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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W.W. Rostow，1960，《经济增长的阶段理论：一个非共产主义宣言》，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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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Textile_manufacture_during_the_Industrial_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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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单纯的市场力量并不会自动地选择这样的发展路径，就如平地上的水不会自己选择流向一样。这个发展方式需要政府在正确理论下的正确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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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见Toyo Keizai Shimposha，2000年，pp.42-46，《工业化和日本明治的全球一体化》，第五章的“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自主发展是否可能?”；也可以见1999年David Landes写的《国家的财富与贫穷》的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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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当经济学家黔驴技穷时，便很容易诉诸于“文化”、“民族性格”等诸如“索罗残差”或“全要素生产率”之类的“黑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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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苏联能够基于国内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间的国际专业化分工来建立一个重工业体系。但是，这个体系不是为应对市场需求和市场竞争，因此它缺乏创新和“创造性破坏”的内在动力。在斯大林的大力推动下和共产国际分工下，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工业化是可能实现的，因为早在20世纪初（“十月革命”前），俄国已经完成了相当程度的原始工业化和第一次工业革命。例如，在1860年代早期亚历山大二世进行的改革，就是为了刺激俄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经济转型。在1870年代，俄国政府发起了几个庞大的基础设施项目，尤其是在铁路建设方面。到1900年，俄国已经有了如跨西伯利亚铁路这样的发达的铁路系统，并且当时的沙俄帝国已经是世界第四大钢铁生产国和世界第二大产油国。更多的请参考http://alphahistory.com/russianrevolution/russian-industrialisation/＃sthash.DcvGOnuL.dpuf。正是苏联在斯大林时期（以及德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迅速实现的重工业现代化，使得著名发展经济学家Gerschenkron（1962）错误地认为，类似的跳跃式“大推进”工业化政策可以被所有落后农业国采用并实现工业化。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这两个国家早在采纳“大推进”战略的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开启了原始工业化进程并引爆了第一次工业（纺织业）革命，从而为重工业革命创造了市场和金融条件。关于俄国商人和政府如何在17～19世纪参与当时荷兰、英国、美国等对世界市场的竞争，参见Stephen R. Bown（2009），Merchant Kings：When Companies Ruled the World，1600-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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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参见Li，Liu and Wang（2014）关于中国国有企业盈利能力的数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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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当市场大小条件一样时，国企和私企面临的挑战是一样的，那就是管理。如果国企能够从人才市场上直接引进高层管理人员并按照市场规则进行“优胜劣汰”，其效益就不会输于私企，尤其是家族企业。家族企业更容易造成“贪腐”、“浪费”和对长远项目投资不足，只不过我们不把家族企业的私人开销和挥霍定义为贪腐而已。国家的很多长远发展项目必须靠国企或政府招标。国企最大的问题是管理人员的来源和评价体系缺乏市场竞争压力。但这与所有制无关，而与管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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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见林毅夫（1996，2009，2011，2012，2013）一系列关于20世纪50～7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以重工业为指导的发展战略失败的许多精彩分析。本书提出的经济发展的“胚胎发育”理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林毅夫的新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提供了补充：（1）通过对“市场是个公共品”这一原理的发现，更加凸显了政府在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过程中的主导作用；（2）通过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市场规模和相应产业结构的分析和各个发展阶段的产品市场之间的内在联系，指出了政府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对摆脱各种层次的“收入陷阱”的作用；（3）由此揭示了英国工业革命的秘密和所有欧美国家工业化的“历史逻辑”结构，以及新古典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根本缺陷；（4）通过对“市场”的社会和政治基础以及企业的组织成本的分析，回答了中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必然联系和区别；（5）同时指出了市场力量的局限性和破坏性，提出“管理”是一种比市场机制更高级和重要的配置资源的方式；（6）由此回答了中国工业革命的前途和面临的挑战，以及“一带一路”战略对中国继续崛起和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的地缘政治经济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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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事实上，中国确实在1970年代末尝试过大规模进口现代高效技术来升级“文革”期间过时的工业技术，并以此来推动粉碎“四人帮”和改革开放后的第四次工业化尝试，以尽快实现周总理1974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但这带来快速堆积的金融负担和不可持续的国家债务，导致中央很快被迫放弃这个雄心勃勃的“洋跃进”发展计划。由于“文革”后的中国缺乏足够的国外援助和国际贷款，这使邓小平和中国其他领导人意识到，中国必须依靠出口赚取外汇收入来支付国外引进的重工业技术。因此，从1984年开始，中国政府开始意识到已经在农村蓬勃兴起的乡镇企业可以成为国家赚取外汇的生力军，便开始进一步大张旗鼓支持农村小商品产业瞄准国外市场，但是没有意识到正是这些被当时一些中央领导和很多人瞧不起的原始农村工业彻底变革了中国的经济版图，并引爆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期待良久的工业革命。如果当年的中国拥有大量的石油资源可以用来换取外汇（如中东国家那样），或者更容易获得外国贷款（如20世纪60～80年代的许多拉美国家和苏联解体后的东欧国家一样），中国很可能就不会走上原始工业化的艰难创业道路。没有原始工业化过程，正如本书解释的，中国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就很可能成为历史上自洋务运动以来第四次工业化失败的运动，21世纪的世界历史将会被改写。但是像日本、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中国大陆没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所以只有依靠廉价劳动力生产出口劳动密集型工业品来积累所需的外汇储备，以从工业化国家进口所需的现代机器设备。