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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规模化轻工业特别是纺织服装业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大面积兴起，其后自90年代中期以来在煤炭、钢铁和公路建设方面的繁荣，以及自21世纪初以来的高铁建设和重工业起飞，显然呼应了18～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路径和顺序。因为它们拥有相同的工业化逻辑，古老英国和现代中国的这些工业化浪潮都处在一个由低到高、由简到繁的持续不断地采用新技术和实现在新产业上下游持续不断扩张其市场的动态反馈过程中：由需求推动，由供给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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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原始工业化与工业革命的关系就像氧气与火的关系，那么纺织业就是点火的火花。空气中只有一些氧气分子而没达到临界密度，不足以点火。但是即便有充足的氧气而没有火花，也不会有燃烧。所有农业社会都有一些原始工业。[30]但它们无法增长并达到临界密度来引爆工业革命，除非这个国家具备：（1）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和一大批富有冒险精神的商人阶层以及由他们创造的商业网络；（2）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在重商主义的观念下支持并推动制造业和海外市场（包括原材料）开拓；（3）一个连通全国并连接海外的交通运输系统以方便货物和原材料的流通；（4）一个着眼于纺织品及其他具有全球性大市场的轻工业消费品的正确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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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拥有航海能力和遥远殖民地的富裕欧洲国家中间，不是荷兰，不是葡萄牙，不是法国，不是德国，不是意大利，不是西班牙，而只有英国在18世纪中叶（即在亚当·斯密写作《国富论》时）具备了以上所有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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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00多年的市场培育和“发酵”后，英国在18世纪20年代已经建立了具有大量供应链、产业集群、区域分工和产品集中化的复杂原始制造业基地。例如，在谢菲尔德、伯明翰和黑乡的金属制品制造业，在东英吉利和西部的毛织品制造业，在布拉德福德的马毛产品制造业，在利兹的毛织品制造业，在曼彻斯特的棉纺制造业，在柴郡的陶器，如丹尼尔·笛福在他的《不列颠全岛纪游》（1724—1726年）中所描述的。[31]到1750年代，仅在兰开夏郡已有数不尽的纺织作坊（甚至工厂），劳动分工达到最大化，并有成千上万的纺锤在准备迎接革命性的珍妮纺纱机的到来。在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原始纺织业之间对欧洲、亚洲、美洲、非洲乃至全球纺织品市场的激烈竞争，必然会导致采用珍妮纺纱机和其他机械化生产方式有利可图，无论劳动力工资是低是高，煤炭是贱是贵。[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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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工业革命时期的纺织业既不是资本密集的，也不是能源密集的。珍妮纺纱机、阿克莱水框架和第一次工业革命中采用和发明的其他纺织机器最初都是木制且都可用原始自然力（人力、水力和风力）驱动。加之棉纤维比任何其他天然纤维，如羊毛、蚕丝和亚麻，更容易被人手之外的工具和机器操纵。另外与鞋、陶器、家具和钟表等任何其他轻工业消费品相比，纺织品收入弹性最大，具有最长的精密分工的生产链。因此，棉纺织品有最大的潜在国内外市场支持机械化生产，并可从中获利。谁抓住了这个特定的市场和产业，谁就会成为引爆工业革命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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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拥有前工业时代最精巧的造船技术，最具开拓精神的商人和重视商业的政府和最发达的商业金融机构。但它没有重视纺织业（特别是棉纺织业），没有一个强大和集权的政府来刻意培育和控制全球棉纺织品的投入产出供应链和市场——它没有印度纺织作坊来教他们棉花纺织技术，也没有美洲殖民地几乎无限供应的棉花。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都不敌荷兰，更不用说英国。因此，第一次工业革命最先发生在英国，并最先发生在棉纺织业。势必如此。[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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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所有后来工业化成功的国家（包括现在的中国）都严重依赖纺织业开启它们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纺织品的制作性质和它们长久不衰的需求以及巨大的世界市场决定了这条工业革命的铁律。[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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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第四节 工业“三位一体”结构[35]：再论工业革命的“性质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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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经济史学家声称是廉价的煤炭资源导致了工业革命（见，例如，K. Pomeranz，2001；and R. Allen，2009）。特别地，彭慕兰（K. Pomeranz）认为工业革命最先发生在英国（英格兰），而不是中国、日本、印度或欧洲其他地区，是因为英国幸运地拥有丰富而便于开采的煤炭资源，因此，其他国家不能像英国那样最早利用新能源逃离马歇尔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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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的发展经验对这种理论提出了质疑。