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987620

1703987621 直到18世纪晚期，荷兰和其他欧洲列强都没有能创造和掌控像英国一样如此巨大的国内和全球纺织品市场，尽管16～17世纪荷兰有更先进的经济和金融机构。除鲱鱼以外，荷兰还占领了世界大部分的香料市场，但不是全球纺织品市场（虽然荷兰当时也有一定规模的纺织业）。尽管香料贸易开启了欧洲发现时代，激发了葡萄牙和荷兰的造船技术，但霸权的香料贸易却没有帮助它们实现工业化。同鲱鱼一样，香料的收入弹性远远小于纺织品，并且很难实现规模化生产，因为它们是土地密集型的而不是劳动密集型的。17世纪和18世纪在南美的蔗糖生产是规模经济和劳动分工受限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只有英国几乎完全在纺织品生产和贸易的基础上建立其经济，并且严重依赖这个行业产生国家权力和财富以及政府收入。这个产业或产业政策上的幸运的选择最终导致英国工业革命。如果荷兰能像英国一样创造全球棉纺织品市场，垄断全球棉纺织贸易和棉花供应链，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荣誉或许将会属于荷兰。

1703987622

1703987623 然而，更为有趣的是，在英国用大规模生产纺织品的技术力量引爆工业革命不久之后，其他欧洲国家随后也在强大重商主义政府引导下通过鼓励机械化纺织品生产并加入全球纺织品市场竞争来引爆了自己的工业革命。比如19世纪的法国、德国和美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日本，乃至20世纪中期的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韩国都遵循了用机械化生产轻工业消费品（主要是纺织品）通向富裕的道路。中国大陆也是如此。中国在1995年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和出口国，预示着其经济的腾飞和新的重工业品市场的壮大——这对进一步引爆对于成为制造业强国至关重要的、基于工业“三位一体”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十分关键。而荷兰反而成为复制英国工业革命的落伍者，因为自从被英国取代以后，荷兰各种制造业（尤其是原始纺织业和造船业）遭受英国纺织品和其他产业链的重创而瓦解，资金外逃（流向英国），其政府采用放任自流的唯市场主义，而不是像它早年崛起时期或像后来的法国、德国、美国政府那样采取积极的干涉主义的国家发展政策，通过大力扶持核心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纺织业）并由它所带来的对能源、动力和运输的巨大市场需求来启动工业“三位一体”繁荣并以此推动重工业现代化。所以确如社会学家Liah Greenfeld所说，荷兰失去了工业化的“国家意志”；因此它纵然徒有“完美”政治制度和私有产权保护，“完美”市场机制和企业家精神，但它却在19世纪欧洲的工业化浪潮中衰落，毫无声息地留在了沙滩上。但这不是由于“理性选择”的“退却”，而很可能是中了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诡计。[49]

1703987624

1703987625 因此，对于彭慕兰“大分流”之谜的解释是清楚的：英国工业革命成功不是因为发生了1688年的光荣革命（North），不是因为有比别的欧洲和亚洲国家更好的私有产权制度（Acemoglu），也不是因为有比别国更高的工资（Allen），更不是因为拥有比世界其他地方更廉价的煤炭（Pomeranz）。[50]同样，中国和印度没能够在17世纪和18世纪开启工业革命也并不是因为缺乏君主立宪，缺乏私有产权，缺乏高工资，或缺乏廉价煤炭。比如在17世纪和18世纪甚至在19世纪，中国从来没有表现出对煤炭有任何特殊的兴趣。但日本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特别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完成其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却对能源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渴望——它从中国（和亚洲的其他地方）窃取了大量的煤炭来满足其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以驱动其工业化的车轮（工业化“三位一体”）。[51]

1703987626

1703987627 其实两百多年前，中国和印度是相似的，两者都不具备发生工业革命的市场条件。而市场的缺乏是因为市场创造者的缺乏。对于印度来说，这种缺乏工业革命市场和市场创造者的情况在19世纪英国殖民者已经在印度修建铁路之后变得尤为明显，因为虽然所修建的铁路在当时是全亚洲最先进的铁路网络，但是，即便如此，100多年过去了，印度依旧没有依靠它出现工业化。

