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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721 由此启发，中国目前紧张的医患关系背后实际上存在一个巨大的错误激励机制和管理漏洞。一方面是医院的院长和学校的校长往往是很多问题的根源，另一方面是政府缺乏监管和适当的政策来鼓励各个行业的专家去与服务对象建立“人性化”的“私人性”的“社会信任”，并形成专家们自己的行业协会以维护自身（群体）的利益、名声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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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723 设想在原来的私塾和私人行医的情景下，如果医生们（老师们）不是直接通过个人接洽方式收取和关照病人（学生），而是通过第三方（中介公司）去招揽病人（学生），实现规模化“生产”（提供服务），哪怕昂贵的市场价格不变，恐怕也更容易出现紧张的医患（师生）关系。因为中介公司隔断了一种很重要的“私人”联系和由此建立的“社会信任”，使得医生（教师）缺乏与病人（学生）家庭建立社会信任的机会和动机。这样一来，珍贵的社会资本和“口碑”文化就开始消失或变得不重要起来，造成与目前的收费公立医院（学校）类似的结果。因此，在已经实行了市场化改革的情况下，如要减缓目前严重的医患（师生）矛盾，中国的公立医院和学校需要从管理上进行变革，以便能够从管理体制上建立一套能够激励医生（教师）自己去建立和追求行业内部统一的质量标准与市场规范，与病人（学生）建立某种“私人”性的社会信任和人文关怀的机制，弱化目前这种冷冰冰的商业、金钱关系。一句话，在连感冒都无法治疗的当代医学现实情况下，看“病”看的是“关怀”，求“医”求的是“心理安慰”。所以，医院要反复训练和告诫医生与护士，他们要关注的其实不是病人的身体，而是心灵；要给出的其实不是化验单和处方，而是关爱。这就要求公立医院（学校）本身实行人性化的管理，对医生、护士、班主任、老师实行经常性思想教育，并将工资收入与对待病人和学生的态度直接挂钩（即与顾客的反馈直接挂钩）。而为了做到这一点，也必须同时对医院院长和学校校长提出更高要求，让院长和校长直接对医患（师生）问题负责。不合格的院长和校长必须撤换，实行严格的问责制。这又反过来需要赋予医生和教师对院长和校长任命的表决或否决权。因此，中国真正的基层民主不在于搞形式，比如在农村对乡长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而在于内容，在于管理，在于组织方式的创新，在于基层领导与员工间的相互监督和促进。比如从提高机关单位工作效率和质量的角度，在最底层、最低一级的国家机关单位和公共机构实现员工对领导的监督、评价和否决权。只有当公共部门的领导和干部受到大众监督的情况下，基层干部才愿意把精力集中到积累“口碑”和“信任”的社会资本方面来，而不是集中到积累与国家和集体利益冲突的私人资本上。所谓管理，就是“管”好资源分配，“理”顺激励机制，建好责任追究制度。[61]要通过富有创新性和科学性的管理，把人和市场力量中的正能量发挥到极致，把其中的负能量和破坏力压缩到最低。要通过管理来进一步实现社会、行业、组织和企业内部资源的最优配置；而市场价格机制只不过是社会经济管理的一个不完美的工具而已。现代企业管理和社会管理的出现，一方面是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市场破坏力量的反应，另一方面也是对市场（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不完备而且常常失灵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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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725 “口碑”和“信任”既可以成为市场竞争的产物，也永远是克服市场失灵的妙方。比如应该通过社会和部门管理创造出一种氛围和机制，使得医生和教师永远不应该仅因为富有（或能赚钱）而受人青睐和羡慕，而更应该因为“人道主义”和“启迪心灵”而受到尊重和颂扬。讽刺的是，多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医疗和教育是公立的或免费的，并没有实行全面私有化、市场化、利润导向化的“改革”。而医生和教师在现代管理体系下和严格的社会监管下更看重口碑和名声。即便像美国这样的在医疗和教育领域里（因为市场化）公平问题层出不穷的国家，医生也不敢因为医术高超而收受红包，教师也不能因为弟子出色而获得直接经济回报。[62]但是中国的医改和教改目前没有成功，恐怕就在于它把本来受人尊重和颂扬的、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的职业变成了让医院和学校发财致富的手段（而医生和教师的工资收入却并没有相应地显著提高），把公益性领域变成了盈利和讨价还价的市场，从而造成了中国目前在这方面极大的社会混乱和道德沦丧。因此，政府（卫生部和教育部）如何通过积极探索新的管理模式和社会组织形式，让医生（教师）更有积极性形成自己的行业协会去维护其职业标准和道德规范，形成资源共享和人才市场，积累“名声”资本，让收入更能与他们在病人（学生）中的“口碑”和“信任”挂钩（而不仅仅是靠所谓供求关系决定医疗和教育服务的市场价格），如何设法重新发掘“口碑”和“信任”这个人类古老智慧为现代医疗和教育所能带来的激励机制，便成了中国目前医疗教育改革的真正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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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727 中国的保姆市场也可以按类似方式管理，建立公共档案联网体系和社会反馈系统，同时也让保姆因为可以在统一大市场里建立口碑和积累信誉“资本”，从而愿意把本行当成职业选择并可以脱颖而出。如果保姆无法在市场上积累信誉资本，就不可能有很好的激励机制为所从事的工作投资和尽职，因为保姆的很多工作是无法“观察”和“测量”的，而且“投入”和“产出”很难匹配。这是为什么在市场机制不发达的地方，人们更愿意从亲戚中选保姆，因为“信任”“口碑”还有“信息不对称”等市场失灵问题都可能在亲戚圈子获得更好解决。政府的作用就是努力去开拓和创造一个更加广大、统一、透明、有监督的保姆市场。有了健康、有序、诚信的市场，优质供给就相对容易解决了。这也是工业革命和管理革命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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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729 辅佐市场的一支重要力量是社区精神。