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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执行本身也是腐败的根源之一。腐败发生在任何社会，包括工业化国家，而执行和监管领域正是腐败的高发领域。但这并不是因为法律规则的缺失本身。如果我们不希望落后社会的人们以自由的名义进行屠杀、恐吓、劫掠和暴乱，那么像现代美国一样建立半军事化的警察力量就是必由之路。如果我们希望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在神圣的人权庇护下，在庭审中获得公正的对待，我们也许需要像美国一样，花费巨大的资源来建立复杂烦琐的法律体系和监狱系统，培养众多的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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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一种政治福利，然而生存权比投票权更重要。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帝国英国，直到1928年完成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并进入丰裕社会很长时间后，才建立全面的普选制度。而非洲裔美国人直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巨头和最富裕的国家之后，还在为人权而斗争。美国的《妇女遭受暴力防治法案》是在1994年签署的，是仅仅20年前而不是225年前《美国宪章》诞生的时刻。为什么？资本主义政府和工业巨头们在20世纪上半叶发起了两次血腥而残酷的世界大战，然后才在他们自己之间达成了和平——与8000年的人类文明相比这简直是一分钟之前的事。因此，现代工业国政府、金融巨头和制度学派经济学家们建言贫穷国家，说民主才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而不去考虑民主和普选究竟能给这些国家（及其大量的未受教育人口）带来什么，是非常幼稚的，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话。它能带来一个具有强大行政能力的政府来管理社会，消除贫困，遏制欺诈、劫掠、混乱和暴力吗？[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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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强大政府和国家机器做后盾的民主无法良好运行，也不会有工业化。[39]优先的就是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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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制度经济学家诺斯和托马斯在《西方世界的崛起》一书中承认的那样，制度的创建和运行都需要成本。特定的制度只有在收益超过成本时才会出现。[40]这一逻辑既适用于经济制度也适用于政治制度。“在贸易规模受限于有限的人口规模、低收入和高运输成本时，贸易只能是分散和不系统的。但当贸易量上升，创造相应便利贸易的制度的激励就提高了。”（Gregory Clark，2007）只有在自由贸易的收益超过了成本时，大英帝国才在1860年完全拥抱了“自由贸易”的理念和制度，这时英国已完成了工业革命，实现了规模化生产，成为了世界的制造业中心，并在轻工业和重工业领域都出现了过剩产能。[41]中国现在成为了自由贸易的积极拥护者，完全是由于相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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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根本性的制度，就越是难创立、变革和维护，因此就越需要等待更长的时间让足够的经济发展程度来支持。只有在劳动，而不是土地和资本，成为了稀缺资源的工业化国家中，才更有可能发展人权、民主和普选。因为这时才有了足够大的劳动生产力、经济收益和足够多的资源来保护劳动者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贫穷国家有的是劳动力，但资金和技术昂贵，因此相对于资本来说劳动力不值钱。在发展中国家，一个人可能仅为一片面包而抢劫、杀人、被判刑；但在发达国家，人们可能只愿为百万美金以上的巨额回报而铤而走险。一个国家人寿保险的市值衡量了其人权的程度和价值。对于发达工业国和落后农业国，这一市值差可以达数百万倍，就如同其人权价值一样。但因果关系是前者导致了后者，而不是反过来。因此，从工业国向落后国家施加或移植而来的政治制度，不仅不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反而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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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不能自动产生看不见的手，而看不见的手不能自动创造“规范、有序”的大市场。如果没有一个大规模市场来支撑规模化生产，谁能够喂饱阿富汗、埃及、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乌克兰千千万万的贫穷失业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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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似乎就明白这个道理，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也是一样。这意味着世界不能指望中国按照西方的方式和步调来建设民主制度，因为建立、运行和执行它的成本超过了其收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会因为缺乏民主普选而无法建立法规规则和产权制度。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成功发展经验提供了在实现真正民主之前成功建立法律规则、产权制度和政府官员问责制度的大量实例。先经济后政治让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期间享受到了政治和社会秩序稳定的种种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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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国家层面的民主与微观组织中和社区管理中的行政民主有着根本的区别。企业管理生产和人力资源的方式可以从根本上与国家运行政治体系的方式区别和分离。而正是这种基层行政和管理能力，而不是宏观的选举民主，才是对生产力、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或者说企业和市场的形成）而言重要的。许多在宏观层面上选择（不成熟的）民主政体的发展中国家往往不能使之有效运行，并为之后的政治和社会失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与社会基层政治和组织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社会稳定和信任资源的缺乏是分不开的。普选式民主属于工业化以后的福利国家，然而一个甚至不能喂饱其人口的农业国如何能享受福利国家的好处？[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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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交易风险和信任是市场（以及建立其上的劳动分工）的最根本特征，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必须以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作为绝对的先决条件。没有秩序、安全、稳定和信任，市场上什么也不会发生。而通过革命将现代政治民主施加于原始农业国家头上，不太可能提供这种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这种不成熟的民主只产生没有实质内容的空洞口号。由于没有足够的经济资源和行政能力来运行民主，自由选举往往变成了贿选和腐败。而中国的快速工业化并不是基于政治普选民主，而是基于恰当的治理、正确的发展战略和政府官员筛选机制来维持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同时从根本上不断调整其经济政策并建立有效的基层和微观经济组织。中国正确的发展战略不是像之前一样，通过流血革命推翻现有政治体制。这种由上至下的依靠政治制度革命引导的经济发展策略在1978年前的120年里多次重复，但每次都迅速陷入了血腥的权力斗争、暗杀、内战、政变以及无穷无尽的打着意识形态口号的党派斗争。在混乱中，中国也成为了帝国主义和外国金融工业巨头以自由贸易为名和“分而治之”为手段的廉价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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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够竞争，也只有通过竞争才能形成更优良的组织。这一点不仅适用于企业，也适用于国家。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和俄罗斯在引进民主和休克疗法后的经济崩溃，恰恰是因为它们摧毁了对工业化和市场创造至关重要的有组织的政党和社会基层组织。而中国1978年的改革却维持了毛泽东时代建立的政党和社会基层组织，并利用了它们来进行全国统一市场的建设、社会治安的维持和保证劳动力全国流动的有序性。[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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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经济学家（例如Acemoglu and Robinson，2005 and 2012）试图制造一个巨大的神话——即民主、私人产权和法律规则是16～19世纪西方列强经济崛起的根本原因，特别是英国产生工业革命的前提。