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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克服粮食安全问题和基于劳动分工所面临的大规模市场缺失和失灵问题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在欧洲历史上需要一个漫长的助跑阶段——原始工业化阶段的原因。只有经过这个阶段，方能初步解决“贫困陷阱”问题或马尔萨斯陷阱问题。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乡镇企业繁荣把这个往往需要几百年的“胚胎发育”阶段（或马克思讲的“原始积累”阶段）缩短到十年（即1978—1988年或至多1949—1988年的40年，如果包括土改和农村合作化运动时期的话），而且没有采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奴隶贩卖等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惯用的创造全球市场的手段。克服第二次工业革命所面临的最大障碍需要解决工业“三位一体”缺失问题。这需要巨大的市场需求来支撑长期投资所需的利润回报和天量国家储蓄来为其融资。很多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正是因为无法克服这一发展瓶颈而失去了继续增长的动力，因为它们缺乏：（1）由第一次工业革命开拓的巨大轻工产品市场对“三位一体”的巨大需求（市场条件）；（2）由此所积累的巨大储蓄（资金条件）；（3）强大政府所体现的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意志（政治条件）。工业“三位一体”本质上是公共产品，因此国家意志和政府的积极介入必不可少。而这些国家之所以缺乏一个发育良好的支撑“三位一体”的（由第一次工业革命创造的）市场条件是因为没有认真完成更早期阶段的原始工业化过程，或更初级但更基本的原始“市场发育”阶段，所以“发育不全”问题被一步一步遗传下来，被“跨越式”发展战略误导了。一旦产生“发育不全”问题，经济改革成本就会比按照正确“市场发育”步骤所需的改革成本高昂很多，而在这个时候再“急于求成”采纳自上而下的改革措施，比如华盛顿共识的主张（如“休克疗法”），或新制度学派的政治改革建议（比如“茉莉花革命”和“阿拉伯之春”），那就会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见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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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工业革命是一个寻阶而上、自我驱动并按顺序展开的动态过程（类似于自己揪住自己的头发往上提高的过程——所以需要不断发明工具和借助杠杆原理，比如千斤顶，靠自我推力和反作用力来迂回实现）。不能指望靠他人的力量（比如外援和IMF的资金）就能实现工业化。所以每一个阶段都需要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的相互协调、共同努力和“大推进”。其最初阶段和任何中间阶段都是不能省略和跳过的，尽管政府可以通过扮演市场创造者的角色来加速和缩短这些进程。企图跳过这些初始和中间阶段，例如像Gerschenkron（1962）和大推进理论所建议的那样通过自上而下的办法直接进入重工业领域，将导致严重的问题，比如缺乏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品和产业，不堪重负的财政和国际金融负担，严重的城乡两极分化，大面积失业，经常性的恶性通胀和社会不稳定等一系列工业化扭曲、“发育障碍”或“发育不全”问题。换句话说，基础发育阶段的缺失意味着没有一个足够广大的市场使得属于更高阶段的产业有利可图或能够“自负盈亏”，同时也意味着缺乏足够的国内储蓄来为技术采用和产业升级融资，从而必须不断依赖政府补贴或国外贷款。这使得工业化进程很容易被打断而落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处于这个陷阱的国家总是债务累累，债务危机不断，就是因为没有按顺序搞市场发育和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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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有形资本）的发现和有效再生产是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大生产的核心。但对于机器（生产工具）的规模化生产（即马克思讲的“扩大再生产”）的程度以及有形资本再生产的速度和范围，就像劳动分工一样，极大地依赖于市场的规模。而市场规模又依赖于国家能力和政府对市场创造的远见和意志，以及克服市场创造过程中所需付出的巨大社会成本的融资能力（例如对全国甚至全球性基础设施网络的投资所需的融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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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市场创造者是强大富有的商人阶层和金融中介（银行家）。但这种依赖商人的“自然的”市场发酵过程，特别是早期的原始工业市场，即使在强力的政府支持下也需要数个世纪来完成。中国则（再次）发现通过强大政府和社会主义国家机器实施“可控的市场发酵”（engineered market-fermentation）可以将这一缓慢的过程缩短到仅仅十年（或最多四十年），类似于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以及新加坡和韩国在战后所做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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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维持足够高的国民储蓄率来不断为市场创造和产业升级提供融资，对于可持续的增长和不断发酵（发育）的工业化是至关重要的。从重工业开始的由上至下的工业化则缺乏这样一条融资渠道，因而非常依赖外部援助或者对初级部门（如农业、原材料和自然资源行业）的征税。即使这样，这种供给侧推动战略也很难创造足够深厚的市场条件使得大规模制造重工业产品有利可图，或能够自负盈亏。[7]重工业产品的规模化生产必定依赖于所有零部件和原材料的规模化生产以及对它们的规模化、集约化运输。重工业因此依赖于整个工业体系，包括工业“三位一体”（能源、动力和基础设施）。一个国家如果不先建立初步的“三位一体”的基础设施工业体系，重工业部门就很难保持利润。