1703987628

1703987629 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中国和印度缺乏一个几百年连续不断的强大的重商主义政府制定正确的工业政策来引领商人阶层为本国原始手工业创造统一的国内外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基地，来鼓励制造业出口，从而为基于劳动分工的制造业的规模化和机械化提供盈利条件。中国和印度当时的原始工业化基础太薄弱，完全是由一堆自由放任的无秩序无组织的小规模作坊构成的地方性市场，因此没有产生工业革命的条件。如前所说，任何一个作坊或村庄的劳动分工和生产专业化，都同时要求其他作坊或村庄的劳动分工和生产专业化。如果我们看看自20世纪80年代发生在中国的情况，如果把它作为工业化的必要条件，乡村原始工业增加值的临界规模必须至少要达到整体农业增加值的三分之一，或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占到农村总体劳动力的大约四分之一，农村从事非农活动（包括商业和副业）的人口比例（或占整体劳动时间份额）恐怕高达三分之一以上，第一次工业革命才可能发生，或者说全国范围内多数乡镇企业采用大规模批量化生产轻工业消费品才可能盈利，而不会因为劳动分工和产品专业化而造成大面积市场供需失调和粮食安全问题。[52]如果原始工业品市场规模太小，交易中介费用太高，难以匹配高度专业化的需求和远距离的供应，以市场为导向的大规模生产纺织品或任何轻工业消费品是不会有利可图的。17世纪和18世纪的中国和印度比英国人口要多很多，但市场却很小很分散，因为各个村庄之间以及它们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运输成本如此高昂。换句话说，中国和印度纺织品家庭作坊都是自给自足的，小型孤立的和高度分散与本地化的，并缺乏一个巨大的商人阶层来帮他们开拓统一的国内外市场，组织生产和销售以及原材料供给。中国的郑和下西洋虽然比哥伦布早了近一百年，但是它并不是以开辟世界市场为目的的，何况后来的明朝政府基本彻底关闭了与世界贸易的所有通道。与中国类似，印度缺乏中央权力和国家意志来保护其商人在国内和国际贸易中有组织的商业活动以及在全球供应链和分销网络中的国家利益。即便在今天，大多数印度农村的作坊和原始工业仍保持自给自足和无组织的状态，连接遥远村庄之间的产业集群和分销网络在英国工业革命后200多年的今天仍然发展缓慢。

1703987630

1703987631 当亚当·斯密尝试为其“劳动分工受限于市场规模”的理论寻找经验基础时，曾描绘如下的市场状况（与今天的非洲和中东农业国甚至印度一些地区类似）：“像分散在广大无边的苏格兰高地一样的孤独农舍和微小村庄这样的地方，每一个农夫都必须在家庭中自己充当既是屠夫和面包师，又是酿酒师的角色。在这种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里我们甚至不能指望在20英里范围内发现一个专业的锁匠和木匠。这些相距至少8～10英里远的家庭必须学会自己从事很多种琐碎的技能，而这些技能在人口密集一点的城市是由专职师傅提供的……在这样分散的地区不可能有任何贸易和劳动分工产生。什么样的商品才能抵消伦敦和加尔各答之间的长途马车运输费用？即便有如此珍贵的货物值得这个运费，又能用什么方式保障其免遭遥远路途上穿过如此多野蛮落后地区时的土匪抢劫和绑架?”（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三章）

1703987632

1703987633 然而，经过好几个世纪的重商主义的国家发展战略和全球市场开拓，18世纪英国的乡村工业和纺织作坊都由全国性的具备成熟供应链和运输（运河和收费公路）系统的商业和贸易网络连接并可“安全”通向全球（因为有强大英国海军护航）。

1703987634

1703987635 约翰·威勒（John Wheeler）1601年出版的《商业论》（A Treatise of Commerce）可以认为是英国原始工业化——第一次工业革命助跑阶段——正式全面启动的标志。前面已经提到，在这本书中威勒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大英帝国作为民族国家的振兴战略是靠商业和世界贸易立国，为此除需要鼓励私人和民间贸易以外，还需要建立政府直接干预、控制、保护和指导的大型商业公司（比如英国东印度公司）。威勒在书中为那些以营利为目的的全民性商业活动进行了道德和伦理上的有力辩护。他把人类历史上被人看不起的商业逐利活动提到了高尚的为国家谋利的道德高度，指出商人在外面代表的是国家和王室的利益，而不仅仅是私人利益。因此毫不奇怪，威勒的见解得到了伊丽莎白女王的无限欣赏和大力认同。这本书虽然学术性不强，但它的出版标志了近代政治经济学的诞生，比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早了160多年。[53]

1703987636

1703987637 人类必须组织起来才能竞争，并且通过竞争而组织起来（Francis Fukuyama，2014，第186页）。工业革命绝不仅仅是被新古典经济学家所描述的由一系列新技术发明所引发的产业革命，它还更是一场由统一国家意志和强大重商主义政府组织起来的参与全球贸易和市场占领的国家竞赛。当印度甚至连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都不是的时候，谁会在17～18世纪去组织印度高度分散的手工纺织作坊去开展全球竞争？类似的原因使得印度在19～20世纪连模仿和复制英国工业革命都不可能，更别说率先引爆工业革命了。同样的解释适用于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和四分五裂的民国时代。[54]

