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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1995—2000年，中国已经处在引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门口。所谓第二次工业革命，就是采用规模化生产方式来生产那些造就了（并维持）第一次工业革命生产方式所需要的（规模化）生产工具和中间产品本身。或简单地说，就是用机器来批量生产机器。正如经济史学家兰德斯注意到的，“纺纱和织布是一回事，能够用机器来纺纱织布又是另一回事。”（David Landes，1999，p380）对此我们得加上一句：用机器来纺纱织布是一回事，能够用机器来批量生产这些机器（纺纱机和织布机）更是另一回事！如果发明机器来纺纱织布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特征，那么发明机器来批量生产这些生产工具和运输工具以及所有中间产品则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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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21世纪早期，中国正式进入重工业建设阶段（由巨大的国内储蓄和国际纺织品市场需求以及其他的轻工业品市场支持），开启了化学品、水泥、电、钢铁、金属品、内燃机、卡车、汽车、轮船、高速公路、铁路、高速铁路、农业机械、纺织机器等等，以及用来生产各种轻工业品如电脑、冰箱、摩托车、电视、洗衣机、家具等等的组装线和机床的大批量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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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按正确顺序引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其自我繁殖和盈利的能力是任何金融危机都难以阻止的。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阻止不了中国的发展，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它使中国出口总量与其增长趋势相比永久性地减少了近40%[36]）也没能阻止中国的发展。因此，只要一个经济体完成了原始工业化的胚胎发育和第一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健康“婴儿”时期的成长，即便在危机中也会发展，这与清朝晚期50年的变法图强、民国时期40年的风雨飘摇和计划经济时期30年的大起大落与最终萧条形成鲜明对照。就如19世纪的美国：经历了15次金融危机和一次四年的国内战争，这些都没有阻止美国强劲发展成为下一个世界生产中心和超级大国。这不是因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如制度经济学家所吹嘘的），而是因为美国重商主义政府自建国伊始就采纳了一个正确的、有序推进的、从原始工业化到轻工业化再到重工业化的发展战略（详见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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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术语将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发展经历模型化（即肤浅地数学化）的方式就是想象两个不同的生产技术：[37]（1）原始手工作坊技术，其生产函数是y=n0.5；（2）采用机器的工厂技术，其生产函数y=2n-100。y表示为产量（比如纺织品），n为劳动投入。假定生产的目的都是为了交换，而不是自给自足。第二个技术涉及固定生产成本100，它反映采纳规模化生产所需要付出的在固定资本投入、创新、工业组织等方面的固定成本。但第一个技术没有这样的固定成本（或可以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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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技术是劳动报酬边际递减的手工作坊产业，第二个是使用机器的规模产业。就边际产量而言，因为使用机器，劳动在第二个生产技术中更具规模化效应。然而，当市场需求很小时（假设市场需求y=1单位），用第一个技术更加有利可图，即只用一单位的劳动投入就能满足市场需求。第二个技术需要最少51个单位的劳动投入，才能抵扣掉100的固定成本，以实现正的利润收入，因此在市场很小时是个亏本的技术投入。但是，一旦y（纺织品）的需求或者市场规模增加，比如从y=1单位增加到y=10个单位，用第一个技术需要100个单位的劳动投入，而第二个技术只需要55个单位的劳动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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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象一个村庄有200个家庭，每个家庭有一个单位的劳动力。如果他们都独立经营，这个村庄的总GDP就是200个单位。但是，如果他们组织起来成为一个工厂，用第二个技术通过团队工作和劳动分工来共同生产，那么这个村庄的GDP将是300个单位。更重要的是，这个村庄的家庭越多，用第二个生产模式会有更多的产量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因此，市场规模（需求）决定劳动分工、劳动组织和新技术使用的程度。同时，请记住前面提到的粮食安全问题和纺织品需求的收入弹性问题：如果第一种生产技术对应粮食生产，那么即便对纺织品的市场需求很大，这个村子也不敢贸然采纳新技术，把农民变成工人，除非它能够在市场上用多余的纺织品随时随地换到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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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社会（劳动）分工所依赖的大规模市场（需求）从哪里来？是谁首先创造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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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第四节 意识形态转向商业和重商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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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意识形态），而非既得利益，才是（对经济）最危险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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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John MaynardKeynes，[1936]1964，pp.383-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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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的是，肇始于1978年中国农村的原始工业革命最开始是由毛泽东在1958年提出并尝试的，是“大跃进”运动的最基本出发点和新中国未来的新的发展战略。