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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自从2008年第一条高铁线投入运营以来，中国已有28个省纳入了这一全球最大最长的高速铁路网（长达1万英里，超过全世界运力的一半）。北京-上海线在2014年记录正的利润，这时它投入运营仅3年。到2015年2月，其他一些线路也在运营1～2年后开始盈利，包括北京-天津线、上海-宁波线、上海-杭州线、杭州-深圳线和广州-深圳线。而同时，在诸如中国台湾和法国这些发达经济体中，私人拥有和运营的高铁系统却常年亏损。这表明市场规模和管理能力才是真正重要的，而不是所有制形式。由于同样的原因，在美国许多公立学校（大学）并不比私立学校表现差。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些非洲和拉丁美洲私有化的重工业，尽管它们是私有的，却极其缺乏效率。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的大规模私有化并没有提高其重工业的生产和盈利能力，因为休克疗法收缩而不是扩大了俄罗斯的国内和国际市场（比如东欧市场）。俄罗斯为其冒进的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这一失败并非如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声称的那样是由既得利益集团导致的。真正的原因是其国家能力的崩溃和规模化市场的永久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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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以这个标准来判断，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市场条件已经充分发育，中国那时对于劳动密集型中小国有企业的改革是非常成功的。但中国利润导向的教育和医疗系统改革却损失惨重，这是由于当时市场条件还完全不具备（这些市场条件今天也还没有具备）。回头看来，在这些部门引入利润导向的改革之前，中国应该等到私立医院和诊所（以及私立学校）发育足够充分并与公共教育医疗部门相比具有竞争力，然后再考虑引进利润导向的改革。因此教育医疗改革应该继续等待并坚持采纳与国企改革类似的双轨制。在这一段等待时间里也同时使得政府有时间制定和研究必要的法规，以在这些重要的公共福利敏感部门避免大规模的商业欺诈。因此，在目前正在进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期，中国应足够小心，采取审慎的、双轨制和试验性的策略来进行金融改革。休克疗法导致俄罗斯式崩溃的风险在今天的中国仍然存在。同时，并没有完备的经济学理论支持国有部门一定没有私有部门有效率。在合同理论的框架下，Jiang and Wang（2015）证明了并不存在一组一般的条件，使得某一种所有制比另一种更优。他们同时给出了如下的文献和实证证据来支撑他们的结论。例如，Caves and Christensen（1980）比较了加拿大在不同所有制形式下运营的两条主要铁路线，他们并未发现国有制比私有制更无效率。Vernon-Wortzel and Wortzel（1989）则发现在他们的数据集里国有企业比私有企业表现更好。Martin and Parker（1995）检验了11个在20世纪80年代私有化的英国企业，他们也没有发现私有企业必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Chang and Singh（1997）认为国有企业和大型私有企业都面临同样的官僚主义弊病。由于私有企业在公司治理上并没有天生的优势，因而并不能保证私有企业一定更有效率。Kole and Mulherin（1997）研究了一个美国公司的数据集，他也发现在同一个行业中，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绩效没有显著差异。以上文献可以在Jiang and Wang（2015，p.4）找到。所以企业是否盈利的关键不在于所有制，而在于管理和是否面对市场竞争。而且我相信如果在他们的合约模型中一旦加入企业生产的外部性，在相同的管理和市场竞争条件下，国企或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效率就会明显大过私企。但这并非是说政府不应当考虑用征税的方式来克服民企的外部性问题。相反，政府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不断探索和设计更好的税收体制来帮助解决市场机制和民营企业的外部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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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2013年，美国的高速公路总长为47 856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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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中国2014年的人均GDP是6800美元，作为对照，葡萄牙为21 000美元，波兰为13 400美元，匈牙利为12 600美元，土耳其为10 900美元。因而中国准备好了十年内在人均GDP上超过波兰、匈牙利和土耳其，迈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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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第五章 华盛顿共识与制度学派的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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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一点理论：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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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共识及其背后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或芝加哥学派）是基于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定理（这两个定理同时也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石）。基于这些定理不仅在经济学的理想状态下成立，而且某种程度上在现实中也成立的信念，很多学者认为任何基于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的经济政策或经济分析也应该适用于现实世界。然而，这种想法是错误而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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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声称任何完备竞争性市场所达到的均衡都是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1]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则声称，相对应地，任何一个有效率的资源配置都能被一个完备竞争性均衡所支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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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定理通常被视作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假说的分析性证明和对非干预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持：放手让市场工作，自然会导致最有效率的经济结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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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的推导和证明基于以下一系列在现实中非常难以满足的条件（或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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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完备（完全）市场。即所有商品、服务、资产和状态依存的金融合约的市场是存在且完备的。而且任何交易都是允许的。所有市场参与者无限存活，拥有完全理性和智商，且不存在借贷约束等金融摩擦。或在有限生命周期的情形下，父母对子女完全无私。市场参与者对任何特有风险存在一套完备的金融工具来制订状态依赖的计划，进行跨期和跨状态的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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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备（完全）信息。即所有的市场参与者对市场结构、价格信号、产品质量、外生冲击和经济发展的运动规律以及其他参与者的行动有完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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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价格接受行为。