1703987638

1703987639 洋务运动是中国在近代史上第一次试图开启工业革命的尝试。它根源于1840年的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并直接起源于1860年结束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因为不敌已经工业化的大英帝国和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清王朝在自己家门口屡战屡败，皇家园林（圆明园）被掠夺焚烧，而且战后签订了无数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赔偿了无数的白银和领土，被迫开放了很多内陆和沿海通商口岸。19世纪60年代，一些较为开明的被称为“洋务派”的朝廷官员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不触动封建地主阶级根本利益前提下学习西方先进技术。

1703987640

1703987641 首先，洋务派提出国防“自强”的主张，通过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其中，较为重要的有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和满洲贵族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制造局。但是由于财力不足，从19世纪70年代起，洋务派又提出经济“求富”的口号，创办了一批近代民用工业，以解决军事工业在资金、燃料、运输等方面的困难。其中，主要有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煤矿，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和湖北织布局。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起，洋务派开始筹划海防，10年之间，初步建成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洋务派还创办了京师同文馆等一批新式学堂，培养翻译、军事和科技人才；又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开启近代教育的先河。这样的改革和工业化运动其实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取得独立后实行过的工业化政策，它表面看起来轰轰烈烈，但其实既不深刻也不得要领。这个“要领”并非当代芝加哥学派和新制度学派所推崇的自由放任主义和民主体制，因为放弃政府干涉或激进的体制改革不一定会比洋务运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方针带来更好的经济和政治结果（苏联在20世纪90年代采用的休克疗法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个要领是指这些工业化运动根本没有惠及占人口90%以上的农民和激发农村生产力，因而不具备引爆工业革命的能力，把整个国民经济拖垮是早晚的事。

1703987642

1703987643 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给予了邻国日本很好的学习和反省机会。这对触发日本1868年的明治维新有着根本性的影响。日本比中国弱小，如果像中国那样与西方列强直接顶撞，注定要惨败。因此提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中国的改革道路——即效法西方走过的“全民重商主义”的工业化道路。因此日本的工业化运动与中国的洋务运动虽然基本同时展开，但是其着眼点和手段却十分不同。日本是全民运动，大清帝国是政府官员运动；日本是先靠商业和“小康”社会立国，大清是靠军事重工业立国。因此，仅仅20年后日本就基本完成了原始工业革命并引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生产力大大提高，为未来进一步军事发展和经济起飞创造了极好的政治、社会、经济、人才、生产管理条件。生产力的大幅提高和产能的急剧过剩撩起了日本政府和工商界入侵朝鲜进而霸占中国和亚洲资源的野心。由此发生了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清军在这场战争中惨败，北洋水师全军覆灭，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而日本却顺利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并在甲午战争后利用中国及亚洲的资源和市场迅速实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并开启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又在1937—1945年正式发动了惨无人道的侵华战争并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令人好奇的是孙中山等一大批仁人志士在甲午战争后东渡日本留学，企图学习日本的先进经验，但是回国后发起的辛亥革命却并没有把中国引向富强，反而让中国在1936—1945年几乎沦为了日本的殖民地。为什么？

