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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很简单。第一，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忽视了市场良好运作所需要的社会与政治环境。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忽略了自由市场的两块最重要的基石：政治稳定和社会信任。两者都需要国家力量来建设、保护、培育和强化，但这正是落后农业国家所欠缺的。这种存在于政治稳定和有序市场活动之间的深层联系解释了为什么将民主体制直接施加于不成熟的发展中国家（如阿富汗、埃及、伊拉克、利比亚、巴基斯坦、突尼斯、乌克兰以及东欧的其他国家），往往不能像制度学派学者和西方政客们希望的那样带来经济繁荣。相反，民主体制给这些国家带来了无政府主义、社会混乱甚至是无尽的内战。没有政治稳定和社会信任，市场不会自动出现。但一个和平、安全和统一的国内市场又是劳动分工、工业组织、规模生产和远距离贸易以及金融合约的绝对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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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忽视了创建市场需要付出高昂的社会-经济成本。即使在长期的政治稳定下，市场创造也很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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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是在沿海和可通航的河岸，各类贸易和产业才自然而然地繁荣和逐渐分化，而且要等很久很久以后这些经济活动才延伸到国家的内陆地区。而这时几乎还不可能有任何全球性的远距离贸易……这就是为什么水运具有如此优势，以至于人类自古为市场交换而生产的各种工艺品是出于那些靠水的交通方便的流域，然后才慢慢延伸到内陆。因此自古以来不靠河流的内陆总是贸易和生产交换最不发达的地方，而沿海或靠河的地区却相反。所以，自古以来一个地区的经济繁荣和人口增长总是和其市场的大小成正比，由此推理，这个地区的进一步经济增长要靠其市场的进一步扩大。（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三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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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地理上的隔绝和距离对市场形成造成了如此大的阻碍，那么再想想社会隔绝和社会距离：在20世纪70年代，巴布亚新几内亚生活的250万人口说着700种不同的地方性语言，像Abaga等一些语言，甚至仅仅只有5个人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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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类行为并不总是经济学上“定义良好的”。满足消费需求和创造财富的最快捷手段不是艰苦劳动，而是欺诈、共谋、窃取或直接抢夺他人的劳动果实。[6]因此市场参与者随时随地都会通过各种手段暗里或公开地抢劫、欺骗、合谋、撒谎和盗窃。正因为这些行为的普遍性和与生俱来，人类自古以来所有宗教的首要教义才都是“不要偷窃和说谎！”法律可以被用来惩治这些情形，但法律规则如果不是可执行的，就将变成一纸空文。执行本身是需要成本的，而且往往成为腐败的温床。人可以对他人施加创造性的力量，也可以施加毁灭性的力量，而后者往往对社会带来致命的伤害。有时拯救他人和毁灭他人都不需要付出太高的成本，所以市场力量并不是单维度的，而是兼具创造性或毁灭性的。因此，只有在充分的监管之下，市场才能良好地发挥其创造性的作用。但是管制和监管的成本十分高昂，通常只有工业化的国家才拥有这些技术并负担得起这些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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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的是，实践中的华盛顿共识却往往不加区别地强调放松管制，即使是在复杂的市场规制和政府规制尚不成熟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许多环境问题和公共安全事件，例如20世纪90年代河南农村的艾滋病传播和2008年的奶制品丑闻，都是由缺乏管制的市场的逐利性导致的。这就是为什么在非洲和东欧的发展中国家，以快速私有化和无差别放松管制为指导的市场导向改革往往带来不合意的甚至灾难性的后果。与此相反，中国则采取了一系列渐进性的、试验性的和自下而上的改革，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价格双轨制。尽管总体上遵循审慎的原则，在某些领域（如医疗和教育），中国也犯下了一些一揽子市场化和去监管化的错误。幸运的是，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中国顶住了西方压力，拒绝了自由派经济学家和国际组织的建议，选择了避免进行激进的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自由化，以及对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坚持华盛顿共识的改革者往往选择对发展中国家的银行、能源、冶炼和电信行业放松管制，毕竟这些常常是仅剩的存在公有制的行业。然而，他们忽视了这些贫穷国家的农村工业或原始工业化极其缺乏（尽管一般农村土地是私有的，也不存在严格的政府管制）。但就像中国所展现的一样，无论是晚清时期还是民国时期，正是缺乏大规模原始工业化抑制了中国的经济增长。这一开启工业化的关键环节长期以来为华盛顿共识所忽视，因为这种共识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不存在很多公有制企业，因此就不是问题所在。相反，他们认为这些国家仅有的几个国有企业和缺乏民主政治是这些国家贫困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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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即便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管制无处不在，在美国更是如此。“透过与贸易、银行、教育、法律、危险品和健康标准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国家管理着一切：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谁将获益以及如何获益。