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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尽管付出这些巨大的社会协作努力，农民的私人生活水平在1949—1978年几乎没有提高，仍然是勒紧裤腰带种田，日无三分饱，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说好的农业现代化在哪里？什么地方出错了？社会主义政府在使人们摆脱贫穷和马尔萨斯陷阱的巨大努力中，究竟缺少了什么？仅仅是制度经济学认为的腐败与政府既得利益吗？还是因为政府与精英阶层的“榨取”阻止了努力工作的农民摆脱贫困陷阱？或是缺少私有产权和保护它的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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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详细的历史纪录、档案文件以及在20世纪90年代研究者们对永联村民的访谈资料（新望，2004），以上的假说都不成立。首先，在1970年主动迁移到永联的农民是由政府补助的：移民获得约半年收入的补偿以支付迁移成本，以及相当于一年收入的其他形式的社会福利补贴，还有免费由生产队帮助建好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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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1970-1978年整个时期，由于众所周知的低生产率与农田低产量，永联村各种公共建筑项目从当地银行获得了比其他村子更优惠的贷款，同时几乎所有村民获得了食品与其他补贴。因此，到1978年永联村欠下了六万元银行债务，大约是永联村人均年收入的1000倍，永联村年总产值的2倍。因此，永联村很大程度上由政府补贴，而不是被课以重税或“榨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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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村干部或者由民主选举产生或者由上级政府指派，而且多为村民们推崇的榜样和优秀干部。村志或采访显示，自1970年起，大部分的永联村干部拥有工作能力，道德水平较高，擅长交流和做群众工作。尽管收入相同，这些干部还比其他任何村民工作更努力、工作时间更长。[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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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缺乏私有土地产权也不是永联村陷入贫困陷阱的必然原因。[9]这一章将会详细说明，永联村无法摆脱贫困陷阱是由中央政府一些错误的经济政策造成的，是缺乏市场要素（即，以满足市场需求为基础的、竞争性的商业、生产与贸易）的结果。在中央计划经济环境下，在生产的目的不直接与市场需求挂钩的情况下，整个村庄和所有个体家庭缺乏必要的自由和责任做“风险自负”“盈亏自负”的经济决策，不会追求利润或把利润作为衡量生产力或效率的正确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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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利润是衡量企业或社会合作效率的较为客观和“科学”的方式。虽然这个指标并不完美，因为利润可以通过非法或不道德的途径获得，并经常被价格波动和投机所扭曲。但是如果一个生产过程是不盈利的，应该可以被认为是无效率的，因为投入的成本超过了产出的价值。即使是公共产品，如果（恰当）测量的社会成本超过社会收益，生产也是无效率的。因此，如果生产决策从来不以利润或市场回报的测量为基础，就不可能清楚这项活动（比如养猪、围垦、修路）是否具有效率，无论其公益性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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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市场及市场价格缺失时，包含高额固定成本的经济组织和投资项目很容易被误导，经济增长变得不可持续。这是苏联工业王国在20世纪80年代最终崩塌的主要原因。由于中央计划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完全忽略了盈利能力，以供给决定需求的整个苏维埃式工业组织的国家体系几十年里都是亏损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即使在1949年后已经建立了广泛的工业基础，它的经济在1978年改革之前仍“处于崩溃边缘”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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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毛泽东没能真正使中国实现工业化。按照当年的路子走下去，中国经济即便不崩溃，也永远不可能实现工业化。“大跃进运动”就是一个不计较利润和市场效率的典型经济灾难。毛泽东在1949—1976年许多激进的社会实验一再证明，如果没有市场机制和面向需求的基层决策自由，大规模农村组织与合作单位是无法盈利和积累资金的。因为供给不可能自动创造对它的需求。[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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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注意，市场不等于私有产权。私有产权也不等于激励。换句话说，公共产权也可以面向市场竞争，公有制也可以有激励。