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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工业革命之所以最先发生在英国并最先发生在纺织行业，是因为：（1）在所有经济活动中，生产食物、衣服和住房是最基本的，而在所有天然衣服纤维中（包括蚕丝、羊毛、亚麻纤维），棉纤维是最具柔韧性和最容易由机器控制的，而且既保暖也舒适并四季适宜。与种植粮食和建设房屋相比，纺织劳动更为轻便（妇女儿童也可以操作），更少依赖天气、季节、光照条件，并更容易通过简单重复的动作来完成，因此更容易利用低成本工具实现机械化。[25]（2）与其他轻工消费品相比（例如珠宝、陶器或家具），纺织品市场潜力最大，既可做材料也可做最终消费品，可分割性强，因此收入弹性极高。所以，纺织品市场能随收入提高而快速增长，轻松支持大规模生产，并因为技术简单而能促进竞争下的创新。[26]（3）在英国工业革命前，英国政府帮助培育英国在全球的纺织品市场已有数百年，至少从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开始，甚至更早。[27]到18世纪初英国已经创建了欧洲最大的纺织品市场，并拥有数量最多的纺织品原始工业。然而，到了18世纪中期，在欧洲数世纪的原始工业化和纺织生产繁荣之后（见Franklin F. Mendels，1972，1981；Ogilvie and Cerman，1996），全球羊毛和亚麻制品市场对基于手工作坊的纺织品几乎已经饱和。这种情况是刺激技术创新和发明新产品以重新整合和霸占全球纺织品市场的关键。这催生了英国纺织业在18世纪30年代从传统毛纺到棉纺的革命性转变（例如，以1736年的曼彻斯特法案为标志），在18世纪40年代开启的从作坊到棉纺厂的转变，以及随之而来基于机械化大生产的棉纺织业的工业革命。[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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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种植农作物这样的农业活动不同，纺织生产更容易分成许多中间品生产环节，并适应劳动分工的环境。纺织生产需要工人在固定地点重复肢体动作，而且足够简单，即使不熟练的年轻工人（还有老年妇女和儿童）也能轻松完成。另外，纺织生产经常需要长时间工作，因此可以吸收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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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工业革命最先发生在英国并且发生在这个特别的行业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只有具有高收入弹性需求的巨大市场能够刺激并维持机械化大规模生产。[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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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化是劳动分工的自然结果。通过分工，企业可以识别生产过程中需要机械运动的环节。这种重复的肢体动作在生产过程中最容易被由自然力量（人体、动物或水流）操作的初始机器（工具）所替代，例如木框架珍妮纺纱机、阿克莱特水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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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旦整个生产过程被分为不同的环节，一个特定生产环节的机械化立即创造了对其他生产环节机械化的需求以保持同步，这样中间阶段商品的需求／供给能够继续。最终，整个生产过程都机械化了。卡尔·马克思这样描述这个过程：“机械纺纱使机械编织成为必要，并且两者一起使发生在漂白、印刷、印染方面的化学革命势在必行。同样地，另一方面，为了分离种子和棉纤维，棉纺革命要求轧棉机的发明。只有通过这个发明，目前所需要的大规模棉花生产才成为可能。”（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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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纱机械化从而引发其他方面的工业革命：人类生产力得以满足巨大的、不断增长、不断分化，并具有收入弹性的纺织品和所有相关轻消费品的市场需求。在19世纪的英国，在广阔的地理空间，大规模增长的贸易量与商品配送需求，自然要求其他经济领域的革命，如新能源（煤炭）、新材料和中间品（钢铁）、新动力（蒸汽机）和新通信（电报）以及规模化运输（公路、铁路和蒸汽动力船）媒介。“一个建立在小规模农业及其下属的国内产业和城市手工业为支点的社会基础上的通信和交通手段，完全不能满足机械化纺织生产周期的生产要求。”（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5章）因此，对以新能源、新技术为动力，更有效的通信和运输方式的需求，带来新产业、新创造和现有发现的新应用，如河流汽船、铁路和海洋汽船系统取代帆船，电报取代人类信使。建造如此巨大的通信和交通系统所需的材料意味着“大量的钢铁现在要被锻造、焊接、切割、钻孔、成型和需求。”（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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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增长和市场深化，甚至这些相对新的生产方式也总变得“完全不够用”（马克思语）。换句话说，一旦劳动分工形成，需求与供给便相互分离且不断细分，“需”中有“供”，“供”中有“需”，俨如“阴”和“阳”。市场需求和供给双方就会开始一场相互创造（或追赶对方）的竞赛，螺旋式上升。机械化的每一步都提高了生产规模，因此需要一个更大的市场来覆盖（降低）所涉及的固定成本，吸收供给方创造的过剩产能。换句话说，生产能力的每次扩展需要更多的需求来吸收，从而推动逐利的资本家进入大陆创造新的市场。反过来，新市场的每一次发现和拓展都使另一轮机械化或新技术的采用变得有利可图。同时，在某一个工业领域实现机械化生产变革，会使其他关联领域产生对类似改变的需求和激励。因此增长带来更多的增长，扩张导致更大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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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这一工业革命的逻辑自工业革命以来并未改变。