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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联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的秘密是什么？这些因素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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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良好的市场调研。正如前面提到的，在决定建立螺纹钢厂的时候，吴栋材和他的同事们花了几个月时间到城里去评估和感受螺纹钢的市场需求。吴栋材的市场感觉是非常正确的，因为随着一个经济体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将有一个长期的建筑业的繁荣。因此，对于诸如螺纹钢等基础的建筑材料的市场需求将是巨大的和持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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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才招聘。吴栋材本人还在孩提时代，就在一家工匠作坊学过打铁，因此他对钢铁制造业有直觉和兴趣。他亲自面试和招聘了所有的螺纹钢工程师并善待他们，非常尊重他们。最重要的是，他自学了螺纹钢制造的所有程序并通过边做边学来不断更新他的知识，尽管作为一位首席执行官他没有必要在生产第一线上工作。他总是亲自参与应对在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技术问题，并与其他工程师和工人一起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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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人的纪律。吴栋材对工人的纪律要求非常严格。尽管工厂属于村子，但是在管理和财务账目方面工厂是一个独立的实体。村民要成为工人必须经过申请和筛选。任何违反工厂规定的工人不问缘由，立即被解雇，包括吴栋材的亲属在内。事实上，吴栋材解雇了他的一些亲属。所有的工人都必须严格遵循工厂的规定并接受各自的岗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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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我改进技术。大部分的螺纹钢生产技术不是通过进口，而是在大型钢铁公司的专家和工程师的协助下自主设计和自主建造的。这样做不仅避免了花费数百万美元购买进口设备，却不知道如何使用它们，还避免了依靠外国公司提供必要的零件和未来昂贵的服务。吴栋材一直坚持采取自主设计和自主建造的策略，使设备充分适应当地的市场环境，并且便于自我维修和自我改进。这一策略被证明不仅为永联村节省了大量的资金，并提供宝贵的“干中学”的技术创新的平台和优势。这就是永钢集团能够超越国外炼钢技术，自创优质品牌——“联峰”牌螺纹钢的原因，它被列为江苏省最佳品牌，并从国家冶金工业部获得金杯奖。大多工业技术创新最初都基于微小的变动和改进。但是，当设备是自我设计和自建时，这种小的变动和改进就会变得特别容易。因此，通过边做边学，永钢集团后来掌握了生产技术，能够百分之百地设计其自己的螺纹钢生产线和设备并生产高品质和高信誉的名牌产品。该厂还建立了自己的研发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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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管理。吴栋材多次改革该厂的管理体系并与工人和管理人员尝试了数种不同的薪酬安排和合同形式。这样的薪酬安排将绩效直接与工资和奖金挂钩，并规定了明确的奖惩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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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可持续和稳定的原材料供应链。永钢集团利用其在市场上的良好信誉以及及时偿还贷款的优势，与原材料供应商建立了若干重要的关系，甚至使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最大的国有原材料供应商之一成为了永联的股东和合资企业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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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十分注重产品质量，并以此创造稳定增长的销售市场和商业分销网络。吴栋材选择了村里和公司里最有才华的人担任销售代表，并把他们派往全国各地以创造市场和培育市场信誉。永钢集团也依靠地方政府、省级政府和中央政府来宣传其产品。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每年举办很多展览和产品竞赛，以帮助宣传具有良好声誉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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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第四节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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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本章小结，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在分散的小农经济条件下，不管私有产权多么发达，保护它的法律多么严明，政治选举制度多么民主，由分散的、自给自足的、“一穷二白”的农民，或城市富有的商人，在“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农村山区去组织和建立企业的社会成本极其高昂。这不仅是因为交通不便，而且是因为社会信任的缺乏和社会协作的困难。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一直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即只有通过社会主义公有制组织起来的农民才是中国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根本。正是毛泽东的土地改革和农村合作化运动，大大降低了中国广大农村组建乡村企业的社会协作成本。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不仅没有错而且居功至伟。错在不允许市场的存在，因此不可能出现真正由市场规模和需求拉动的劳动分工和物质生产繁荣（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后来这个错误由邓小平及时纠正。他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而且应该搞市场经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后集体所有制下的乡镇企业开始在中国大地燎原，以铺天盖地之势终于引爆了中国近代史上历代仁人志士为之前仆后继奋斗不息的工业革命，证明邓小平的伟大。但是殊不知这茫茫原野上等待燃烧的“离离原上草”是毛泽东铺垫的，火却最终是邓小平亲手点燃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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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的计划生育（“一胎”）政策使得中国农民摆脱马尔萨斯陷阱变得极为顺利，因为人口增长的高峰期往往是在原始工业化末期和整个工业革命时期，尤其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这不仅是因为农民收入大大提高，从而可以负担更多的小孩，而且由于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上升得十分迅猛，而妇女又还没有完全走出家庭进入工业社会（这要到第二次工业革命高峰甚至基本结束才有可能），因此农村家庭十分愿意靠多生多育来急剧提高家庭总收入。但是由于中国在改革开始（1979年）就果断地预见性地采纳了一胎政策，中国的人口到2015年年底（一胎政策正式结束年），少增加了至少6亿，使得人均收入大幅提高，土地、就业和社会治安压力大为减少。比如英国人口提速是在1800年前后，特别地，在1801年为1100万，1831年为2400万，1871年为3150万。