1978年改革开放前夕的152万个乡镇企业（当时叫社队企业），便是“大跃进”的产物和毛泽东乡村工业化战略思想留给邓小平改革开放时代的一笔重要遗产，并成为中国自洋务运动以来就等待已久的早该进行的原始工业化革命的“火种”。[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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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他通过组织农民军队和全国草根大众，领导长征、抗日战争以及国内战争，从一个师范教员成长为政治家和军事战略家。他非常理解中国贫穷的根源和中国工业化的条件。毛泽东告诫他的政府官员，中国的工业革命必须依靠组织起来的农民，并且要从组织数量庞大的小型农村工厂开始。这些农村工厂可以生产基本的耕作工具和家庭用品来满足农民的生产和日常生活需要。他猜测，随着农村工业在技术和运营规模上的不断提高最终会改变农村一穷二白的面貌，并为中国城市的工业化和国家四个现代化进程打下良好基础。[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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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关于如何在“一穷二白”的大中国发展经济的战略思想虽然不乏真知灼见，但是也包含严重谬误。在1958年，当全国地方政府过度热情地帮助几亿农民建立了600万个农村工厂（社队企业），一年内安置了5000万农民在这些工厂后，很快（1960年）就发生了严重的粮食短缺和饥荒，导致农业部门产量连续3年的垂直下降，以及整个工业经济的大衰退和全国性大饥荒。过后，毛泽东的农村工业化运动就基本被放弃了。[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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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大跃进”时期的农村工业化与1978—1988年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工业化所产生的结果如此不同呢？暂且不管人民公社本身的农业生产效率如何，产生这种不同的根源是发展战略和观念（哲学思想）层面的。在毛泽东领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分配和生产是根据政府计划决定，而不是根据市场机制。简而言之，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商业活动，并且这是有意设计的：毛泽东认为商业（市场买卖）活动是投机倒把，是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最根本来源之一，并与马克思“劳动创造价值”理论不一致。因此，他认为建立在市场交换基础之上的产品供求和分配机制与政府为实现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努力相矛盾。他认为以市场交换为基础的小商品生产，随时随地都在产生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和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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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1978年，中国的领导层有更广阔的视角和更加实际的发展战略。邓小平观察到20世纪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繁荣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短缺（甚至更糟）。平等和公平虽然仍然是社会主义目标之一，但是邓小平认为国家繁荣和人的完全平等不是简单的一步（单靠计划经济和组织集体劳动）就可以实现的，有些人可以靠自身的努力比其他人先富裕起来，然后带动社会。为了实现未来长远的收入平等，邓小平把当下的繁荣（而不是平等）放在第一优先，并且认为市场交换和中央计划并不一定是不相容的，而是可以互补的。今天，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包括一些社会主义分配要素和依靠政府提携和实施的发展战略与工业政策。那么，为什么社会主义的中国不能同时也采用一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元素来帮助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前者（市场）可以通过个人更加灵活的生产计划和市场竞争来帮助提高微观层面的经济效率，而后者（中央计划）则可以通过顶层设计和宏观管理（类似于管理大公司那样）来帮助实现宏观层面的经济规划和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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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市场依赖商品交换，依赖商业。作为连接需求和供给的重要微观经济力量，商业帮助建立、创造、深化和培育市场，将供给源源不断导向其需求，并用需求源源不断地刺激供给，为市场供需双方提供信息和自动平衡机制，鼓励以对利润（生产率）的追寻和由此产生的“套利行为”去消除低效率的生产与管理方式和基础组织层面的资源配置不当。因此，商业活动是工业车轮的润滑剂，是对好企业和坏企业的自然选择机制，是需求和供给的看不见的“媒人”，就像人体强大的自我调节的细胞代谢和毛细血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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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绝对的无监管的自由市场和套利行为会滋生欺诈、不公平和投机行为，导致社会道德沦丧、宏观经济不稳定、市场失灵，甚至大规模经济危机。绝对的自由市场鼓励短视的自私行为，不仅对某些社会公共利益造成负面效应，也会破坏社会的长远发展目标。因此，市场需要宏观层面的协调、指导、管理、管制和计划。考虑到所有这些，邓小平希望通过引入微观层面的市场机制来克服中央计划不可避免的死板、教条、瞎指挥和官僚主义，同时维持国家和政府在协调、规范、管理、管制和监督宏观经济上的能力，以及国家设计长期发展战略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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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毛泽东和邓小平都看到了市场失灵的一面，其缺乏总体规划和发展战略的一面，其缺乏国家能力来组织人民群众在国家项目协作和大国博弈中维持国家利益、政治稳定和公共社会秩序的一面。