然而，“三位一体”工业体系本身不仅是公共品，而且也是中间产品，除非服务于最终需求，其本身并不能盈利。因此，它必须通过第一次工业革命创造的市场来获得支撑以及通过第一次工业革命创造的储蓄来获得融资。[8]同时，只有在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所有生产手段（机器设备和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廉价生产才成为可能。而只有基于一切产品规模化生产（包括生产手段本身的规模化生产）带来的物质丰裕，国家福利化（福利社会）也才可能实现。[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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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工业革命的基本逻辑同样也为目前如何看待欧洲和世界的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些启示。2009年以来的欧洲债务危机的根源并不是欧元区的廉价信贷或缺乏金融监管本身，而是在尚未完成第一、二次工业革命之时，一些欧洲国家（南欧地区）在战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就决定进入福利国家和金融资本主义社会。在民主选举的政党竞争下，各种社会福利项目和慷慨的退休金计划不断推出以诱惑选民，使得这些国家在所有产业（包括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成本不断飙升。因而当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崛起并主导轻工业消费品的世界贸易格局时，这些国家的劳动密集轻工产业就失去了国际竞争力。这在中国2001年加入WTO后表现得尤其明显。这些欧元区国家轻工产业的崩溃引起了持续性的失业和GDP减速，从而暴露并加剧了政府赤字和国际债务，也降低了这些国家债务偿付和债务融资的能力。因而欧元区的债务危机几乎是注定会爆发的，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只不过是一个引爆因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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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像德国这样的欧洲国家却没有遭受这种债务危机的毁灭性打击。这是由于德国在“二战”后已经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因此反而可以通过出口规模化生产的机械和高附加值耐用品而受惠于中国崛起带来的对重工业品的巨大需求。资源丰裕型国家例如澳大利亚、非洲和拉美部分国家同样受惠于中国的崛起。因此，欧洲债务危机的最终解决方案既不是紧缩政策也不是凯恩斯主义药方，而是寻求偿还其欠下的工业化“欠账”，继续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在重工业或其他高科技领域（如医疗和绿色能源）获得国际竞争力。而这就需要强大稳定的政体，以及政府引导的有远见的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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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工业革命的内在逻辑和成功工业化国家的历史路径可以帮助我们预测中国未来的发展和继续崛起。尽管一开始是无意的，中国自1978年以来遵循了符合“胚胎发育”工业化逻辑的正确路径。这解释了为何自那时以来中国没有遭受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历的“暂停-重启-暂停”的周期性改革困境和为工业化融资而引起的债务危机。这与中国历史上的3次工业化尝试以及不断采取自上而下发展战略的拉美国家截然不同。中国完全依靠自己在1978年以来农村工业化积累的国内储蓄开启了90年代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也完全依靠第一次工业革命获得的高储蓄开启了以能源、动力和基础设施为领头羊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国的总储蓄率目前仍是世界最高（将近GDP的50%），还拥有高达3万亿～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因而完全有金融能力在未来10～20年内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这种史无前例的高储蓄也使得中国能够进行遍及全球（包括非洲、拉丁美洲、南亚、中亚以及欧洲大陆）的基础设施投资，来为“中国制造”建设雄心勃勃的全球原材料和能源供应链以及分销网络，从而大面积惠及全球发展。[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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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人口比美国和欧洲加起来还多，且人均资源贫乏，也不可能像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通过殖民扩张从他国获得廉价的资源和储蓄。因此要完成大规模工业化，中国就需要更高的国民储蓄率，更大的全球市场以及触角更远的全球供应和运输体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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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界（包括受西方理论影响的国内学术界）一个普遍的错觉就是中国过去35年的超高速增长纯粹是靠高投资（资本积累）拉动，而不是靠技术进步。因此，按照新古典索罗增长模型，中国的高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这个看法十分偏颇和具有误导性。所谓技术其实是嵌入有形资产中的（机器、工具、基础设施等），不可能单独、孤立于生产工具之外而存在（除非在抽象的索罗模型中）。因此，在高投资下的快速资本积累是唯一实现迅速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方式。而高投资又需要高储蓄来融资和维持。所以，中国才能在过去35年长期保持超高速增长。