这一神话又是建立在另一个神话之上，即自由放任和自由贸易是18世纪末期英国成功引爆工业革命的终极秘密。一旦有了民主、法律和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看不见的手”就能够通过市场机制在贫穷积弱的农业社会创造工业革命的奇迹。这绝不是真相。事实是，私人产权、法律规则和自由贸易都是人类社会古老的概念，但它并没有为古埃及、古希腊、古中国或古印度自动地带来工业革命。而普选制民主则是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产物。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曾在缺乏国家和政府强力介入的情况下，在缺乏重商主义式的国家竞争和军事化的全球市场开辟的情况下成功完成了工业革命。[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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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帕累托有效分配是指这样一种收入分配方式，即如果不损害某些人的利益，就无法使任何人的收益有所改进。但在同等资源条件下，帕累托分配可能有多个，而其中可能没有一个是所有人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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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的简单说明和证明，可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Fundamental_theorems_of_welfare_economics；更加专业的读者可参见Mas-Colell，Andreu，Michael Dennis Whinston，and Jerry R. Green. Microeconomic Theor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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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但注意，在政府是无私的并对经济拥有完美信息（就像市场参与者那样）的条件下，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同样可以用来支持中央计划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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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市场竞争反而导致资源分配无效率或不合意的一些例子和论证，参见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和约瑟夫·斯蒂格里茨（Joseph Stiglitz）的开创性的工作，包括对不完美信息的经典分析（http://scholar.google.com/scholar？q=stiglitz&hl=en&as_sdt=0&as_vis=1&oi=scholart&sa=X&ei=OFiEV ePLBdOC yQSSoa3QDg&sqi=2&ved=0CBsQgQMwAA）。对各种市场失灵及其导致的经济波动和危机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参见Azariadis，Kaas，and Wen（2015），“Self-fulfilling Credit Cycles”；Benhabib，Wang，and Wen（2014），“Sentiments and Aggregate Demand Fluctuations”；Coury and Wen（2009），“Global Indeterminacy in Locally Determinate Real Business Cycle Models”；Pintus and Wen（2013），“Leveraged Borrowing and Boom-Bust Cycles”；Wen（1998），“Capacity Utilization under 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以及Wu and Wen（2014），“Withstanding the Great Recession like China”；及其中的参考文献和其他许多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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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斯密也提及了进行市场交易的其他成本，如防止抢劫和海盗行为。的确，强大的英国海军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保护其海上贸易。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和相应的海军投射能力，大规模国际贸易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使在今天的“和平”时期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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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家知道，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作用。但是在温和的政治经济学中，从来就是田园诗占统治地位。”（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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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尤其是对化工、医药、建筑和金融等能够大面积危害人身和社会整体安全的市场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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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市场”其实是一种古老的制度，不是工业革命或“光荣革命”的产物。但即使在市场大规模扩张的工业化国家，大部分经济关系和活动仍然发生在企业内部而并非发生在市场上，而企业内部正是市场缺位或失灵的地方。（Ronald Coase，1937，“The Nature of the Fi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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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例如，“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85%的中国人生活在农村，而农村居民的期望寿命只有20～25年。75%的农民家庭的自有耕地小于1公顷，而大约1/10的人口拥有了全国7/10的可耕种土地。”（Joe Studwell，2003，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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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见Joe Studwell（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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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这是否说明制度变化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并非如此。它们仅仅表明制度建设是用来服务于经济发展战略的。毛泽东用土地公有制来促成基于农业集体化的“大跃进”运动，而邓小平则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来实现所谓小康社会的渐进式发展目标。这一渐进战略意图在保持现有政治制度（如以共产党为核心的政治体制和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通过利润驱动的小规模家庭农业生产来使广大农民阶层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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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见Joe Studwell（2003）对于一些东南亚国家ISI项目失败的分析，如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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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ISI也主张通过货币升值来帮助工业企业进口资本品（重型机械），并对外国直接投资持负面态度。这些政策压制了本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市场，也阻止了外国直接投资中隐含的技术和管理输入。因此，ISI并不鼓励出口，也实际上违背了创造市场的重商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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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更具体地，华盛顿共识往往包含着如下发展项目：完全贸易自由化，国有企业的完全私有化，完全移除对食品的补贴和其他类型的政府支出，完全金融和汇率自由化。这些项目被美国领导的国际贷款机构如IMF和世界银行用来作为对发展中国家发放贷款的条件。这些项目也被称为“结构调整项目”，目的在于降低政府赤字，触发私人部门的增长——但这些并没有发生。（见Harrigan，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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