首先，中国在过去35年确实严重依赖煤炭作为驱动工业化的主要能源。但如果在18世纪煤炭的高昂成本阻碍了中国工业革命，为什么在200年后煤炭实际成本增长成百上千倍的时候，这样的困难突然消失或解决了呢？在1978年后国际实际煤价没有变得比200多年前更便宜，中国经济起飞也没有依赖国外煤炭。同时，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大多数中国小煤矿仍在使用落后技术开采煤炭。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煤炭实际成本的绝对值或相对值不可能比18世纪的中国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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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原始工业化（1878—1988年）和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1988—1998年），中国煤炭消费的增长率每年只有4%～5%。这个增长率与中国在此期间每年28%的乡镇企业工业化增长率，及每年10%的实际GDP增长率完全不能匹配。要等到90年代末或2000年左右，中国能源消费（与能源生产）的增长率才开始飙升到每年10%。然而，中国那时已经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并开始了第二次工业革命。[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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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无论19世纪的英国还是现在的中国，原始工业化和第一次工业革命都不是能源密集型的。在20世纪80年代初，甚至到90年代末，中国大多数乡镇企业使用非常初级的工具和机器进行生产。例如，许多工具和机器是农民手工制作的，有时他们向附近城市的国有工厂购买过时的二手机器。而当时国有工厂本身的机器就已经很落伍。当然在90年代，越来越多快速增长的乡镇企业从国外进口更好的设备，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它们才成为主流。这种低技术水平解释了为什么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快速工业化增长没有像现代科技和资本密集型行业那样，伴随着相同水平的能源需求增长。在1995—2000年左右，随着资本和能源密集型行业开始由于长期积累的巨大需求而变得有利可图并逐步建立，中国举国上下巨大的能源需求才开始刺激能源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增长，引爆了卡尔·马克思当年在英国观察到的以能源/通信/运输为主导产业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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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1750—1840年），尽管英国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其工业革命的旗舰行业——纺织业，主要靠风力、水力驱动。直到19世纪中叶，第一次工业革命结束时，蒸汽机才在纺织工厂与英国经济的其他行业中广泛应用。也就是说要等到第一次工业革命末期，大约19世纪30年代，快速增长的国内、国际贸易和大规模产品/原材料及时运输以及其他商业服务才使大规模投资以煤炭为能源/以铁路为交通工具/以蒸汽机为动力的工业“三位一体”开始变得有利可图。事实上，煤炭早在工业革命很久以前，就被欧洲与中国发现和使用。但英国煤产量直到19世纪20年代甚至30年代，才出现显著增长（见G. Clark 2007，p.237，图12.3）。因为直到那时煤炭资源的需求才快速增长，并总体上赶上了工业化增长。这个对能源、运输及相关原动力（蒸汽机）需求的激增，标志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结束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始——以大规模生产机械化工具和重工业中间产品为标志，如煤炭、化学制品、铁、钢、铁轨、蒸汽机、金属船和车辆以及生产机器的机床。也正是第二次工业革命，通过大规模供应农业机械和化学肥料，使农业机械化革命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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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由全球纺织品贸易和纺织生产机械化引发的第一次工业革命，逐渐对以新能源为驱动力的更高效、更大规模运输方式（煤炭/铁路/蒸汽机），产生了巨大的需求。比如从印度和美国南部还有非洲和拉美大量采集/运送/进口/分发的棉花和几乎与之反方向运动的纺织品是维系英国纺织工业高效运转的关键。正是这种对进一步提升远距离和即时移动大宗商品与大规模货物的高效动力的空前需求，使大规模的煤炭开采、运输和相关新技术变得有利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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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解释了19世纪中期英国“三位一体”式的工业繁荣，即煤、蒸汽机和铁路的爆发式共同增长。这种工业的三重（“三位一体”）性对新型工业经济中的投入产出网络结构具有比纺织业更大范围的和更多维度的革命性影响。它刺激了许多新型产业的出现和一系列伟大的工业发明（比如炸药）。而恰好在这个时期，“工业革命”这个自石器时代和人类农业文明以来最为伟大的历史事件才开始被人们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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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工业“三位一体”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不是最终消费品，而是中间产品或工业的“中介”与“桥梁”。这些要素自己并不能直接作为最终消费品（除了煤可以作为家庭的热源）卖给大众消费者；它们单独存在时什么也不是，却是实现更高的生产力从而更好满足最终消费需求和生产最终消费品的一种威力无比的“迂回”工具。因此，没有对大量生产的纺织品及其他轻工产品的大规模最终需求和远距离运输的驱动，煤炭开采、蒸汽机生产以及铁路建设和运营的企业不可能靠自己盈利。为什么在没有足够的对最终产品的需求摆在首位的情况下而工具（中间产品）的大量生产会盈利？