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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这是否说明制度变化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并非如此。它们仅仅表明制度建设是用来服务于经济发展战略的。毛泽东用土地公有制来促成基于农业集体化的“大跃进”运动，而邓小平则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来实现所谓小康社会的渐进式发展目标。这一渐进战略意图在保持现有政治制度（如以共产党为核心的政治体制和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通过利润驱动的小规模家庭农业生产来使广大农民阶层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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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见Joe Studwell（2003）对于一些东南亚国家ISI项目失败的分析，如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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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ISI也主张通过货币升值来帮助工业企业进口资本品（重型机械），并对外国直接投资持负面态度。这些政策压制了本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市场，也阻止了外国直接投资中隐含的技术和管理输入。因此，ISI并不鼓励出口，也实际上违背了创造市场的重商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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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更具体地，华盛顿共识往往包含着如下发展项目：完全贸易自由化，国有企业的完全私有化，完全移除对食品的补贴和其他类型的政府支出，完全金融和汇率自由化。这些项目被美国领导的国际贷款机构如IMF和世界银行用来作为对发展中国家发放贷款的条件。这些项目也被称为“结构调整项目”，目的在于降低政府赤字，触发私人部门的增长——但这些并没有发生。（见Harrigan，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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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见Ha-Joon Chang（2003），“Kicking Away the Ladder，”Dani Rodrik（2006），“Goodbye Washington Consensus，Hello Washington Confusion？”以及Joseph Stiglitz（2002），“Challenging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An Interview with Lindsey Schoenfelder，”New York：The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Winter/Spring 2003，Vol IX，Issue 2 pp.3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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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参见Luciana Di′az Frers（2014），“Why did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Policies Fail?”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rivate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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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见《经济学家》（July 5th，2014），“Tethered by History”，http://www.economist.com/news/briefing/21606286-failures-arab-spring-were-long-time-making-tethered-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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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际上也是企图对萨伊定律的实践：认为供给能够自动创造与之相应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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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一个反例就是中国在医疗和教育领域的失败，这与其在渐进式的自下而上的农业和工业领域的改革成功形成了鲜明对照。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医疗和教育行业的市场化摧毁了其向基层大众提供基本公费医疗和教育服务的能力。医院和学校的商业化逐利行为大大降低了医疗和教育体系的服务质量和可达性，并使基本医疗和初等教育的私人成本提高到了普通民众收入难以承受的地步。由于不对称信息、自然垄断和外部性，医疗和教育行业的市场失灵最为突出，因而更加需要政府干预、公共监督和公共财政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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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关于中国土地私有化的争论，见华生（Hua Sheng，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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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西方经济学家们异常努力地工作来争取圈内的名望，但他们并不拥有他们为之工作的大学和机构；现代西方公司（比如医药企业）中的科学家甚至不能拥有他们科学发明的知识产权；而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苏联，在生物、化学、材料、数学和物理界同样产生了诸多20世纪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因此请问，产权和激励的关系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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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许多私有产权的鼓吹者未能区分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资本：自然禀赋资本和可再生性产业资本。土地和自然资源属于第一类资本，虽然可以委托私人部门进行管理或使用，但最终应该为全体公民所拥有，以保证公平的租金收入分配。可再生性产业资本则应该由创造它们的生产者所拥有，因此可以出卖所有权。所有权和使用权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同时，产权和剩余索取权在现代公司治理中也是可以分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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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按照世界银行和Sam Ro（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156-trillion-global-financial-assets-2014-3）提供的数据，2014年的全球名义GDP为77.8万亿美元（其中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低收入国家只贡献了不到4000亿美元，而占世界人口不到10%的发达国家却占了近53万亿美元，其余的25万亿美元来自于中等收入国家）。而全球流动性金融资产却高达200万亿美元，约为全球GDP的三倍，而这还不包括接近700万亿美元的直接柜台交易（over-the-counter）金融衍生品。实物GDP的流动性很差，但是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很高。金融资本自从诞生（即从实体经济脱胎而出）起就开始按照自身（“投机逐利”）的逻辑行事，就开始了自身的独立于实体经济的生命。设想如果全球天量的金融流动性能够瞬间流向世界任何角落套利，别说一个小国，就是全球发展中国家加起来也敌不过一个发达国家喷出其千分之一的金融流动性的冲击。一场投机性的金融海啸可以在瞬间将一个发展中国家辛苦几十甚至上百年的经济成果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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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这也是为什么世界银行推崇的流行的微观金融项目（micro finance program）并没有如预期一般，在刺激发展中国家农村工业化方面取得有效成果。