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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所有自上而下的经济发展纲要，无论是格申克龙（1962）的“跳跃式”发展理论、ISI、华盛顿共识、休克疗法，还是制度学派倡导的“茉莉花革命”、民主化运动和政治变革，都是属于同一意识形态的萨伊定律的遗产——认为供给（产品、技术或制度）自动地创造对应的需求。[18]但萨伊定律只有在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成立的无“摩擦力”的世界里才有效。现代西方政治法律体制实际上只能开花在已经工业化的土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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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自上而下的经济发展方案不仅在经济上误人子弟，同时在政治上也是幼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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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第四节 这些理论的经济误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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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因为忽视了市场创造的巨大成本，这些供给方面的理论在经济上误人子弟。它们没有恰当地考虑金融稳定和国家安全（如粮食安全）的问题。它们把粮食、汽车和股票当成完全可替代产品，天真地以为汽车和股票可以当饭吃，以为只要政府停止干预经济，粮食、汽车和股票市场就都会自动地繁荣。[19]它们同样天真地认为投机性的金融资本流动可以导致更好的资源配置，而完全的私有产权可以提供更好的工作激励。但它们忽视了流动性金融资本只追逐短期的利润商机，而不会顾及发展中国家长期的经济发展利益。它们仅仅声称私人产权为私人带来了更高的经济租金，却否认不可再生性资产（如自然资源和土地）在公有制下会带来更为平等的收入分配和更加稳定的资产价格。[20]它们没有考虑金融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规模化生产（特别是有形资产的规模化生产）之上的这一事实。因此，如果缺乏规模化生产的能力，那么货币、金银、股票、证券、政府债券和其他各种债务和金融资产都没有真正的价值和力量。没有可再生性的有形资产，金融资本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而金融资本的过度供给并不会“完善”金融借贷市场，反而会摧毁这一市场（就像次级按揭贷款证券化引起的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一样，同时也是在历史上反复得到证明）。这些理论没有充分意识到不可再生性资本（比如土地）是从事商业活动的一项固定成本，自由资本流入和国际热钱造成的泡沫和资产升值会极大提高日常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从而可能阻断一个国家的发展。它们同样没有意识到工业组织的效率来自管理和分配而不是所有权。[21]它们赞誉私有产权是至关重要的，却没有理解土地和自然资源的私有化往往导致私人垄断和寡头，这可能比国有的情形更糟（就像在墨西哥和俄罗斯那样）。[22]金融自由化被认为是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一条坦途，然而内部交易、公司舞弊、资产泡沫和价格扭曲却没有得到深刻的理解。对自由市场的益处的认识也是一样，它们认为它能自动引致创新和繁荣，而没有考虑到协作失灵、欺诈、私人垄断和由于市场扭曲和失灵引起的经济停滞，更没有意识到市场监管的必要性和复杂性。这些由学者在象牙塔里拍脑袋提出的激进政策逐渐破坏了国家管理国民经济和资源的能力，更使得这些贫穷国家（尤其是其自然资源、土地和其他资产）成了自利、短视和利润驱动的外国资本和金融巨头的廉价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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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工具（如债券、信用违约掉期、权证、信用、债务、权益、期货、证券和股票等）以及相应的执行这些金融合约和债券支付的能力，应该是大规模商业和贸易需求的内生产物，而不应该是为金融而金融的政策诱导下的产物。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放松监管）放大了风险，却没有能刺激贸易增长和实体经济市场规模的扩大。[23]这就是为什么采纳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之后进行了（不成熟的）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拉丁美洲和俄罗斯，与“金融抑制”和“资本管制”的中国相比，更容易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停滞。我们必须重申，（这些金融产品和制度的）供给并不能自动地创造对它们的有效需求。[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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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对于强大和繁荣的美国来说，也仍然需要复杂和强力的金融与银行业监管和审计，并且美国在这些制度建设方面仍然欠账不少。[25]那么，一个无论在国家治理能力和在对其银行和金融市场进行监管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都极其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如何能抵挡和防范金融自由化和开放资本市场所带来的巨大风险？[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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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市场的成本高昂，而创造市场监管体制来规范市场行为的成本更高。