这完全要归功于它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而高储蓄率又得归功于它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遵循的循序渐进的正确发展战略和工业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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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制度环境迥异，中国工业化的关键步骤与18～19世纪的英国，或其他历史时期的成功工业化国家（如美国、德国和日本），并无本质区别。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这些老牌工业化国家都长期依赖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与其殖民地及弱小国家的不对等贸易来为其工业革命开辟市场和进行融资。由于缺乏这些外部条件，中国必须维持史无前例的高储蓄（显著地高于之前的工业化国家）来推动其工业化进程。而中国确实能维持这种高储蓄来实现其和平崛起。[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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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第二节“干中学”：技术进步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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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势不可当”的第二个原因是工业技术进步的源泉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也是对制度学派和许多评论家的一个回应。他们往往质疑中国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进行创新的能力，特别是在触及技术前沿之后（例如Acemoglu and Robinson，2012）。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必然束缚了自由和技术创新的激励。因此，中国迄今以来的快速发展和奇迹般的增长不是由于创新带来的，而是初始条件落后和复制发达经济体技术的“后发优势”导致的。[14]中国在追赶时期的确是充分借鉴和复制国外先进技术，但是这并非说明中国在到达前沿以后无法创新。因此，制度学派的观点是误导性的，而且也不能被经济史所支持（例如“二战”前的日本、德国和俄国以及“二战”后的韩国和新加坡都是先模仿后创新，甚至19世纪的美国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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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讨的方便，让我们分析一下美国的历史路径。美国是在重商主义原则上立国的。[15]在19世纪中叶引爆其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美国已步入原始工业化阶段很长时间。Charles Morris（2012）注意到在1812年，美国北部各州的乡村地区已经完全商业化了（与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发展阶段类似）。依靠着瀑布为水车提供动力，周遭的小村落普遍从事着制造业活动。这是由农业商业化的兴盛而逐渐在自然的市场发酵过程中兴起的自下而上的原始工业化。早在18世纪末期，美国的农民就已逐渐变得像企业家，从事着广泛的家庭消费品的生产和远距离商业交换。比如还在建国初期，美国就已经把全球贸易的触角伸向了中国，开始与英国竞争中国和亚洲的市场。[16]到了19世纪20年代，这种市场性的交易活动几乎全部被政府支持的由富裕商人阶层建立的有组织的商业活动所取代。领薪工人成了一种流行的农业就业形式，同时农业剩余也往往被用来投资于商业和工业事业而不是土地。本地商人就这样为新型乡村企业的形成提供了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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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即将引起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经济起飞的原始工业化过程完全没有被英国（甚至马克思）注意到。[17]同样地，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原始工业化及其对于引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中国工业革命的巨大作用在当时甚至直到现在都完全没有被西方注意到。对于欧洲而言，19世纪20年代的美国非常落后。那时美国90%的人口还居住在农村，这一点直到19世纪中叶也没有多大改变。“但在美国农业社会的田园般的花丛中隐藏着繁忙的工商业和制造业活动的蜂箱。”（Charles Morris，2012，“The Dawn of Innovation”，p.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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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英国著名作家西德尼·史密斯（Sidney Smith）在1820年写道：“美国人是勇敢、勤劳和敏锐的。但他们迄今为止都缺乏天才和英雄。他们的Foxes，Burkes和Sheridanszai在哪里？……他们的Arkwrights（阿克莱特），Watts（瓦特）和Davys又在哪里？谁用美国产的杯子喝酒，用美国产的盘子吃饭?”（Charles Morris，2012，“The Dawn of Innovation”，p.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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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美国在19世纪下半叶的崛起直至赶上英国并非一开始就源于其先进的技术。甚至美国在19世纪80年代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工厂之时也是如此。整个19世纪美国在炼钢和几乎任何其他以科学为基础的工业领域都是英国的学生。