事实上所有成功的后起国家都遵循了同样的路径来开启他们自己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后续的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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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规模化轻工业特别是纺织服装业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大面积兴起，其后自90年代中期以来在煤炭、钢铁和公路建设方面的繁荣，以及自21世纪初以来的高铁建设和重工业起飞，显然呼应了18～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路径和顺序。因为它们拥有相同的工业化逻辑，古老英国和现代中国的这些工业化浪潮都处在一个由低到高、由简到繁的持续不断地采用新技术和实现在新产业上下游持续不断扩张其市场的动态反馈过程中：由需求推动，由供给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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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原始工业化与工业革命的关系就像氧气与火的关系，那么纺织业就是点火的火花。空气中只有一些氧气分子而没达到临界密度，不足以点火。但是即便有充足的氧气而没有火花，也不会有燃烧。所有农业社会都有一些原始工业。[30]但它们无法增长并达到临界密度来引爆工业革命，除非这个国家具备：（1）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和一大批富有冒险精神的商人阶层以及由他们创造的商业网络；（2）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在重商主义的观念下支持并推动制造业和海外市场（包括原材料）开拓；（3）一个连通全国并连接海外的交通运输系统以方便货物和原材料的流通；（4）一个着眼于纺织品及其他具有全球性大市场的轻工业消费品的正确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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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拥有航海能力和遥远殖民地的富裕欧洲国家中间，不是荷兰，不是葡萄牙，不是法国，不是德国，不是意大利，不是西班牙，而只有英国在18世纪中叶（即在亚当·斯密写作《国富论》时）具备了以上所有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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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00多年的市场培育和“发酵”后，英国在18世纪20年代已经建立了具有大量供应链、产业集群、区域分工和产品集中化的复杂原始制造业基地。例如，在谢菲尔德、伯明翰和黑乡的金属制品制造业，在东英吉利和西部的毛织品制造业，在布拉德福德的马毛产品制造业，在利兹的毛织品制造业，在曼彻斯特的棉纺制造业，在柴郡的陶器，如丹尼尔·笛福在他的《不列颠全岛纪游》（1724—1726年）中所描述的。[31]到1750年代，仅在兰开夏郡已有数不尽的纺织作坊（甚至工厂），劳动分工达到最大化，并有成千上万的纺锤在准备迎接革命性的珍妮纺纱机的到来。在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原始纺织业之间对欧洲、亚洲、美洲、非洲乃至全球纺织品市场的激烈竞争，必然会导致采用珍妮纺纱机和其他机械化生产方式有利可图，无论劳动力工资是低是高，煤炭是贱是贵。[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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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工业革命时期的纺织业既不是资本密集的，也不是能源密集的。珍妮纺纱机、阿克莱水框架和第一次工业革命中采用和发明的其他纺织机器最初都是木制且都可用原始自然力（人力、水力和风力）驱动。加之棉纤维比任何其他天然纤维，如羊毛、蚕丝和亚麻，更容易被人手之外的工具和机器操纵。另外与鞋、陶器、家具和钟表等任何其他轻工业消费品相比，纺织品收入弹性最大，具有最长的精密分工的生产链。因此，棉纺织品有最大的潜在国内外市场支持机械化生产，并可从中获利。谁抓住了这个特定的市场和产业，谁就会成为引爆工业革命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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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拥有前工业时代最精巧的造船技术，最具开拓精神的商人和重视商业的政府和最发达的商业金融机构。但它没有重视纺织业（特别是棉纺织业），没有一个强大和集权的政府来刻意培育和控制全球棉纺织品的投入产出供应链和市场——它没有印度纺织作坊来教他们棉花纺织技术，也没有美洲殖民地几乎无限供应的棉花。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都不敌荷兰，更不用说英国。因此，第一次工业革命最先发生在英国，并最先发生在棉纺织业。势必如此。[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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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所有后来工业化成功的国家（包括现在的中国）都严重依赖纺织业开启它们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纺织品的制作性质和它们长久不衰的需求以及巨大的世界市场决定了这条工业革命的铁律。[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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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第四节 工业“三位一体”结构[35]：再论工业革命的“性质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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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经济史学家声称是廉价的煤炭资源导致了工业革命（见，例如，K. Pomeranz，2001；and R. Allen，2009）。