这些微观金融项目仅仅试图解决供给端创立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却没有直接解决需求端的消费品市场创造问题。即使对一个小的乡镇企业来说，很大一部分劳动力和信贷资源也必须投入到创造销售的活动中去，以至于销售人员的工资成本占整体企业工资支出的主流，除非国家已经具有充分发展的商业网络和贸易系统，能够为企业提供及时的批发和零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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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例如《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2010年7月21日才由总统贝拉克·奥巴马于华盛顿特区签署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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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关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金融欺诈丑闻，可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corporate_collapses_and_scandals，http://list25.com/25-biggest-corporate-scandals-ever/以及http://www.accounting-degree.org/scandals/。其中每一案例涉及的金额都足以摧毁一个弱小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和金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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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全球投资家巴菲特曾在2002年对美国缺乏监管的大规模金融创新说过这样的话：金融衍生品将成为“经济领域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2007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证实了他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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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新制度理论（例如Acemoglu and Robinson，2005 and 2012）还没有给“制度”一个清晰而精确的定义，也没有说清楚究竟何谓“包容性”制度，何谓“攫取性”制度。中国乡镇企业的集体所有制是包容性的还是攫取性的？与英国19世纪的血汗工厂和清王朝土地的私有制相比，趋向于更好的还是更坏的政治权利？20%的税率比4%的税率更具有攫取性吗？如果是的话，那么清政府比19世纪的英国政府要“包容”得多，毕竟前者的税率只有后者的1/5不到。与被Acemoglu and Robinson（2012，pp.1-5）描绘为迈向政治包容的“阿拉伯之春”不同，光荣革命并未使英国更“包容”，而仅仅使其在课税和施加贸易限制上更加强权（见Acemoglu and Robinson，2012，pp.191-202）。另外，Acemoglu和Robinson称19世纪保有奴隶制的美国政治体系为“包容性”的，却称女性享有平等的政治和经济权利的20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是“攫取性”的。可见，基于简单化的政治权力和既得利益的观念，这些制度学派理论倾向于任意混淆制度的多种维度和层面，以至于他们称现在中国实施的重商主义贸易限制是“攫取性”的，却又称18世纪光荣革命后实施的类似举措是“包容性”的。（见Acemoglu and Robinson，2012，p.437 and p.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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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人类历史上重大的经济改革从来不是依赖民主实现的，相反，往往依赖的是集中的政治力量和意志。伟大的政治家（就像伟大的学者一样），关心的是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和给历史的遗产，而不是他们的个人消费。即使是普通人，也会为了信仰和荣誉献身，而不是仅仅为了食物和现世的物质财富。训练人们把物质财富与社会地位和荣誉等价的，正是资本主义本身。这些受过训练的人群反过来成为了新古典理论和制度学派理论的理想研究对象。但是，这些经济理论没有意识到他们模型里效用函数的背后是意识形态——“元效用函数”。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而且也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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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即使在工业化国家里，民主并非完全履行了它“民有、民治、民享”的诺言。所谓的“一人一票”原则在操作中往往变成了“一钱一票”。法律规则往往意味着（只有富人才负担得起的）律师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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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遗憾的是，这种事情在一两百年后的今天仍然在美国频频发生，这听起来难道不像2014年8月9日发生在密苏里弗格森的布朗（Michael Brown）枪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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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所谓“法无禁止即可为”是建立在法律健全、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理想化假设条件下的。如果在不具备这一理想的法治环境和支付其高昂成本的能力的情况下便承诺“法无禁止即可为”，就一定会出现无法无天和胡作非为的混乱社会和经济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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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见S.E. Finer（1999，pp.1613 and pp.1623-1624），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 Ⅲ：Empires，Monarchies，and the Modern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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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由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揭露出的美国国家安全局运行的“全球监控计划”其实不应使得任何人感到吃惊。因为正是工业革命以来国家政府积累起来的这种监控和科技实力使得美国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对言论自由、人权、民主以及它们可能带来的负面社会后果有更大的选择性容忍能力和精准识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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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一个曾在香港殖民政府任要职的英国官员，John Walden（华乐庭），把英国政府企图在香港回归之前在香港推行民主的计划称为“巨大的阴谋”。据说他在1985年的一次讲话中说道：“如果我私下对英国这样一种突然的对于香港民主政治的热忱感到不可信的话，那是因为我过去从政三十年来，即从1951年到1981年，‘民主’一直是个肮脏的字眼。其实官员们相信在香港引入民主是摧毁香港经济和制造社会混乱的最迅速和有效的手段。”（原话为：“If I personally find it difficult to believe in the sincerity of this sudden and unexpected official enthusiasm for democratic politics it is because throughout the 30 years I was an official myself，from 1951 to 1981，‘democracy’ was a dirty word. Officials were convinced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democratic politics into Hong Kong would be the quickest and surest way to ruin Hong Kong’s economy and create social and political instability.”参见“Hong Kong Democracy and Independence”，Financial Times，October 14，2014，ft.com>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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