[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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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大跃进”失败的思考和总结并没有结束。事实上至今也不见得形成了统一的看法。比如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它是在公有制下农民消极怠工的结果，有的认为是由于大食堂随便吃造成浪费和地方政府谎报产量的结果，有的认为是过多劳动力被抽去大炼钢铁的结果。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大跃进”失败后毛泽东并没有放弃“大跃进”中产生的人民公社和农村办工业的理想。事实上，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特别是70年代初，毛泽东再次强调在农村搞小型工厂对于中国工业化的重要性。比如毛泽东在60年代中期发表的“五·七”指示里指出，要用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方式办工业、农业、军队和学校，要在农村保留一部分农村手工业和社队企业，但前提是：（1）必须集体搞，由所有村民集体所有；（2）直接为农业服务，以发展农业生产力为目的，而不是为赚钱或获取利润；（3）服从“就地”原则，反映当地比较优势与自然禀赋条件——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新望，2004，p.1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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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尤其从1970年开始到“文化大革命”末期，中国乡镇（社队）企业的数量又开始在农村地区激增，从1970年的47 400家增长到1975年的77 400家，年均增长10%。同一时期，乡镇企业的总产值（很不幸，没有增加值数据）估计由67.6亿元增加到234亿元，在几乎没有通胀的情况下年均增长2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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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增长惊人，如前面提到的，在家庭衣食住行的基本生活满足方面，农民的生活条件几乎没变。事实证明那些社队企业与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一样，仍然是亏损的，或不盈利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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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当时的生产活动是以市场利润为目标，以此作为衡量与淘汰的标准，许多社队工厂或者会迅速发展壮大，或者被淘汰，或者会随市场的发展和变化而不断调整所选择的产品类型和企业运营规模。那么就会形成蓬勃的产业生态圈。但是如果没有市场贸易，因为本村农民需求和外地及城市需求是两码事，不同村的企业与企业之间就无法靠分工实现专业化，就会出现重复建设，只能在小范围内生产同种单一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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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奇怪，早期的集体劳动也被偷懒、磨洋工、缺乏个体创新与主动性所阻碍。但这些并非问题的本质，因为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公司里都是集体劳动，而且工人并不都持有公司股票。关键在于缺乏“按劳分配”的激励机制，而是采纳“同工同酬”的“公平机制”，出力大小都一样。因为缺乏“私有”劳动时间，农民把业余时间、农作物生长季节的空闲时间与其他空闲季节的全部时间都投入到建立公共灌溉系统中。经过1950年以来20年的密集建造之后，已经完全达到了收益递减点。因此，农民的时间没有花在（甚至部分地花在）商业化副业生产与个人创收上。简单地说，农民（被迫）追求的仅仅是生产公共产品的集体目标，而不是生产“私有”产品的个人目标；因此也不会去利用农闲时间和剩余劳力去做任何利于经济增长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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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土地私有制是克服（解决）以上这些问题的答案吗？私有产权表面看是一个有效补救（解决）方式，因为它被认为可以激励土地所有者创新，并提高农村劳动生产效率。但我们会看到，这些产权制度安排并不是永联成功的原因。[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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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8年年末，全国范围的经济改革大潮波及了永联村。乡镇政府任命吴栋材，一位42岁具有创新精神的抗美援朝转业军人，担任永联村党支部书记。地方官员希望他能改变这个本县最穷的村庄。吴栋材后来被证明是这项任务的绝佳人选。