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在暗中“消费”毛泽东时代留下的社区精神的老本，而很少进行新的积累。欧美国家由基督教流传下来的社区精神和社区文化对当年的工业革命功不可没，而且继续对现代工业化社会起着润滑和粘合剂的作用。对于现代工业化社会的西方人来说，上帝是否真的存在已经不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但是社区和街道的公益性教会所流传下来的互助、关爱的社区精神和社区文化一直是维护社会和谐的要素。中国目前由于人口流动速度极高、左邻右舍变化无常，更是需要政府花力气把城市和乡村的社区精神和社区文化重建起来，通过公益活动组织起来，让地方政府一把手以身作则、直接介入这种公益活动，让人民不仅是因为有了钱而幸福，而是因为有了相互间的关爱而幸福。让官民关系变成鱼水关系（这应该成为官员升迁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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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731 中国未来的经济改革，不仅要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更要让科学管理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不仅是要让供求关系决定市场价格，而且要用严格的法制、强大的社会舆论和普世的伦理道德来规范市场行为、纠正市场失灵。要让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利益受到市场力量的尊重。要让公共监管凌驾于市场力量之上。要让所有的商业活动、市场交易和套利行为都在阳光下运行。要让物质财富成为对公平竞争和创造发明的奖赏，而不是对阴暗交易和欺诈蒙骗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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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736 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1703986635]

1703988737 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第四节　中国和平崛起的世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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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739 总之，和谐、有序、有诚信的市场不是天然存在的，尤其是有组织的规模化大市场，只有靠集体力量（比如政府和社区还有企业家）去共同创造和开辟。同时，也只有在政府和大众严厉监管机制下，市场才能发挥积极正面的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否则，市场力量只会摧毁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潜能和前途。所以，多数国家贫穷和工业化失败（甚至中等收入国家增长乏力）的根源，不是没有愿望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而是有过多奢望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是国家意志和正确发展战略缺失的结果，以至于没有出现（创造出）和平、稳定、有序、有监管、有信任的规模化市场。俄罗斯改革的失败就是最好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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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741 之所以是英国而非荷兰最先开启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根本原因是17～18世纪的英国政府成功地为英国创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市场和对大英帝国而言全球最大的“安全”贸易网络。之所以是美国而非法国或德国超过了英国成为新的世界霸主，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政府帮助美国商人和企业家创造了比大英帝国更为广大的统一的国内市场（是英国国内市场的数倍）和“有序”的国际市场。[63]这使得美国能够能在更大的范围内模仿英国的工业革命、采用规模化生产和规模化分销（不仅在纺织业，也在建筑业、汽车业甚至食品工业和文化传媒）。这为美国产生了更为巨大的生产力、资本供给以及更深化的金融体系和科学研究实力。因而，美国最终主宰了国际贸易和整个世界的资本流动，以及工业技术创新。[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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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743 由于同样的原因，尽管中国目前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七八分之一，市场创造能力还有待更加成熟，监管机制还很不完善，但中国拥有取代美国成为下一个超级力量的潜力。这一潜力的根源并不在于其后发优势本身，而在于其政府牢牢掌握了顶层设计的主动权，能够不断为企业创造统一的国内市场和开辟安全、诚信的全球市场（比如目前的“一带一路”和人民币国际化）。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因此中国潜在的国内市场也是美国的4倍。中国还有两千多年强调国家统一和教育的文化传统，以及一个拥抱实用主义（而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或民主原教旨主义）的、有为的、重商主义的、主张以民为本的政府，使得中国很容易接受管理层面的适应经济发展需求的（但同时维护社会稳定的）社会政治体制变革，而不至于犯致命的战略性错误，为“党争”与民粹竞选而消耗精力。四倍于美国的统一国内市场、重视教育的社会以及对国际竞争和贸易的开放态度，将会使得中国有能力不仅在旧有的，而且在新的、美国从未发现的领域采取规模化生产。这一点已经在中国快速发展的手机市场和高铁网络以及规模巨大的“一带一路”计划中初步得到显示。中国试图建立横贯欧亚和两大洋的新“丝绸之路”，并让所有沿路国家获取利益，让沿路的内陆国家重新获得自从大航海之后失去了四百多年的通商要道和根植于此的文化繁荣。