的的手段。习近平继续开放中国经济，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共产党的长期生存和稳定。”但是，即使按照这种想法，如果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集团和政府都能够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那么当今世界的贫困问题将会彻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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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事实上，“宠坏”制度（“spoil”system，即把公共官位分配给执政党的支持者）和“裙带关系”（“nepotism”，即利用权力或影响力偏袒亲朋好友，尤其是给予就业和其他福利方面的照顾）在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以及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十分流行（见Ha-Joon Chang，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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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美国和中国的政府角色之差异也表现在2007年金融危机之后的财政刺激计划上：两个国家都发起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相当于超过各自GDP的5%）应对金融危机和随后的经济崩溃。但是，美国的钱主要用在收入转移支付，而中国主要用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很明显，中国的刺激方案比美国更有效（见Wen and Wu，2014）。再以希腊为例，政府几十年来通过提供高薪、高养老金以及其他福利的政府工作直接补贴公民，导致每五个在工作年龄的公民中就有一个在政府部门工作。这种庞大政府支出（蛋糕分配）是21世纪欧债危机的根源之一。希腊过早地进入一个福利国家，甚至都没有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与德国有很大不同。所以，21世纪的希腊金融和债务问题事实上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埋下种子），当时各政党为了赢得民主选举，在增加国家福利计划规模上不断进行竞争。这是民主体制过早在没有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建立所导致的许多关键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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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西方学者和政治家对中国政府的组织和动员能力缺乏一个关键的认知，即“民主集中制”。虽然这个制度并没有一直获得完美实践，但它与个人专制和普选投票制都有本质区别。即便在战争年代，部队（红军和解放军）也实行的是这种制度，更不要说地方政府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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