在吴书记的领导下，永联村开始了历史性的转变，最终成为全县、全省乃至全国农村发展致富的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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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联的历史性转变包含如下关键步骤：（1）农产品多样化与商业化；（2）通过乡镇企业实现原生工业化；（3）通过产业升级进入第一次工业革命；（4）通过自主技术创新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并让所有村民进入福利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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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第一节 农业多样化与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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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面所言，受地理位置影响，永联村土地稀缺、质量差，而且频繁受到洪水等自然灾害威胁。然而，因为永联村靠水，村民们决定把一些围圩造田来的土地转变为鱼塘。由于需求高，鱼在当地市场十分畅销。同时，鱼成为补充村民简单饮食的高蛋白来源。此外，不像猪或牛，鱼繁殖周期短（一年内成熟），大大降低了商业风险。这项工作很大程度上要求255个移民家庭的集体决策和大量有组织的劳动，吴栋材书记成功说服了整个村子冒险把80亩（约13英亩或0.5公顷）洼地改为了鱼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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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望（2004）的记载，吴栋材亲自带领300位村民开展整个项目：于1979年晚冬在深泥里工作了整整60天，使用的大多是原始工具，没有任何现代机械。这项渔业投资非常成功。初始投资是来自当地社区银行的5000元贷款（用来购买鱼苗），以及每个村民家庭贡献的集体劳动和土地。在第一年年末，鱼的销售额不仅足够偿还初始贷款，还有一笔600元的利润。在1980年，他们又增加了3个鱼塘，收获了1000公斤鱼，销售额达到20 000元，净利润8000元。其中，6000多元作为红利分给了村民（“股东”）们。此外，永联村的每个家庭获得了2.5公斤鲜鱼，以补充低蛋白的饮食。很快，渔业成为永联村的大买卖，并成为其他投资的关键资金来源。永联村民终于有希望逃脱马尔萨斯陷阱与粮食安全诅咒，看到生活水平的改善。人均现金红利收入由1978年的68元，上升到1979年的98元，1980年的119元和1981年的126元，在最初四年平均每年增长16%。全村总的生产性利润由1977年的区区700元，上升到1978年的1800元，1979年的5600元，1980年的35 800元和1981年的42 300元，年均增长57%。大多数利润被用于再投资，而不是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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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更快的增长与革命性改变发生在永联。但在我们继续讲述永联村的故事之前，需要注意以下几点：这样一个看似自然的、基于具体的自然资源比较优势（如低洼地）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渔业生产专业化决策，仍然要求深层次的社区合作精神、政府的政策与融资支持，还有土地的集体所有制。这些因素是中国农村经济成功至关重要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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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清朝与民国时期，还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任何普通个体农民家庭都无法独自获得这样显著的进展。靠家庭有限的资金、土地和劳动资源建设、经营80亩鱼塘（相当于80个村民的土地总和，并在来年扩大了四倍）以及用5000元（相当于80户人家一年总收入）购买鱼苗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获得外部资金与专业知识的支持。在16～18世纪的英国以及荷兰等其他欧洲国家，商人阶层与银行家提供资金与企业家精神，在外包加工制下，基于商人提供的信贷、原材料与农民提供的劳动进行投资，并由商人提供营销渠道和承担经营失败风险。从而使农民劳动力价格被压到最低（导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在永联村这个案例中，吴栋材与其他村领导承担了将成百上千个农民家庭组织起来的责任；当地国有社区银行提供贷款并承担资金回收风险。因此，与英国、荷兰类似，融资与企业家精神在永联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资金与企业家精神的来源大为不同。政府的基金和社队领导的企业家精神使永联村实现了经济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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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如果市场不存在，永联村的这个投资决定可能威胁整个村民的粮食安全。鱼并不是村民饮食的完全替代品；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市场交换，而不是自身消费。由于大量劳动力与耕地由粮食生产转投到渔业生产中，如果失败，许多家庭可能挨饿。因此第一，集体所有制的存在决定了渔业投资的粮食安全风险由全体村民家庭分担，不至于使投资个体倾家荡产。第二，这项投资依赖于一个极大的和安全的鱼市的存在，以保障销售的成功或是降低产品卖不出去和被抢劫偷盗欺诈的风险。因此，如果没有20世纪70年代末全国范围（或至少区域内）整个城乡商业贸易的推广，永联村不可能获得最初的商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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