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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工业“三位一体”（Trinity）指重工业起跑阶段的三大基础产业：能源、动力系统和基础设施。动力系统包括把能源材料（比如煤炭和石油）转化为工业用途（比如发电）和把能源转化为机械运动的技术装置（比如发动机）。基础设施包括但不局限于交通运输和通信以及建设它们所用的材料（比如钢铁、水泥及各种常用重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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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中国的能源消费和生产数据可以通过http://www.eia.gov/countries/countrydata.cfm？fips=CH和http://www.eia.gov/cfapps/ipdbproject/IEDIndex3.cfm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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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比如美国在19世纪铁路繁荣的初期，北部和南方最早修筑的铁路都是用来运煤和纺织品（以及棉花）的，而且均由纺织厂主和煤矿主出资修建，用以代替他们过去修建的但是已经无法满足大宗运输需求的运河网。（参见［美］艾尔弗雷德·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2013，p.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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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所以英国著名生产商Matthew Boulton才告诉他的商业伙伴，蒸汽机发明者瓦特：“如果仅为3个区县生产你的引擎，太不值得一试；但如果是为全世界生产你的引擎，那才值得。”（参见前面第二章第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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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在19世纪头30年，也就是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黄金岁月，英国只修建了区区300英里的铁路。这种以低质铁材料修建的铁路都局限于小规模和本地使用，主要出现在煤矿和炼铁厂并且使用马匹或简陋引擎牵引。随后的30年间才出现工业“三位一体”繁荣。其中铁路建设高峰于1847年达到，那时共修建6500英里。到1850年时，英国历史上第一轮铁路建设高潮才过去，那时遍布英国的全国铁路网才初具轮廓。这一轮铁路投资高潮也给英国冶铁业带来了严重过剩产能，因此英国有能力开始为世界各地修建铁路提供大量铁材料和产能输出。（参见Phyllis Deane，1979，p.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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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实际上，现代西方工业文明崛起的关键，造纸、火药、印刷术和指南针四大发明都是从中国扩散的。同时，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为日本早期的工业化提供燃料的大量煤炭是从亚洲其他国家弄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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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参见Liah Greenfeld（2009），p.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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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Liah Greenfeld（2009），p.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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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Liah Greenfeld（2009），p.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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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Liah Greenfeld（2009），p.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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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Liah Greenfeld（2009），p.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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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William Bernstein（2008），p.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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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Liah Greenfeld（2009），p.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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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英国在16～17世纪可以说是全方位向荷兰学习并立志要赶超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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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从19世纪中期开始在欧洲十分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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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奇怪的是，许多经济史学家断言是英国的廉价煤炭资源点燃了工业革命（见K. Pomeranz 2001，The Great Divergence；以及R. Allen，2009，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Global Perspective）。尤其是Pomeranz（2001，The Great Divergence，《大分流》）认为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中国、日本、印度或欧洲的其他地方，就是因为英国拥有丰富的能够低价开采的煤炭储藏。无论是荷兰、法国、意大利、中国、日本还是印度，都没有如此丰富和唾手可得的煤。因此，它们未能像英国一样开启以煤-铁为元素的蒸汽机时代，尽早脱离马尔萨斯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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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许多历史学家，如J. Mokyr（2009）和D. McCloskey（2010）也提供了论据反对工业革命是因为廉价煤炭的假说，但是他们自己的假说也不比煤炭理论更好。McCloskey认为是资产阶级意识的觉醒导致了工业革命，也就是广大社会群体致富的冲动和愿望。Mokyr主要认为是欧洲17世纪的科学革命和探索精神导致了后来的工业革命。但是这两个理论很难解释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是欧洲的其他国家。意大利和葡萄牙的资本主义意识比英国早了200年，比荷兰也早100年。法国的科学一点也不比英国差，关键是飞梭和珍妮纺织机甚至蒸汽机的发明都不需要懂得当时的科学（比如牛顿力学或高斯定理），而发明者都是没有文化的普通工匠（比如珍妮纺纱机的发明者，James Hargreaves，是个没有受过任何学校教育的织布工人和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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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中国在1988—1990年达到了这个临界值。作为对比，在1800年处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51%的农村人口已经开始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而这一比例在1500年时仅为19%（见Robert Allen，2009，第17页，表1.1）。在法国，1800年时这一比例为32%，1500年时为20%。西班牙在1500年至1800年之间这一份额依旧很低，稳定在20%左右。除了英国，即便在最有可能发生工业革命的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这一比例在1800年的荷兰和比利时也只达到了37%。这表明，英国非农业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在1760年工业革命开始时一定已经达到了4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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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参见Greefeld（2009）。社会学家格林菲尔德（Greefeld）在她的《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一书里写道：“如同宣布春天的第一只燕子一样，威勒的《商业论》昭示着一种崭新的（民族国家）心态的到来。”（Greefled，2009，中文版，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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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没有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出现和强有力的重商主义政府来创建统一的国内市场，建设基础设施和开拓全球商业网络，工业革命不可能发生。因此，David Landes（2009）将英国引爆工业革命的成功归因于以下事实：英国在“充满权力和财富竞争的欧洲世界”中最早成为现代化民族国家是由于“英国拥有最早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早期优势……国家可以调和个人愿望、行动和社会目的，并增强个体在集体协作的表现。整体效应大于各部分的总和。一个国家的公民将对国家的鼓励和倡议有更好的反馈和回应；相反，国家也将更好地知道要做什么和怎样去做以符合积极的社会力量。国家才可以有竞争力。”（David Landes，1999，第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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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以上引用的信息和资料来自网络，可惜作者忘记了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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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见第六章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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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第四章 为什么中国崛起势不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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