而在这一前所未有的雄心勃勃的计划背后顶着的是中国高达50%的国民储蓄率（等于美国每年GDP的25%；如果按PPP计算，则是50%），高达3万多亿美元的通过原始工业化、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化积累起来的外汇储备，庞大的制造业产能和国家高层“民主集中制”的决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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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745 总而言之，工业化和技术创新的水平是由市场规模决定的，而市场规模是由国家能力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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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747 尽管文艺复兴后西方的崛起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广大而深远，但英国工业革命200多年后的非洲——这个人类的共同诞生地不断用它丰厚的资源哺育了一个又一个国家的工业革命——仍深陷在马尔萨斯和粮食安全的陷阱中。老牌西方殖民主义国家，以及二战后由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提供和制定的一系列发展政策，并没有为非洲逃离贫困陷阱指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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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749 而中国则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尽管其实质是基于工业革命的“旧”的铁律和“秘密”。工业化的实质是劳动分工和规模化生产，是用可再生性资本替代土地和劳动。不仅劳动分工和规模化生产需要规模化市场，而且这个市场要靠政府和国家意志去创造；生产运输工具（资本）本身也需要实现规模化生产，而且这个重工业产业升级更需要政府去扶持。在中国，就连乡镇一级政府官员都懂得一个简单的道理：政府搭台（创造市场），企业唱戏（生产与交换）；“要想富，先修路”。为什么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就不懂得这个简单的道理呢？民主选举制度本身不可能带来“工业革命”，私有产权本身也不可能自动创造出规范有序的规模化“市场”。反过来，是规范有序的大市场支撑了现代私有产权并使其发挥作用，也是工业革命本身成就了“民主、民有、民享”制度。连老百姓都知道，做生意、搞买卖就是靠发掘、发现和利用市场；小市场做小本生意，大市场做大本生意，没有市场就没有生意。国家工业化是个巨大的生意，因此需要创造巨大的统一的国家市场和全球市场才能盈利和积累。琳琅满目的超市、繁忙拥挤的交通、流光溢彩的音像制品、24小时的新闻联播、频繁的信息交流、柳暗花明的江边大道、众多的娱乐设施和职业选择和由此形成的商业社会“和谐”与讲究质量和信誉的伦理道德，不过是工业化的副产品而已。这种物质文明，起源于欧洲人早期的全球市场开拓、武装贸易、殖民统治和奴隶贩卖，尤其是英国对世界棉纺织品贸易的垄断；而不是路德的宗教改革[65]，也不是英国的议会制度和法律体制，更不是美国宪法“人人生而平等”的口号。而支撑欧洲人从事世界探索和冒险的力量，是欧洲城邦和国家间血腥的国际竞争和资源争夺。这一竞争促进了重商主义的商业立国战略的形成，抛弃了重农主义的闭关自守的古老农业智慧，从而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和工业革命的产生提供了土壤，也因此让住在山洞里的欧洲野蛮人（马克思语）变成了现代文明人。而后发的落后农业国如想要复制欧洲的工业革命，要想成为现代文明人，也必须首先“弃戎从商”、以倾国之力去开辟和创造世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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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751 当然，规模化工业品市场难以通过一次性的大推进（无论是进口替代还是休克疗法）来建立，而只能是一步一步按照正确的顺序来实现。中国势不可当地崛起为一个世界经济大国，正是因为它无意中发现并遵循了工业化国家市场创造的正确顺序和方法。这与其过去120年间在不同政治制度下的三次工业化失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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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753 中国崛起的步伐和前景解释了为什么传奇性的投资者和资本家罗杰斯（Jim Rogers）多次提到，“正如未来在19世纪属于英国，在20世纪属于美国一样，中国将拥有21世纪……人们担忧中国增长的可持续性，但我们应该记得美国在19世纪时，经历了15次衰退和1次恐怖的内战，几乎没有人权和法律规则，屠杀周期性地出现，买卖议员身份司空见惯（今天仍然可能买卖议员身份，但那时毕竟便宜多了），并且在1907年整个系统都崩溃了。这一切都发生在美国即将成为最强大的国家的前夜。”[66]罗杰斯也许没有任何经济理论来支持他对中国的大胆而乐观的断言，但他有的是基本的商业直觉、历史常识和一生的投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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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755 制度是内生的。[67]它们是为了实现长期的发展目标和保护发展的果实而建立的。不同的发展战略和生产方式需要不同的制度来保障。法律规则和私人产权的观念是古老的，但它们的具体形式和内容却根据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随着时间而变化。《摩西律法》只规定了10条戒律，而现代的民法和公司法有上百万条（作为对商业实践和社会经济变迁的内生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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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757 腐败也是无处不在的。