煤炭是为蒸汽机提供动力，蒸汽机最先是用来从煤矿中运出煤炭，再用铁路将煤炭从一个地方运输到另一个地方。铁路最早也是用于运行蒸汽发动机车来拉煤炭用的。因此，这种工业上的“三位一体”不可能单独盈利，除非它是服务于某种最终消费。如果没有最终消费需求，仅凭这种“三位一体”的工业繁荣不可能创造对飞梭、纺织机和纺织品的需求，也因此不可能创造对它自身的需求。[37]这也是拥有四大发明的古代中国没有产生工业革命的原因。虽然中国对煤炭和炼铁技术的发明比欧洲人早好几百年，但是却没有用于工业生产，因为技＜para-pc＞术的发明不能自动创造出对它自身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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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经济史学家们说是煤炭，或蒸汽机，或铁路引爆了英国工业革命时，他们不断地犯了萨伊定律的谬误，即“供给自动创造对它的需求”。再次说明，事实并非如此。站在商人的立场去思考一下就立即明白，现实世界是按照凯恩斯的“需求创造供给”的原理运作的，不仅仅在短期的经济衰退中，而且从长远的发展来看也是如此。其原因很简单：市场本身是需要巨大社会投入和协作才能被创造出来的“公共”产品，并且需要不断的社会协作来维持它的有效运作。而没有市场，也就不会有“有效”需求；没有“有效”需求，唯利是图的厂商是不会去生产和供给的。[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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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落后国家的贫穷陷阱和工业化国家出现的经济萧条（即有效需求不足）具有共同机制，只不过克服后者比克服前者要更加容易，因为工业化国家毕竟具备很多农业社会不具备的现成市场协调要素和工具。但是如果连工业化国家也需要很多年才能从一次大萧条中恢复元气，可以想象农业国家的工业化有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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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事实是，即使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基本结束的1830年，蒸汽动力在英国煤炭开采和制造业中的利用仍然比水力加风力有更少的装机功率（Allen，2009，第173页，表7.1），尽管蒸汽机在18世纪早期就（由Thomas Newcomen）发明并在1712年用于煤矿井下排水。直到150年后，即19世纪中叶，由第一次工业革命产生的巨大需求所刺激，蒸汽机才广泛用于为工厂提供动力以及道路或水路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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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序列数据也显示了这种从需求到供给的因果关系。在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英国人均煤炭消费量仅仅是渐进地增长，从5000单位到40 000单位，200年间增加8倍（每年增长约1%）。然而，在1850年和1860年之间，人均煤炭消费量增加了一倍多，从40 000单位至90 000单位，十年间每年增长约8.5%。这个增长率对于19世纪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简直是前无古人的奇迹。因此，第一次工业革命后（1850年）的变化速度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的8倍多（见Wrigley，2010，第95页，表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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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能源消耗的缓慢增长阶段主要是由人口增长和城市化（由于商业和原始工业化）推动。因为在那个时期煤炭主要作为家庭的一个替代性的廉价的供热来源。例如，17世纪初，每年运往伦敦的煤炭在125 000至150 000吨之间。到17世纪末约为500 000吨，平均每年增长1.2%～1.4%。同一时期，伦敦的人口从200 000上升到575 000，每年增长率超过1%，这意味着人均煤炭消费的增长幅度很小。到18世纪末，伦敦从相同的东北部港口总共进口约120万吨煤，每年增长约0.9%，而其人口到1800年已升至950 000人，每年增长约0.5%。因此，在整个18世纪，煤炭的人均消费仅略有改变（Wrigley，2010，第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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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830年之后煤炭消耗量的增加远比人口增长迅速，在英国运输煤炭的绝对吨位几乎是每10年翻一番（相当于今天的中国GDP奇迹般的增长率）。运输这么大规模的煤炭需要非常巨大的运输能力；因此，难怪铁路和蒸汽机革命同时发生在这一时期。[39]所以1830年之后与之前的关键的区别在于对煤炭需求不再主要来自家庭供暖，而是燃烧蒸汽发动机和铁路运输的需求，从而形成了循环的正反馈的“三位一体”的工业繁荣，实现了能源—动力—运输对工业继续增长的瓶颈的突破，为第二次工业革命起飞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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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分析表明，英国的廉价煤炭并不是第一次工业革命（1750—1830年）的先决条件或原因，不论著名经济史学家Robert Allen（2009），K. Pomeranz（2001）和其他人的观点如何。相反，以煤炭—铁路—蒸汽机“三位一体”为特征的重工业起飞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结果。它是英国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结局和开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先兆。也就是说，即便英国不产煤，也不会影响英国工业革命，正如它虽然不产棉花却仍然是棉纺织业革命的摇篮和先驱一样。英国既然可以从遥远的印度和美洲进口棉花，为什么不能从附近的法国和欧洲其他地方进口煤炭？丰富的自然资源从来不是一个国家工业化的原因，却往往是很多国家工业化的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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