即市场参与者足够多以至于不存在任何对市场价格的垄断力量，并且进入和退出市场都是无成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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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无外部性。即任何个人行为不会对其他人的生产力、效用或处理信息的能力产生直接的损益，而且市场也不依赖对生产和交换至关重要的公共产品，例如基础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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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效用函数、生产函数和市场结构的非凸性。即在劳动分工、消费和生产的数量和质量上都没有规模报酬递增效应。组织企业和创造市场也没有任何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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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以利用同一套数学工具严格证明，当这些理想化条件中任何一个或一部分不被满足时，市场就不会达到资源有效配置，反而可能引发市场失灵和缺失、贫困陷阱、投机泡沫、混沌无序、金融危机、自我实现的经济周期、劣质产品、商业欺诈、失业、垄断、寡头甚至经济体的自我毁灭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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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很简单。第一，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忽视了市场良好运作所需要的社会与政治环境。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忽略了自由市场的两块最重要的基石：政治稳定和社会信任。两者都需要国家力量来建设、保护、培育和强化，但这正是落后农业国家所欠缺的。这种存在于政治稳定和有序市场活动之间的深层联系解释了为什么将民主体制直接施加于不成熟的发展中国家（如阿富汗、埃及、伊拉克、利比亚、巴基斯坦、突尼斯、乌克兰以及东欧的其他国家），往往不能像制度学派学者和西方政客们希望的那样带来经济繁荣。相反，民主体制给这些国家带来了无政府主义、社会混乱甚至是无尽的内战。没有政治稳定和社会信任，市场不会自动出现。但一个和平、安全和统一的国内市场又是劳动分工、工业组织、规模生产和远距离贸易以及金融合约的绝对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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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忽视了创建市场需要付出高昂的社会-经济成本。即使在长期的政治稳定下，市场创造也很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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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是在沿海和可通航的河岸，各类贸易和产业才自然而然地繁荣和逐渐分化，而且要等很久很久以后这些经济活动才延伸到国家的内陆地区。而这时几乎还不可能有任何全球性的远距离贸易……这就是为什么水运具有如此优势，以至于人类自古为市场交换而生产的各种工艺品是出于那些靠水的交通方便的流域，然后才慢慢延伸到内陆。因此自古以来不靠河流的内陆总是贸易和生产交换最不发达的地方，而沿海或靠河的地区却相反。所以，自古以来一个地区的经济繁荣和人口增长总是和其市场的大小成正比，由此推理，这个地区的进一步经济增长要靠其市场的进一步扩大。（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三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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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地理上的隔绝和距离对市场形成造成了如此大的阻碍，那么再想想社会隔绝和社会距离：在20世纪70年代，巴布亚新几内亚生活的250万人口说着700种不同的地方性语言，像Abaga等一些语言，甚至仅仅只有5个人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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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类行为并不总是经济学上“定义良好的”。满足消费需求和创造财富的最快捷手段不是艰苦劳动，而是欺诈、共谋、窃取或直接抢夺他人的劳动果实。[6]因此市场参与者随时随地都会通过各种手段暗里或公开地抢劫、欺骗、合谋、撒谎和盗窃。正因为这些行为的普遍性和与生俱来，人类自古以来所有宗教的首要教义才都是“不要偷窃和说谎！”法律可以被用来惩治这些情形，但法律规则如果不是可执行的，就将变成一纸空文。执行本身是需要成本的，而且往往成为腐败的温床。人可以对他人施加创造性的力量，也可以施加毁灭性的力量，而后者往往对社会带来致命的伤害。有时拯救他人和毁灭他人都不需要付出太高的成本，所以市场力量并不是单维度的，而是兼具创造性或毁灭性的。因此，只有在充分的监管之下，市场才能良好地发挥其创造性的作用。但是管制和监管的成本十分高昂，通常只有工业化的国家才拥有这些技术并负担得起这些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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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的是，实践中的华盛顿共识却往往不加区别地强调放松管制，即使是在复杂的市场规制和政府规制尚不成熟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许多环境问题和公共安全事件，例如20世纪90年代河南农村的艾滋病传播和2008年的奶制品丑闻，都是由缺乏管制的市场的逐利性导致的。这就是为什么在非洲和东欧的发展中国家，以快速私有化和无差别放松管制为指导的市场导向改革往往带来不合意的甚至灾难性的后果。与此相反，中国则采取了一系列渐进性的、试验性的和自下而上的改革，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价格双轨制。尽管总体上遵循审慎的原则，在某些领域（如医疗和教育），中国也犯下了一些一揽子市场化和去监管化的错误。幸运的是，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中国顶住了西方压力，拒绝了自由派经济学家和国际组织的建议，选择了避免进行激进的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自由化，以及对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坚持华盛顿共识的改革者往往选择对发展中国家的银行、能源、冶炼和电信行业放松管制，毕竟这些常常是仅剩的存在公有制的行业。然而，他们忽视了这些贫穷国家的农村工业或原始工业化极其缺乏（尽管一般农村土地是私有的，也不存在严格的政府管制）。但就像中国所展现的一样，无论是晚清时期还是民国时期，正是缺乏大规模原始工业化抑制了中国的经济增长。这一开启工业化的关键环节长期以来为华盛顿共识所忽视，因为这种共识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不存在很多公有制企业，因此就不是问题所在。相反，他们认为这些国家仅有的几个国有企业和缺乏民主政治是这些国家贫困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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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即便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管制无处不在，在美国更是如此。“透过与贸易、银行、教育、法律、危险品和健康标准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国家管理着一切：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谁将获益以及如何获益。例如，美国的社会管理费用从1997年的800亿美元飙升到2000年的2670亿美元。而管制总成本更达5420亿美元（以1991年价格计占GDP的9%），其中1890亿美元花在相关的文书和实施上。”（Seema Hafeez，2003，pp.1-3）经济史学家Marc Law和Sukkoo Kim（2011，p.113）也写到：“尽管美国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市场经济体，政府管制仍是经济活动的重要特征。一切都在管制之下，无论是美国人吃什么食物、开什么车、怎么看医生，还是决定从哪里借钱，又贷款给谁的金融体系。”然而讽刺的是，新古典经济学数学模型和制度学派理论里没有管制，即使有些模型里存在管制，那也只是一种负面约束，对经济增长和发展有负面作用。如果真是如此，那如何解释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名目繁多的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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