因此反腐败是任何一个社会和政体在任何发展阶段的内生需求，因为腐败侵蚀政府（或统治阶级）的合法性，扭曲对公正的基本信念（而这是组织一个文明社会的核心要素），与社会规范和法律规则相抵触（不论在专制社会还是民主社会），威胁社会政治秩序，也使得国家易于遭到外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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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759 然而，反腐败（执行法律规则）成本高昂。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只有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快完成这个关键时期的工业资本主义国家，才能真正抗击腐败并将其控制在一个非泛滥性的，不对未来经济增长和繁荣造成严重威胁的水平上。[68]这要归功于这些国家由于工业化而获得的能够克服监管成本的经济实力、监察技术和实施经济制裁的能力；同时也因为随着不断纠缠的既得利益，中产阶级和政府都已成为了工业革命果实的重要“股东”或“利益攸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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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761 因而，如果美国（还有整个欧洲）可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战胜早期猖獗的腐败而顺利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并成长为一个全球经济和政治领导力量，为什么中国就不可能？毕竟，中国在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进程中，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高度分工的社会，这其中每一个个体和组织都如此地相互依赖，以至于每一个社会阶层的个体利益都与整个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而腐败正越来越成为这一切繁荣的阻碍。因此，不仅中国的反腐被提上议事日程毫不奇怪，而且由于工业化的深入，中国的反腐能力和意志也随之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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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763 在任何成功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国家，呼唤工业时代法律规则和新型政府问责机制的时期总会到来，只要工业革命的进程不断推进。[69]现代西方制度是用来保护工业革命果实的。它也是因为工业革命才变得政治上无比需要和经济上可以负担。法律规则，现代意义上的产权保护、政府问责、社会秩序和其他公共品的提供，政治权力再分配和社会阶层间的上下流动，宗教在社会组织、提供人生意义、影响家庭结构方面力量的普遍衰退，平等和现代人权观念（包括少数族裔、儿童和妇女权益保障），以及社会权利在性别和种族间的公平分配，还有对待同性恋的态度……这些都是工业革命的成果，都是对统一的非人格化（非歧视性）的市场交易、作为利益相关者的中产阶级崛起、劳动相对于资本价值数百倍增值以及对资本主义规模化生产和规模化全球分销体系的经济结构变迁所形成的社会和政治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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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765 真正的社会平等，是在参与非人格化的、由分工和规模化生产支撑的大众消费文化中实现的，而不是在“人人生而平等”的响亮口号中。[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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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767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建立在劳动分工和全球市场基础上的规模化生产和规模化销售，是自农业社会之后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创造，因为它根植于劳动分工原则、非人格化的市场交易和规模经济，从而产生了巨大的生产外部性和外溢效应。通过建立在劳动（包括脑力劳动）分工和规模经济之上的，以全球市场销售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人类社会达到了产品、服务、知识和信息的全面发展并进入了福利社会阶段。这一点是马克思没有充分预见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来不是一个零和游戏，即使在殖民主义时期也不是。因而，就像美国的崛起给英国和英国人民带来了益处（而不是损害）一样，中国的崛起同样也会增进（而不是损害）美国和美国人民的福利。受到“伤害”的仅仅是这些国家的狭隘的霸权。当然，一切取决于先进国家如何对待和利用后发国家的崛起。例如，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自1983年以来的30年间增长了50多倍，但其国内通胀率几十年间一直维持在极低的水平，这要归功于中国的崛起。[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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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769 因此，中国的和平崛起，由于其国内市场大于北美和欧洲的总和，由于对世界原材料和商品市场的供求大于所有发达国家的总和，以及它不干涉主义的互利共赢的外交政策，意味着向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启时就暗中设下的历史终极目标——一个以规模化大生产实现全球物质富裕的目标，一个让全球每一个民族都在全球分工链上获得同等待遇和尊严的目标，一个“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目标——又迈进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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