所以英国工业革命期间的总人口刚开始是每20年翻一番，后来递减为每30年增加50%左右。美国与英国类似，在1790年到1860年的原始工业化末期和整个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人口平均每十年增长35%；然后在接下来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1860—1910年），平均每十年增长25%；接下来增长速度减为每十年15%（1910—1970年），最后为每十年增长11%（1970—现在）。因此如果不搞计划生育，按照英国的人口增长速度，中国如果在1980年为10亿人，那么到2010年就应该是20亿，2050年为30亿。按照美国的速度，中国如果在1980年为10亿，那么1990年应该为13.5亿，2000年应该为18.2亿，2010年应该为23亿。这个人口压力是中国的国情无法承受的。当然这个人口政策有副作用，就是人口提前老龄化。但是这个付出是值得的。因为目前中国已经顺利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高峰期，意味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属于夕阳产业（虽然对解决就业仍然重要），但已经不是中国的主打技术产业。因此只要能够在未来10～15年或15～20年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进入福利社会，中国就会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需要子女来供养父母和老人，而是靠社会。而社会的劳动生产力在工业革命完成之后，靠的主要是资本和技术。所以人口提前老龄化给中国的压力，不外是从2016年开始，需要加速实现制造业的完全机械化、智能化，加速投入工业机器人的生产。这个挑战比起至少多出6亿～7亿的贫困人口来说，是小巫见大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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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永远不能忘记，乡镇企业的前身是毛泽东时代的社队企业，那是“大跃进”时期的产物。因此中国的原始工业化时期严格讲可以从全国土地改革时期和农村合作化运动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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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为反面教材，读者可以参见《世纪大拍卖》（Sales of The Century）一书中记录的苏联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以及这个工业大国是如何在政府退出（不作为）的情况下被无情、原始、贪婪的市场力量所摧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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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早期英国、美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在原始工业化和工业革命时期，政府如何依赖和打造一大批爱国商人阶层的历史，可参见Greenfeld（1992，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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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永联村的成功故事一直以来都备受中国国家新闻媒体关注、报道并被写在很多书里。本书中的素材主要参考新望（2004），《村庄发育、村庄工业的发生与发展——永联村记事（197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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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江苏是一个面积小但人口密集的省份，北靠山东，西接安徽，南邻上海、浙江，东临黄海，海岸线长620英里。永联村位于长江流经的南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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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亩是0.165英亩，1英亩约等于0.4公顷。在海滩、河滩围垦造田涉及很多技术环节。比如在永联，“围圩一般经过勘测、箍埂、筑堤、兴修圩内水利和道路等几道程序。勘测有目测、仪器测量两种。一般滩高3～4米即可。太低属嫩滩，太高则阻塞水道，造成内涝；箍埂是筑外堤；主体工程是筑大堤，挑土垒高，夯打结实，‘摇钎’铺草皮。堤高7～7.5米，顶宽4米，底宽24米，内坡1∶2，外坡1∶3，断面土方约56立方米；圩内水利有挂脚沟，大圩有中心河，宽4～5米。引、排水设置木、石涵洞；圩内道路筑有住宅中心路、机耕路、宽3米，人行道1米。”（新望，2004，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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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比如永联村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商茂坤，也是永联村建设的筹集人和组建人，是一位非常朴实的农村基层干部，受到所有村民尊重。即便年纪大了退休之后，他也几乎每天下田劳动或找些公益事情做做（新望，2002，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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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永联村所处的南丰镇在新中国成立前就一直贫穷，土地占有极不均衡，主要集中在大地主手里，比如家住南丰的大地主兼当地县长王坤山一人就有2000余亩，张渐陆、杨仁柯各有1000余亩（新望，2004，p.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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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事实上，与苏联相比，毛泽东给予中国基层大得多的决策自由，甚至允许集体所有制实行单独经济核算，和主张让农村大队的收益分配经过社员民主讨论决定。但是他即便在“大跃进”失败后仍坚决反对“自由市场”和“商品交换”的存在。而恰好这一点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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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比如在美国的很多企业，员工并不拥有企业，甚至不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所有的技术创新和科研发明归企业所有），但是激励机制仍然存在。这在军队里表现得尤其明显：军队是国家的，也不上（股）市，但士兵不因为不拥有军队（比如自己所在师团的股票）就缺乏激励和斗志。所以，把私有产权、市场、激励混为一谈是个严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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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同时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市场商品交换原则）。在这封信里，毛泽东自1962年以来，第一次公开说农民可以办工业。“五·七”指示也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办学的方针（即校办工厂和校办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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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见张毅和张颂颂（2001），《中国乡镇企业简史》，p.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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