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987662
1703987663
这样，自从1860年的洋务运动到1976年“文革”结束，中国已经走过了近120年的风风雨雨并启动过三次既波澜壮阔又悲壮惨烈的现代化运动。然而中国不仅没有实现工业化，却在折腾了一百多年后沦落为世界上最穷、人口最多的国家。而在这同一时期，同文同种（都是亚洲黄皮肤蒙古人种）的邻国日本却早已成为现代化强国。
1703987664
1703987665
[1] 事实是自工业革命以后，由于市场的急剧扩大和交易成本的急剧下降，企业不是变得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以至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像美国托拉斯这样的巨型企业。
1703987666
1703987667
[2] 其他对科斯的社会契约和公共品供给观点（科斯定理）的批判，见李晓鹏（2014），陈平（Ping Chen，2007，2010）及其他中国经济学家的著作。
1703987668
1703987669
[3] 对于科斯去世前在100岁左右高龄继续对中国经济坚持不懈的努力理解，参见他与王宁（Ning Wang）合著的新书，How China Become Capitalist，2013。
1703987670
1703987671
[4] 对于制度经济学的历史观的批评和反驳，参见Robert Allen（2009），Sven Beckert（2014），Gregory Clark（2007），Deirdre McCloskey（2010），and Kenneth Pomeranz（2001）等很多人的著作。
1703987672
1703987673
[5] 制度经济学家们把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与1760年以后开启的英国工业革命生拉活扯地联系在一起，是站不住脚的；其对于“光荣革命”的理解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君主立宪不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原因。详见上面提供的参考文献和本书其他章节的讨论。
1703987674
1703987675
[6] 参见North（1990）。
1703987676
1703987677
[7] 仅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就可以说明诺斯的关于制度决定交易成本大小的经济学理论的致命弱点：于2015年底开工并预计在2020年建成的连接老挝首都万象与云南昆明的中老铁路，将把目前需要两天三夜的商贸旅途缩短到10个小时左右，为处于崇山峻岭之中的老挝实现从一个内陆“陆锁国”到“陆联国”的转变之梦，从而为中国云南和老挝企业和商人创造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市场。这个以中方为主投资建设并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60%以上为桥梁和隧道的铁路项目，大大缩小了中老交易成本，却与诺斯讲的神秘兮兮的“制度”没有多大关系，也与麻省理工学院的Acemoglu宣扬的“包容性—榨取性”两分法制度理论没有任何关系。它不过反映了中老两国的发展愿望和中国创造市场的实力。与本书的观点一致，Boldrin，Levine and Modica（2014）也认为制度经济学理论更像是一种同义反复——它实际上是将成功发达国家的制度定义为“包容性”的，而将失败国家的制度定义为“榨取性”的。事实上对于任何社会制度，我们总可以看到“包容性”或“榨取性”的要素共存。因此对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来说，剩下的简单任务就是选择哪些要素加以强调，哪些则选择性忽略。这当然不是说制度对经济发展是不相关的或者不重要的。问题在于，制度理论并未对其核心概念“制度”加以定义，在使用上过于灵活多变。比如私有产权制度，其实是一个十分古老的制度，在远古的农业社会就已经存在并相当完善，因此它不可能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原因。比如民主普选制度，是一个工业革命后期才采纳的政治形式。并且，制度学派混淆宏观制度和微观制度、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体制和政策的不同，并常常颠倒了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它错误的断言——民主包容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集权是贫困的一般性根源——已走得太远并可能成为蛊惑人心的穿着“经济科学”外衣的政治工具。
1703987678
1703987679
[8] 一个直接的问题是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在工资更高的荷兰率先开始。Robert Allen（2009）的答案是荷兰的煤炭资源缺乏且不便宜。我们将在下一节中继续仔细考察用于解释工业革命的“煤炭理论”。
1703987680
1703987681
[9] 参见Clark（1987）的实证研究以及他对20世纪早期国家间实际工资和劳动效率的比较。
1703987682
1703987683
[10] 注意，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发明的珍妮纺纱机和后来改进的阿克莱特水架（Arkwright water frame），还有其他的纺织机都是木制的和靠水流驱动的，而不是靠煤。因此，艾伦关于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荷兰是因为荷兰缺煤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参见下一节对工业革命的“煤炭理论”的分析。
1703987684
1703987685
[11] Phyllis Deane，The First Industrial Revolution，Second Edition，1979，p.131。
1703987686
1703987687
[12] 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英国的人口是高速增长的。如果接受工业革命由降低劳动成本的激励驱动，那么急剧增长的英国人口和由资本不断替代劳动力的结果只能导致实际工资进一步降低。但是实际上，工业革命期间英国实际工资增长比工业革命前夜更为迅速。这一事实不可能由艾伦的“高工资导致纺织机发明”理论来解释，而只能是整个纺织业对劳动力需求的急剧上升来解释。而对劳动力需求的急剧上升又只能归因为英国纺织品市场需求量的急剧扩大。
1703987688
1703987689
[13] 参见Yang，Chen，and Monarch（2010）.