1703987644

1703987645 为什么两个亚洲相邻国家在同一种文化和封建政治体制下同时展开的近代工业化运动，日本成功了而中国却失败了？

1703987646

1703987647 其实这暴露了政府发展战略在经济结构转型中的作用。清政府和日本明治政府在开启工业化过程中的最大的不同，首先是前者只把工业化当成清政府自己的事情，企业只能官办，不能民办；而在日本却被当成全民族的事情（企业既官办又民办）。如果是全民族的事情，那就需要发动民众、调动民间积极因素，而要发动民众就得让民众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因此“富国先富民”自然而然成了日本政府在明治维新年间推行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的手段。但是洋务运动的中国却不是这样做的。中国从明朝朱元璋时期开始就有惧怕藏富于民的心态，因为担心民间富了会危及统治者的地位。这和中国缺乏欧洲国家那样的外部竞争压力有关，也与中国重农主义传统以及疆土太大有关，以为靠商业立国不好管理和统治。因此哪怕中国在15世纪初就有郑和下西洋的世界历史壮举，明代朝廷也仍然不惜通过摧毁造船业和封锁对外贸易来杜绝民间致富的可能性（因为重农主义而非重商主义被认为是“国泰民安”的国策）。但是19世纪的洋务运动如果不通过民间致富，就根本休想找到工业革命的秘诀，因为这个秘诀正是隐藏于基于广大农村家庭手工业的全民经商致富的运动中。只有通过动员全民经商致富，才能通过农产品商业化提高农民收入；只有通过动员全民经商致富，才能激励农民从事副业和制造业活动，使农民逐步摆脱对土地的依赖，实现原始工业化；只有通过动员全民经商致富，才能培育统一的国内市场，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创造条件；也只有通过动员全民经商致富，才能在民间和朝廷迅速积累大笔原始资本并提高老百姓收入，为吸收昂贵西方生产技术和从事大工业生产创造条件；同时也只有通过动员全民经商致富，才能发现和培育一大批企业家和实业家（民族资本家），积累管理知识，为未来进一步工业化打下人力资本基础。因此，洋务运动的失败是注定了的，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没有把注意力和希望寄托在民间，尤其在农民和下层工商阶层身上。因此清政府无能力作为一个代表全体中华民族的整体国家利益的政府而出现。而这也正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洋务运动的本质区别。要知道，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国的兴起，无不首先是建立在“民族国家”这一深层的国家意识、爱国主义和“富国先富民”这一深刻的民族主义之上的。

1703987648

1703987649 其实在中国开展全民经商致富运动是有很强大的民间基础的，尤其在纺织业方面。江苏松江、太仓一带曾是中国棉纺织业中心，素有“衣被天下”的美誉。但鸦片战争后，因英国洋布充斥市场，松江、太仓的布市很快萧条。当地一些专门靠纺织为业的乡村，已经无纱可纺。尽管这种现象当时只出现于东南沿海局部地区，但它却是中国原始工业解体（去原始工业化）的征兆。鸦片战争后，由于清政府失去对国内市场和产业的保护权，洋纱和洋布涌入中国。因其质优价廉，取代土纱和土布，越来越多的农民购买洋纱洋布，中国本就不发达的原始工业开始解体。1845年，福州官员奏称：洋货“充积于厦口”。洋棉、洋布，“其质既美，其价复廉，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因此，“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闽产之土布土棉……不能出口”。英国大量收购中国的农副土特产品，其中以丝、茶为大宗。它们操纵着丝、茶市场，使中国丝、茶生产服从于国际市场的需要，日趋商品化。丝、茶等农产品大量出口，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但也同时瓦解了中国社会的原生工业。[55]如果洋务运动能够首先通过一系列政策在民间保护培育中国自己的原始纺织业，并通过引进西方纺织技术来重组中国手工纺织业，靠比英国和西方更加廉价的劳动力来进行国际竞争，正如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和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做的那样，那洋务运动的历史结果一定会是不同凡响的。

1703987650

1703987651 因此洋务运动失败的关键不在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在于没有采纳重商主义的发展战略，利用全球贸易契机，在政府统一领导下为民族手工业开辟和创造世界市场，让全民经商致富。清政府鼠目寸光，只单纯官办一些现代企业（虽然后来由于财政压力也开始吸纳民间资金），而不是通过模仿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前后发生的大众纺织和乡村工业化来实现“富国、富民、强兵”的目标。而这一不同的发展路线一定会催生相应的（温和而非激进的）政治改革。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并非工业革命先决条件，而是伴随结果。

1703987652

1703987653 1911年的辛亥革命看到了大清帝国洋务运动缺乏民族意识这一缺点，是中国正式结束封建统治进入现代共和时代的开端，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二次向工业化发起的进军。所谓“共和国”就是大家平等、共同富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正因为如此，“共和国”这个时髦的称呼几乎被所有在20世纪获得独立的国家采用。因此，辛亥革命的积极意义在于向中国输入了现代民族国家的理念，和“富国先富民”的思想。辛亥革命过后中国产生了很多民族资本家。但是，辛亥革命主要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革命，仍然没有掌握工业革命的秘密，没有触及封建地主阶级的私有产权利益，没有把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因此，它仍然无法为广大的草根阶层，尤其是农民，创造致富的条件——通过开辟全球小商品尤其是纺织品市场，从而开启乡村的原始工业化运动并通过这场运动迅速积累原始资本和国民储蓄，为国防和军事现代化提供金融支持。因此在1911年至1949年的38年间，中华民族仍然继续在贫穷和内乱的泥潭中摸索。