没有恰当的监管，市场失灵不可避免，市场力量将摧毁作为市场运行基础的社会信任本身。[27]市场本身除了对赤裸裸的私人利益外别无尊重。然而，华盛顿共识和制度经济学理论却没有对发展中国家如何建立有效市场监管体制来防范或减轻市场的破坏力量对于经济的冲击给予任何建设性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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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第五节 这些理论的政治幼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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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自上而下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和政策同时在政治上也是幼稚的，尤其是Acemoglu和Robinson倡导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他们没有充分意识到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作为市场的最基本要素）的重要性，也没有弄清在不同的环境下什么改革才是最合适的。他们把对已经工业化的发达国家有益的改革直接应用到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28]然而，发达国家对小政府和放松监管的要求并不以同样的方式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可能政治集中和基于良好治理的国家建设才是需要的。[29]他们使用了一个对人性的假定，即绝对的自由一定会导致绝对的创造力和繁荣，却忽略了潜在的无视权威的欺诈和无政府主义的暴力行为。这些理论也忽视了在现代资本主义文明里民主的经济基础。在未工业化的国家建立的不成熟的民主，注定会崩溃或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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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投票权和政治权力的开放是工业革命的果实而非原因。对于19世纪（也许甚至今天）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政治权力一直都根基于资本财富，不成比例地集中在财富阶层（商人和资本家）而不是平民和普通工人的手中。而且在民主化和社会流动大幅提高以后仍是如此。[30]在1830年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临近结束之时，只有2%的人口能够投票。1832年，《改革法案》将这一比例提高到了3.5%。1867年，第一次工业革命早已结束而第二次工业革命业已如日中天，这一比例变成了7.7%。直到1928年，在大英帝国彻底完成工业化并成为地球上最大最富裕的工业帝国许久之后，全民投票权才被给予所有的男性和女性居民。但即使在现代工业化民主社会（更不用说那些尚未工业化的国家）里，投票仍然可以收买，卖官鬻爵并不罕见，而媒体常常被金钱和财富所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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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立合同，建立企业，进行交易和成立组织的自由，与欺诈、违法、抢劫、偷窃、垄断和暴力的自由一脉相承。因此自由和民主的界限只能与政府执行法律规则和管理民众的能力同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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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方民主建立在现代工业化国家能力之上，这些工业国远比任何农业国更强大和有组织。但现代工业化国家只是当年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奴隶贩卖和重商主义的产物和副产品，是重商主义的果实。工业化国家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前所未有的行政能力，尤其是对整个社会无孔不入的监视和入侵能力是任何农业国和未完全工业化的国家不能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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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工业化国家是一个基于所有社会阶层大规模分工和协调的巨大而统一的组织。每一个居民（及他的货币价值）要么拥抱这个工业化体系，要么就会被它无情地抛弃。这就是为什么大规模有组织的犯罪、地下反叛组织和军事政变是未工业化国家的常态（尤其是那些在工业化之前就接纳了民主的国家，如埃及、墨西哥、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和许多其他非洲和南美国家），但在工业化国家里却几乎绝迹或得到控制（例如大多数OECD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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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使得政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管理庞大人口的能力。政府能有效地从居民那里获得信息并做过滤处理，政府能凭借快速的信息传递和基础设施实行及时的军力和警力输送来对暴力和叛乱做出反应，他们当然也能在需要的时候入侵居民的隐私。人们在工业化社会里能自由地迁徙，只不过是因为政府有力量和能力通过复杂的社保、税收和移民体系来对人口进行注册并追踪他们的活动。“监视是国家管理的必要条件，不论这种力量指向的是什么。除非建立了一套对其人口细致完善的监察体系，否则福利的提供是难以组织起来的，不论这是不是真的福利。”