1703987690
1703987691
[14] 比如19世纪的英国工厂和21世纪的中国工厂都喜欢让机器一年365天、1天24小时不停运转。在每个国家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时，工人的工作时间经常被延长到人体生物极限值。
1703987692
1703987693
[15]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出版之后的半个多世纪并不流行，很少有人知道，直至英国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1840年前后）。
1703987694
1703987695
[16] 基于同样道理，如果中国只为印度市场生产玩具肯定亏本。但中国产品是在已经实现了规模化生产并建立了自己的玩具供销产业链之后，才进军印度市场的。所以即便印度市场条件落后，中国企业和印度本地零售商贩在印度仍然赚钱。
1703987696
1703987697
[17]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原始工业化阶段，中国的FDI流入数额很小且增长缓慢。例如，在1983年，中国的FDI流入为6360万美元，仅占GDP的0.3%。整个80年代，这个比例都没有超过1%。但在90年代中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中国的FDI流入发生了超过10倍的增长，从1991年的43.7亿美元到1997年的452.6亿美元（占GDP的5%）。在90年代末21世纪初中国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并开启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中国的FDI流入进一步加速。到2014年，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全球FDI第一目的地（中国大陆为128万亿美元，中国香港为111万亿美元，而美国为86万亿美元）。与中国工业化的进程类似，中国大陆的FDI流入也经历了三个阶段：在80年代末FDI流入主要来源于中国香港的低技术、小规模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且主要流入了中国农村地区（尤其是与香港方言相通的广东）。到了90年底，流入主体变为了中国台湾和韩国的大型劳动密集型企业。而到了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FDI流入则更多地来源于先进工业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和德国）的现代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外国企业，尤其是大型重工企业，绝不会在一个国家市场规模、供应链和商业／交通系统不足以支持大规模生产和分销的情况下贸然进入。这解释了为什么尽管印度的人口规模与中国相当，但对FDI的吸引力却远远落后。
1703987698
1703987699
[18] 数据来源：Larry D. Qiu（2005）.
1703987700
1703987701
[19] 这个数字在2006年变成了8000万个，占全球将近一半的总纺锤数。相比之下，到1780年代初，英国的Lancashire地区拥有170万纺锤。1813年，英国大约有240 000台织机，折合大约每40个英国人中有一台。但其中只有1%为动力织机，剩下的是手工织机。1831年，美国开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初期，共有120万台纺锤和33 500台织机。根据经验法则，中国一年的增长和发展大致相当于西方的五年，取1980年作为中国工业革命的起点，1750年作为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起点，那么1990年的中国相当于1800年的英国，2000年的中国相当于1850年的英国，这正是英国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处于蓬勃发展的工业“三位一体”（煤/蒸汽机/铁路）开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间点，也差不多正是中国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和开启“三位一体”为标志的重工业起飞的时间点。
1703987702
1703987703
[20] 比如2016年2月2日春节前夕，中国国内铁路系统一天发送旅客人次790.3万，比去年同期增加了近50万人次。媒体估计2016年整个春运期间，中国的交通系统将承载旅客29亿人次。（http://www.guancha.cn/society/2016_02_04_350283.shtml）
1703987704
1703987705
[21] 中国今天依然是最大的纺织品和服装产品的生产者和出口者，包括棉纱、羊毛纤维、棉布、丝绸织物、服装、化学纤维和编织品。很多学者说是WTO救了中国，这个说法不对。WTO的确大大拓展了中国产品的世界市场，但是这是因为中国是有备而来，是因为中国在1988年左右就已经通过原始工业化引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而且在1998年左右通过工业“三位一体”繁荣开启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有这样的雄厚的市场导向的工业基础和基础设施，世界市场是越大越好。中国2001年底才入世，而印度和印尼这样的劳动力廉价的人口大国1995年初就入世了，却发展不过中国。为什么？因为这些国家没有准备好，没有产生原始工业革命和第一次工业革命，因此加入了WTO也就那么回事。还是那句老话：“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小鸡，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毛泽东）
1703987706
1703987707
[22] 由于发达国家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严重限制了中国的纺织品出口总额，中国成立这个机构来管理和选择进入出口市场的公司的数量和类型（以减少恶性竞争）。自1974年以来，美国、欧洲和其他富裕国家或地区已经正式形成并极大地扩张了一系列对发展中国家的纺织品和生产商施加的限制，这被称为多种纤维协定（MFA）。这个体系没有成功地完成阻止西方这个行业就业下滑的目标，但已严重扭曲贸易，使西方消费者及其经济发展付出沉重代价。
1703987708
1703987709
[23] 根据广泛接受的年表，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于1760—1780年，结束于1830—1840年。
1703987710
1703987711
[24] 工业革命前夕的18世纪20年代初（1720s），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从印度为大英帝国进口150万磅棉花。大约75年后（1790s）这个数字上升为3000万磅，增长了20倍。同一时期，英国纺织业的制造能力快速提升，比如它生产的棉织品在1765年为50万磅（珍妮纺纱机发明于1764年），1775年为200万磅，1784年为1600万磅（参见William Bernstein，2008，p.263）。由于从亚洲进口的棉花远远无法满足英国纺织业的需求，英国殖民者便开始在美洲使用黑奴种植棉花。1760年，英国生产的棉织品有1/3是用于出口，到了18世纪末，这个份额上升为2/3。而在18世纪中叶，非洲和拉丁美洲仍然是英国棉织品的主要出口市场，占总出口的94%（参见Sven Beckert，2014，p.51）。
[
上一页 ]
[ :1.70398766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