（Charles Morris，2012，“The Dawn of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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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到了19世纪80年代，当美国已经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第二次工业革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铁路网络，并超越英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时候，高等教育和纯科学研究与当时的欧洲，尤其是英国、法国和德国相比仍然相当落后和原始。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任会长和同时代最出色的美国科学家之一，罗兰德（Henry Augustus Rowland，1848—1901）在1883年的学会年会上公开抱怨美国极其落后的高等教育和大学的科学研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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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面前放着一份教育局专员1880年的报告。按照这个报告，美国一共只有389所或大约400所自称为学院和大学的高等研究机构！……其中1/3称自己为大学，而在这些所谓的大学中，有一所只有两个教授和18个学生，还有一所有3个老师和12个学生！……然而这些并非只是个别情况，因为有太多小小的学校称呼自己为大学。……谁能怀疑一个比如有800个学生和70个教授的大学不会比只有一二十个学生和两三个老师的大学更好、质量更高呢？当然这也不尽然，因为我还亲身感觉到一个有500名学生的大学实际上只有高中水平。每个这样的大学都有所谓的教授，但是他们实际上只有中学老师水平。……在这个国家，并非是那些工资最高、在最贵的学校教书的人最有能力从事科研，那些拿最高工资并霸占讲席教授位置的人却并不从事任何纯科学研究，只不过在为各种商业利益集团服务并用他们的知识为自己已经很高的收入争取更大的商业回报。……但是危险正在逼近我们，即便在我们这样的科学协会中。……当社会对科研的平均要求很低，当最高的学术荣誉被那些不学无术或平庸的人占据，当三流的学者被推为学术楷模，当微不足道的发现被吹捧为了不起的科学发明时，学术机构对社会的影响就得大打折扣……我们的国家科学院由来自全国的杰出科学家组成，但是它却没有办公楼和图书馆，而且除了发表一些对政府免费开放的信息以外不发表任何东西……它根本无法与英国皇家学会，或在巴黎、柏林、维也纳、圣彼得堡、慕尼黑，以及任何欧洲首都和大城市的科学院相比。……一个自诩为大学但在办公桌和图书馆书架上没有一本科学期刊的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确实不是在为社会尽到它应尽的责任。……在美国的物理学领域，目前还没有发表或出版过或可能出版任何一本高于基础读物水平的书。（H.A. Rowland，1883，A Plea for Pure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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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现代美国人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似乎也可以说类似西德尼·史密斯当年对美国人说的那样的话：“中国人是勇敢、勤劳和敏锐的。但他们迄今为止都缺乏天才和英雄。他们的Thomas Edison（爱迪生），Andrew Carnegie（卡内基），Henry Ford（福特），J.P. Morgan（摩根），John D. Rockefeller（洛克菲勒）和Cornelius Vanderbilt（范德比尔特）在哪里？谁穿由中国制造的衣服？谁用中国人制造的工具建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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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10年之后，尤其当中国加入WTO之后，美国人再也不能这样诘问了。但如今他们可以这样说：“谁乘坐中国的火车？谁开中国造的汽车？而谁又会乘中国产的飞机？”也许不到10年之后对这些问题也会有一个明确的答案。[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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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地，尽管通过三十多年的财富积累和爆发式增长，中国的高等教育和基础科研水平仍然不能和美国同日而语。虽然自从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中国的高等教育水平正在拉近与美国的距离，但是学术界仍然缺乏对学术研究的诚实态度与扎实学风，很多所谓一流高校滥竽充数和不务正业的“教授”仍然很多。但是，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甚至今天的落后学术研究水平也丝毫不能说明中国高等教育和纯学术科研不能够在未来20～30年逼近美国，因为科学的真正基础在工业。如果工业强大了，科学的强大才有根基。正如前面提到的罗兰德在报告的结尾部分对美国1880年代科研现状和未来所写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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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一下，并让我再一次重申，我绝不相信我们的国家（美国）会一直处于目前的状况。物理学，其在应用方面帮助我国实现商业财富的爆发式增长和荣耀以后，必然会升华，并让我们在世界同行面前受到尊重。这样一个信念和预言，对于一个还没有做足够的科研以支撑一本像样的物理学杂志的国家来说，也许显得过于草率和匆忙。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国家发展的速度，我们看见城市和高楼瞬间拔地而起，还有各种各样的史无前例的经济奇迹。而且目前我们已经看到很多物理实验室处于建设中，也看到对训练有素的物理学家的巨大需求。……也许我们有一种感觉，和所有真正的美国人一样，觉得我们的国家正在崛起并面临一个光荣的未来，到那个时候我们将在知识领域引领世界，正如我们已经在财富创造方面做到的那样。[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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