例如，美国的社会管理费用从1997年的800亿美元飙升到2000年的2670亿美元。而管制总成本更达5420亿美元（以1991年价格计占GDP的9%），其中1890亿美元花在相关的文书和实施上。”（Seema Hafeez，2003，pp.1-3）经济史学家Marc Law和Sukkoo Kim（2011，p.113）也写到：“尽管美国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市场经济体，政府管制仍是经济活动的重要特征。一切都在管制之下，无论是美国人吃什么食物、开什么车、怎么看医生，还是决定从哪里借钱，又贷款给谁的金融体系。”然而讽刺的是，新古典经济学数学模型和制度学派理论里没有管制，即使有些模型里存在管制，那也只是一种负面约束，对经济增长和发展有负面作用。如果真是如此，那如何解释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名目繁多的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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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个理想的市场经济，是一个市场上每一笔交易都能够受到监管、登记和事后责任追究的经济[7]，而不是芝加哥学派和华盛顿共识鼓吹的自由放任的经济。一个好的经济制度，是一个能够建立和实施严密市场监管的制度，而不是新制度经济学派鼓吹的缺乏内涵的抽象的“一切市场皆可为”的“包容性”制度。然而恰好是鼓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和“民主原教旨主义”的新制度经济学让发展中国家在不懂得市场监管，甚至被迫放弃市场监管的情况下从事所谓的“市场化”“私有化”“资本开放”和“民主化”运动，直接导致了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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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人类的体力和智力都是有限的。我们只有两只脚来转动风车水轮，只有两只手来纺纱织线，更重要的，我们只有有限的脑细胞来学习和处理信息。因此我们才需要人与人的合作来完成很多商业和生产任务，而且才在以亚当·斯密劳动分工原理为基础的市场活动中变得更有竞争力。然而合作是要付出巨大成本的，而且市场原则通常不适用于合作下的行为。比如任何现代企业内部，市场是不存在的，而是被一种金字塔式的权力管理结构所垄断。这种结构在资本主义的市场和工业组织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数千年。在企业内部，就像现在的军队一样，价格机制、市场讨价还价和民主选举是少见的。几乎没有任何团队合作里面的行动是通过讨价还价和即时交易建立的，也没有任何CEO和将军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换句话说，至少在企业内部，资源配置不是靠市场机制，而是靠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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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体力和智商在人群中的分布是不均等的。因此，以“赢者通吃”这一市场竞争原则为信条的资本主义会导致贫困、不均甚至社会动乱，而不是自由主义学派认为的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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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实际生活中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发展和演化是很难预测的。别说结构性变革，就连短期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都很难预测。而在福利经济学的理想环境里面，经济-社会结构是永恒不变的，比如不会出现古代四大文明体系、黑暗的中世纪、文艺复兴、航海大发现、路德宗教改革、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唯一的变化来自于一种抽象的、可预测的、外生的“技术”力量（即所谓全要素生产力）。在这个技术力量的推动下，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资本比可以内生地变化，但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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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这一系列被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假设掉和抽象掉了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的普遍性存在（尤其对于落后国家而言），基于福利经济学定理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只能作为对已经完成工业革命和进入福利社会的国家进行经济学分析的一种参考，而对于落后国家如何变成这样的发达国家而言是缺乏起码的指导意义的。何况即便在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市场也只能被作为一种配置资源、促进竞争和激励创新的不完美的工具，同时必须通过非市场力量对其进行补充。[8]因此，组织、公司、社区精神、团队协作、道德规范、信任、宗教、理想、意识形态、文化、国家和其他（市场之外的）各种形式的协调合作与集体行为对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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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尤其是规模化市场）提供了一种非人格化的竞争模式和创造性毁灭，一种达尔文式的“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机制。然而，由于人类在体力、理性程度、信息处理能力和智力水平上的局限，市场竞争的赢家不会是自给自足的个体或小作坊，而是组织良好、依据非市场原则组建的大公司和大企业。