（S.E. Finer，1999，p.1624，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 Ⅲ：Empires，Monarchies，and the Modern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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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规则的执行、罚款、征税以及惩罚逃税的能力都依赖于这种能力。在1851年，政治经济学家和哲学家蒲鲁东（Proudhon）生动地描述了当时工业化国家政府的这种建立在工业革命带来的资源和技术基础上的管理社会和公民的超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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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社会里）被管理就意味着被监视、审查、指导、伏法、登记、注册、控制、督查、评估、普查、命令……被管理就意味着个人在每一笔交易、买卖、工作、入学、领取酬薪和市场行为中被关注、注册、记录、征税、盖章、测度、评价、颁发执照、授权、录取、阻止、妨碍、改造、惩罚……然后，（当碰到警察时）如稍有反抗和微词，就意味着可能被起诉、罚款、镇压、骚扰、逮捕、通缉、欺负、拷打、缴械、捆绑、入狱、审判、谴责、枪击。（S.E. Finer，1999，pp.1610-1611，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 Ⅲ：Empires，Monarchies，and the Modern State）[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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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运营和维持任何这样一个强大的监察系统和执法能力都是成本高昂的。[32]作为一个例子，让我们看看工业国官僚系统的膨胀。1821年美国的官僚或者公共服务人员为8 000人（占总人口的0.083%）。在1881年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这一数字达到了10.7万人（占总人口的0.21%）。而到了1985年，这一数字增加到了近380万人（占总人口的1.6%）。官僚体制内人员的平均增长率高达3.8%以上，高于其在黄金时期的实际GDP增长率。类似地，在英国公共服务人员从1821年的2.7万人（占总人口的0.26%）增长到了1985年的105.7万人（占总人口的2.25%）。一个尖锐的对照则是，尽管比美国和英国的人口多得多，在19世纪中国清王朝的公共服务人员却只有3万人（占总人口的0.015%）。[33]换句话说，尽管当时的中国以其庞大的官僚体系著称世界，但就官僚占总人口的比例而言，19世纪的中国只有英国1821年水平的6%和美国1881年水平的8%。是的，在刚刚完成工业化的英国和美国面前，中国的官僚体系实在相形见绌。现在，美国每年花费超过4 000亿美元在执法、官司和诉讼服务上，达到了每年人均1 500美元的水平。同时，美国每年还花费超过8 000亿美元（人均2 500美元）用于国防建设。即使贫穷国家把所有的GDP都投入到警察和国防上，也远远不能与之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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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强大的警察力量和法律执行能力下，言论和表达自由（包括散布谣言和炮制虚假信息的自由）才被容忍。正是在这样强大的政府权力和控制下，全民投票的选举民主才能有效地实行。正是在这样强大的监察和监督能力下，人权（包括犯罪者和囚犯的权利）才被尊重。也正是在这样强大的注册、登记、追踪和征税能力下，完全的劳动力流动才被鼓励、保护，才能促进生产力的提高。[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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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自由”和“控制”之间的辩证关系意味着，建议发展中国家去采纳西方的民主、自由和完全金融开放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在政治上是幼稚的（如果不是蓄意为之的话）。[35]不管这些建议和鼓励背后是什么动机，它实质上都打开了腐败和无效行政的潘多拉盒子，因此引起了动荡、暴力、不稳定和无政府主义。发展中国家猖獗的腐败不是因为缺乏法律规则，而恰恰是因为缺少执行它的资源和国家能力。一个国家民主和自由的程度与其军事和安全力量成正比，这一发现应该不会使得制度学派经济学家们感到惊讶。[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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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并不是免费的。自由也不总是有意义的。就像在开放的农田里设置交通法规没有意义一样。同时，除非交通法规得到警方严格执行，否则司机也会对交通法规和限速视而不见。[37]但执行法律是需要巨大成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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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执行本身也是腐败的根源之一。腐败发生在任何社会，包括工业化国家，而执行和监管领域正是腐败的高发领域。但这并不是因为法律规则的缺失本身。如果我们不希望落后社会的人们以自由的名义进行屠杀、恐吓、劫掠和暴乱，那么像现代美国一样建立半军事化的警察力量就是必由之路。如果我们希望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在神圣的人权庇护下，在庭审中获得公正的对待，我们也许需要像美国一样，花费巨大的资源来建立复杂烦琐的法律体系和监狱系统，培养众多的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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