这个过程其实类似于18～19世纪欧美各国的原始积累。大学国际经济学教科书中很常见的一个故事是中国必须用10亿件T恤与美国交换一架波音飞机。但是，这个故事只是用来说明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的好处和古典经济学“李嘉图”原理。它的意义却远不止于此。它也是中国成功发展战略的一个写照——在启动批量生产重工业品的二次工业革命之前，必须先完成批量生产轻工业消费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其目的不仅仅是用来换外汇和飞机，而是“胚胎”式发育自身的市场和供应链体系，为自身的重工业产品创造市场条件。这个市场条件不可能从国外“移植”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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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比如参见温铁军（2011），《解读苏南》，Barry Naughton（1995，2007）和香港大学经济系许成钢教授关于中国乡镇企业的许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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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关于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专业化和集聚模式，参见Long and Zhang（201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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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占地400多万平方米的义乌市场有6万多个摊位，长期以来每天客流量多达4万人，其中至少5000名是外国买家。2012年，义乌及周边地区有750个公司生产圣诞装饰品和其他节庆用品。这些劳动密集型工厂今天仍生产着全世界60%的圣诞装饰品。圣诞节过后，这些工厂又迅速投入复活节、情人节、万圣节礼物和小饰品的生产中去。无论世界需要庆祝什么节日，这里都能迅速提供相应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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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V.AGR.TOTL.ZS），许多拉美国家的农业增加值占GDP的份额已经达到，甚至低于了OECD发达国家的水平，说明了其农业现代化水平。但他们的制造业占GDP的份额却从未提升到一个足够高（例如30%）能够支持全方位工业化的程度，去工业化就开始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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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根据李斯特（Friedrich List，［1841］1909）的《政治经济的自然体系》，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和自由贸易原则只有在理想的没有国界的无摩擦世界成立。在真实的竞争世界中，自由贸易成了先工业化的强大国家促进它们利益的工具，后发国家则最好需要一个强大政府引导经济发展和保护国内“幼稚”产业，直到它们能够与发达工业国平等竞争为止（参见Shaun Breslin，2009，“State Led Developmen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From Friedrich List to a Chinese Model of Governance?”）。然而，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李斯特，他们都没有意识到，即使没有国界，自由放任的农业经济仍然可能无法自动实现繁荣以及无法根据劳动分工原理进行组织，因为创造大型市场去支持劳动分工和批量生产需要巨大的社会协作成本。而当年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大英帝国是长期依靠政府武力支持的半军事化的垄断商人集团去开辟世界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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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第三章 工业革命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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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企业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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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得主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1937）论证了这样的观点：企业出现的原因是它能够减少或内化市场交易成本。这些交易成本由个体单独承担太高了。如果市场交易成本是零，企业不会出现。因此，企业规模的大小与市场交易成本的大小是成比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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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企业理论无法解释工业革命，也不能解释中国乡镇企业奇迹般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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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观点是，企业产生不是为了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或内化市场的需求方并使之与供给方统一），而是通过劳动分工提高生产的规模和效率，以响应扩大了的市场需求。工业革命的出发点不是融合市场的供给方和需求方，以降低或避免市场交易成本。相反，工业革命的出发点是通过专业化和劳动分工使供给与需求分离，是一个由供应能力有限、自给自足的手工作坊转变为有庞大供应能力的大规模量化生产组织的现象。道理很简单：小企业的固定投资和组织成本低，但是边际产出成本上升很快；而大企业固定投资和组织成本高，但是边际产出成本上升很慢（而且平均成本随市场的扩大而降低）。因此，小企业虽然进入门槛低但是缺乏规模效应，而大企业进入门槛高但是具备规模效应。所以，小市场只能支撑小企业，大市场才能支撑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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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理解企业（工业组织）的性质和它与工业革命的关系，其关键是解释规模化生产在历史上是如何出现的，以及它与劳动分工和市场大小的关系。但基于科斯理论去解释规模化生产和大工厂的出现，必然假设市场交易成本在18世纪中后期的英国急速上升，以至于对资本家来说，迅速扩大企业规模来内化（避免）上升的市场交易成本是最优的。这也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出现巨大的市场交易成本，因此企业的出现是没有必要的或是不值得投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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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按照科斯理论对于工业革命的解释和逻辑推理显然是荒谬的。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交易成本是极高的，但没有出现大企业，为什么？因为企业起源于劳动分工，而劳动分工是受市场规模限制的（亚当·斯密，1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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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农业社会没出现现代企业和规模化生产不是因为缺乏市场交易成本因而不需要企业出现（正如科斯定理所蕴含的）。相反，现代企业没有出现，完全是由于存在高昂的市场交易成本——比如缺乏社会信任、交通基础设施和存在远距离贸易的不确定性——以至于市场（尤其全球市场）根本不存在。如果没有大规模市场（需求），也就不会有大规模企业（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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