这些非市场原则包括劳动分工、专业化、协作、承诺、友谊、伦理、忠诚、信誉和信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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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市场与组织密不可分，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密不可分，私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密不可分，私人产权和公共产权也密不可分。由于忽视甚至否定社会协调、政府力量、信念、意识形态和集体精神在市场经济（市场创造、技术革新、工业组织和贸易网络形成）中的关键性作用，以自由放任主义、新自由主义、新制度经济学或新古典经济学为指导的经济学改革和发展注定会遭到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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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第二节 一个例子：市场如何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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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个体间自由合作、形成组织的社会成本是巨大的，对于自给自足、贫穷落后的农业社会而言更是如此。因此，就像发展经济学家Michael Lipton（1977）和Joe Studwell（2013）所指出的那样，尽管存在良好的土地私有产权制度和保护买卖土地合约的机制，许多农业国在工业化（甚至原始工业化）方面仍然存在巨大的整体性的市场失灵，无法产生工业化所需要的大量的中小企业。在这种市场失灵的均衡中，尽管土地是私人拥有的，契约是可以转让出售的（就像在中国清朝和民国时期一样），但强大的达尔文选择力量使得土地往往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而大部分人则成为佃农。[9]Joe Studwell（2003）认为，在这样一个均衡中，由于人口增长，土地变得越来越稀缺。地主因而可以收取越来越高的地租，他们也可以承担贷款人的角色以非常高的利率放贷（即“高利贷”）。而佃农的土地承租权没有任何保障，又要面临高昂的租金和利率，因此就没有动力对提高土地产出率进行必要投资（例如施肥或建立灌溉设施）。地主也没有动力进行这些投资，因为他们可以通过高昂的租金和利率来更容易地获利。当贷款无法被偿还时，地主可以简单地没收土地和抵押物，再转租给别人。因此，土地的高回报率使得地主阶级没有动机和兴趣来发展农村工业和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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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这种市场失灵的均衡状态的国家难以抗拒即使是非常小的自然灾害（如涝灾和旱灾），引致了农业国家长期而持续的饥荒现象。例如1839—1851年（英国工业革命的鼎盛时期），Évariste Reégis Huc（1813—1860年）作为法国天主教随军牧师游历中国。他在《中华帝国见闻》（A Journey through the Chinese Empire）一书中记述了他目睹的悲惨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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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再也没有一个国家像这个泱泱天朝上国一样，深陷于如此多灾多难周而复始的贫困。没有哪一年，这个国家不会出现大规模的饥荒。朝不保夕的人们不可计数。只要来一场使一个省粮食歉收的旱灾、洪灾或其他什么灾害，整个人口的2/3会立马挨饿。你会常常看见乞讨的大军，其中有男人、女人和小孩，他们一起行进，只为在什么村镇找到一点点给养。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抵达可能获救的目的地之前就昏倒在路旁死去了。你会看到他们的尸体躺在田野和路边，而你经过他们时大概都不会加以注意，毕竟这一恐怖的悽惨景象在这里实在是太平常而熟悉。（引自David S. Landes，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1999，p.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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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的辛亥革命没能改变中国农村和农业的悲惨景象。革命在高层引进了多元化的政治体制，而在底层仍继承了清朝的私有土地产权制度。20世纪20年代末到访过中国的英国经济史学家R.H. Tawney，在法国牧师Évariste Reégis Huc游历中国70年后，再一次描绘了中国农民的悲惨处境：“在许多地方，农民就像是一群水淹到脖子上的人，只要再起一点涟漪就足够淹死他们了。在山西，最近几年有300多万人因饥饿致死，同时有约40万妇女和儿童被人贩子买卖。”（引自Joe Studwell，2013，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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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作家韩丁（William Hinton）在研究了中国山西20世纪40年代的状况之后也写到：“每年粮食储备耗尽之后的春季饥荒，就会大量出现奴隶（通常是女性），地主暴力，内战，地方性黑手党式的秘密组织，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兽行，这些就是中国世俗日常生活的真相。”（Joe Studwell，2013，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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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只是许多前工业社会所面临问题的一个缩影。它们同时也是共产主义兴起和毛泽东在中国发动的激进土地改革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时代背景。讽刺的是，被共产党打败而逃往台湾的国民党，在台湾也实行了和大陆相似的土地改革：从地主手中拿走土地，平均地分发给农民。这种土地改革促成了台湾的经济起飞。[10]1978年邓小平治下的农业增长的奇迹同样也与毛泽东时代的土地改革密切相关。[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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