而正是这种缺乏成了导致清王朝和民国政府主导的工业化失败的主要原因。没有这些宏观层面的组织能力和国家政治力量，在19世纪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以及20世纪日本军事侵略面前，中国无法维护它的国家利益和国内政治稳定，因此谈不上经济建设（无论以什么方式和什么体制）。邓小平（像毛泽东那样）相信只有强大的政府和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可以确保国家统一、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相信在开放政策和经济改革情况下（尤其在国民经济领域引入自由市场和国际竞争以后），只有维护政治稳定和国内社会秩序才能够确保中国的工业化成功。邓小平还相信，在涉及基础设施和国家安全的很多重要工业部门需要继续依赖强大的政府投入和国家银行系统。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末，当邓小平把市场竞争引进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领域时，他拒绝把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泼掉。他强烈地拒绝在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崩溃期间实施的西方式民主和休克疗法。在80年代苏联解体之前，邓小平就在与外国领导人的私人会谈中认为苏联领导人“天真而愚蠢”。这些国家后来的动荡、衰败、破产见证了邓小平作为一个伟大政治家、战略家和经济改革者的英明和远见。[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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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新发展战略（市场+中央计划）可行吗？其实在16世纪到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之前，欧洲各国正是在国家和政府的重商主义意识形态指引和国家力量强力支持下，商业和远距离贸易才获得了长足发展和长期繁荣。[42]商业繁荣和全球市场开拓对乡村原始工业化和由它引爆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必要条件，因为它培育和“发酵”能够支持规模化生产的市场、劳动分工、农产品商业化、区域分工（按“比较优势”），以及建立强大的经销网络和原材料运输机制。[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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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乡村的原始工业化运动（即中国的乡镇企业浪潮）比作工业革命这个婴儿诞生前在母体内的“胚胎发育”过程，那么早期大面积商业活动便是为这个胚胎提供“羊水”的子宫。在邓小平渐进、务实的经济政策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战略下，商业不仅为全国地方政府所允许，而且还被保护、促进和壮大。邓小平领导的政府在改革开放之后，不仅鼓励商业和商业活动，尤其是在农村，还补贴甚至使用各种各样的政府资源直接参与其中。邓小平非常直截了当地指出，不管黑猫还是白猫，只要抓住了老鼠就是好猫。如果农村商业可以让农民更加富有，那么政府就应该允许且支持和促进其发展。因此，1978年后，在农村和城市的商业活动蓬勃发展。当时城里各行各业公共雇员间流行的一个口头禅就是：“下海经商！”[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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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明朝开始闭关锁国五百多年后的中华大地上重新点燃对商业的这种激情，对共产主义的中国来说绝非易事。它需要人们对他们的信念，对他们所认为正确和错误的东西有一个根本的思想上的转变。[45]正如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凯尔（Joel Mokyr）所说：“经济变革对人们相信什么的依赖程度，远超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想象。”（Joel Mokyr，2009，p.1）但是制度经济学家可能会失望，因为这一革命性变化不是政治制度的变化，而是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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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许可的商业活动和农村自由市场的兴起很快就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统一的国内市场。长途运输和贩卖成了极其赚钱的职业。家庭经营的商店和小卖铺在整个农村乡镇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城市街道两旁布满了商店，所有机关单位临街道的办公楼下都成了商铺。党政军“下海”，几乎全民经商。觉醒的商业精神为乡镇企业的繁荣提供了极其广阔的市场，极大地促进了商业交换，降低了交易成本，深化和扩大了所有类型商品的市场规模和营销渠道。这使得乡镇企业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变得极为有利可图，以及对中间品和原材料的需求急剧上升。一个遍及全国的供销网络和轻工业品市场正在快速形成。事实上，英国工业革命之前的17～18世纪用了一两百年之久才完成的市场发酵和市场创造过程，在中国被大大压缩，仅仅用了10年的时间。[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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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1958—1962年“大跃进”时期的农村工业化运动，不是简单地错在分配太多的农民到社队企业工作，导致粮食生产短缺；而是错在政府不允许社队企业生产超过本地需求的产品，不允许把产品拿到市场上去交换。由于缺乏市场交换和由此建立的市场规模，这就极大地限制了社队企业的劳动分工和盈利能力，限制了它们增值和壮大的潜力，导致农村经济停留在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里面打圈圈。考虑到组织和建立企业（即使与现代工业相比小得多的社队企业）的巨大固定成本（相对于企业收入而言），市场的缺乏也必然意味着产能过剩，即便小企业也是如此，运营规模远远不足以覆盖固定成本。而且这些社队企业也不按市场原则进行淘汰，对需求无反应，进而不可能有纠正生产决策错误的竞争压力。因此，因为市场缺乏，“大跃进”时期的社队企业比新中国成立前农村家庭经营的小规模手工作坊的效率还要低很多。[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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