特别地，彭慕兰（K. Pomeranz）认为工业革命最先发生在英国（英格兰），而不是中国、日本、印度或欧洲其他地区，是因为英国幸运地拥有丰富而便于开采的煤炭资源，因此，其他国家不能像英国那样最早利用新能源逃离马歇尔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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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的发展经验对这种理论提出了质疑。首先，中国在过去35年确实严重依赖煤炭作为驱动工业化的主要能源。但如果在18世纪煤炭的高昂成本阻碍了中国工业革命，为什么在200年后煤炭实际成本增长成百上千倍的时候，这样的困难突然消失或解决了呢？在1978年后国际实际煤价没有变得比200多年前更便宜，中国经济起飞也没有依赖国外煤炭。同时，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大多数中国小煤矿仍在使用落后技术开采煤炭。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煤炭实际成本的绝对值或相对值不可能比18世纪的中国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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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原始工业化（1878—1988年）和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1988—1998年），中国煤炭消费的增长率每年只有4%～5%。这个增长率与中国在此期间每年28%的乡镇企业工业化增长率，及每年10%的实际GDP增长率完全不能匹配。要等到90年代末或2000年左右，中国能源消费（与能源生产）的增长率才开始飙升到每年10%。然而，中国那时已经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并开始了第二次工业革命。[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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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无论19世纪的英国还是现在的中国，原始工业化和第一次工业革命都不是能源密集型的。在20世纪80年代初，甚至到90年代末，中国大多数乡镇企业使用非常初级的工具和机器进行生产。例如，许多工具和机器是农民手工制作的，有时他们向附近城市的国有工厂购买过时的二手机器。而当时国有工厂本身的机器就已经很落伍。当然在90年代，越来越多快速增长的乡镇企业从国外进口更好的设备，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它们才成为主流。这种低技术水平解释了为什么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快速工业化增长没有像现代科技和资本密集型行业那样，伴随着相同水平的能源需求增长。在1995—2000年左右，随着资本和能源密集型行业开始由于长期积累的巨大需求而变得有利可图并逐步建立，中国举国上下巨大的能源需求才开始刺激能源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增长，引爆了卡尔·马克思当年在英国观察到的以能源/通信/运输为主导产业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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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1750—1840年），尽管英国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其工业革命的旗舰行业——纺织业，主要靠风力、水力驱动。直到19世纪中叶，第一次工业革命结束时，蒸汽机才在纺织工厂与英国经济的其他行业中广泛应用。也就是说要等到第一次工业革命末期，大约19世纪30年代，快速增长的国内、国际贸易和大规模产品/原材料及时运输以及其他商业服务才使大规模投资以煤炭为能源/以铁路为交通工具/以蒸汽机为动力的工业“三位一体”开始变得有利可图。事实上，煤炭早在工业革命很久以前，就被欧洲与中国发现和使用。但英国煤产量直到19世纪20年代甚至30年代，才出现显著增长（见G. Clark 2007，p.237，图12.3）。因为直到那时煤炭资源的需求才快速增长，并总体上赶上了工业化增长。这个对能源、运输及相关原动力（蒸汽机）需求的激增，标志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结束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始——以大规模生产机械化工具和重工业中间产品为标志，如煤炭、化学制品、铁、钢、铁轨、蒸汽机、金属船和车辆以及生产机器的机床。也正是第二次工业革命，通过大规模供应农业机械和化学肥料，使农业机械化革命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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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由全球纺织品贸易和纺织生产机械化引发的第一次工业革命，逐渐对以新能源为驱动力的更高效、更大规模运输方式（煤炭/铁路/蒸汽机），产生了巨大的需求。比如从印度和美国南部还有非洲和拉美大量采集/运送/进口/分发的棉花和几乎与之反方向运动的纺织品是维系英国纺织工业高效运转的关键。正是这种对进一步提升远距离和即时移动大宗商品与大规模货物的高效动力的空前需求，使大规模的煤炭开采、运输和相关新技术变得有利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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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解释了19世纪中期英国“三位一体”式的工业繁荣，即煤、蒸汽机和铁路的爆发式共同增长。这种工业的三重（“三位一体”）性对新型工业经济中的投入产出网络结构具有比纺织业更大范围的和更多维度的革命性影响。它刺激了许多新型产业的出现和一系列伟大的工业发明（比如炸药）。而恰好在这个时期，“工业革命”这个自石器时代和人类农业文明以来最为伟大的历史事件才开始被人们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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