1703987654

1703987655 辛亥革命带来的最大不足（犹如法国大革命）是误以为工业化的先决条件是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民主自由选举。结果是随之而来的社会长期动荡和官场的争权夺利，以致在孙中山死后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破坏了中国工业化的基本条件——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为日本后来大举侵略中国提供了机会。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要想实现现代化和工业化必须有一个长期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统一的国内大市场，但是这个稳定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并没有被辛亥革命带来。而且在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虽然通过坚持抗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并勉强维持了中国的统一，也在相当程度上发展和壮大了民族工商业，但由于官僚政府长期依附于大地主阶级的利益集团而无法实行为工业革命铺路的农村土地改革，没有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因此一直没有足够的粮食剩余和资金来启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需要一大批能够离开土地的农民作为劳动大军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规模化大生产。如果农民不愿离开土地，或地主不愿损失自己的雇农（农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如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方种植园的奴隶一样），中国不可能引爆第一次工业革命，即便社会精英知道了如何引进或仿制现代纺织业技术。但是如果农业生产力能够通过适当的土地改革有所提高，农民能够在满足基本生存并有剩余的基础上大量从事家庭手工业活动来满足全球贸易的需要，那乡村原始工业便能够迅速扩展，从而为引爆工业革命提供更多的机会和资本条件，正如日本的明治维新时期一样。但是这也同时需要强大的国家意志和能力为乡村制造业开创更大的国内、国际市场。这些国民政府都没能做到。结果，正如洋务运动由于忽视通过发展农村工商业让广大农民致富而遭到失败一样，蒋介石领导的工业化运动也因为没有解决好农民问题，而出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这不能说是历史的巧合。

1703987656

1703987657 从辛亥革命开始，国民政府一直把注意力放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以为引进了美国式西方民主政治，中国就一定能够或自然而然走上工业化道路（这与今天的“阿拉伯之春”以及中东一些国家的民主化运动何其相似）。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幼稚的。政治上的改革没有给中国带来稳定的国内市场和经济环境，也没有真正结束中国的半殖民地状态。因此中国一直无法以一个真正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姿态开启一场不被外国利益左右的工业革命。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又进一步摧毁了国家脆弱的民族工业，加剧了中国的分裂和延缓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

1703987658

1703987659 1949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通过解放战争获得政权，从此为中国带来了自洋务运动近一百年以来非常珍贵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宁，真正实现了以人民（尤其是农民）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的国家。这种建立在“人民共和”基础上的民族国家是实现工业化的政治基础。这是为什么毛泽东能够自豪地向全世界尤其是西方列强庄严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老百姓对国家的认同和爱国主义精神当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中国共产党立国未稳便同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集团——美国及其同盟国组成的联合国军队（比八国联军还要强大）——打了一场朝鲜战争，为的还是赢得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来专心从事经济建设。朝鲜战争一结束，中国共产党便在1953年制订了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掀起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第三次向工业化进军的浪潮。但这次有所不同，它是一个全民族投入的大众运动。这是它与历代工业化运动的本质区别。但同时也仍然是对历次工业化运动的继承和发扬光大。也正是因为这种对以往工业化运动的前仆后继的认同和对中华民族国家富强的强烈向往和一致理想，使得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题词“自辛亥革命以来为中国现代化献身的英雄们永垂不朽！”并在1949年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上郑重宣布中国现代化的目的“一定要达到而且一定能够达到”。

1703987660

1703987661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农民问题，其工业化运动从农村土地改革开始，因为它认识到落后的农业是束缚中国生产力发展和实现工业化的软肋。可惜从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由一系列五年计划构成的第三次工业化运动并没有获得真正成功，以致在“文革”结束时中国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56]

1703987662

1703987663 这样，自从1860年的洋务运动到1976年“文革”结束，中国已经走过了近120年的风风雨雨并启动过三次既波澜壮阔又悲壮惨烈的现代化运动。然而中国不仅没有实现工业化，却在折腾了一百多年后沦落为世界上最穷、人口最多的国家。而在这同一时期，同文同种（都是亚洲黄皮肤蒙古人种）的邻国日本却早已成为现代化强国。

1703987664

1703987665 [1]　事实是自工业革命以后，由于市场的急剧扩大和交易成本的急剧下降，企业不是变得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以至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像美国托拉斯这样的巨型企业。

1703987666

1703987667 [2]　其他对科斯的社会契约和公共品供给观点（科斯定理）的批判，见李晓鹏（2014），陈平（Ping Chen，2007，2010）及其他中国经济学家的著作。

1703987668

1703987669 [3]　对于科斯去世前在100岁左右高龄继续对中国经济坚持不懈的努力理解，参见他与王宁（Ning Wang）合著的新书，How China Become Capitalist，2013。

[ 上一页 ]  [ :1.7039876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