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988757
腐败也是无处不在的。因此反腐败是任何一个社会和政体在任何发展阶段的内生需求，因为腐败侵蚀政府（或统治阶级）的合法性，扭曲对公正的基本信念（而这是组织一个文明社会的核心要素），与社会规范和法律规则相抵触（不论在专制社会还是民主社会），威胁社会政治秩序，也使得国家易于遭到外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入侵。
1703988758
1703988759
然而，反腐败（执行法律规则）成本高昂。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只有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快完成这个关键时期的工业资本主义国家，才能真正抗击腐败并将其控制在一个非泛滥性的，不对未来经济增长和繁荣造成严重威胁的水平上。[68]这要归功于这些国家由于工业化而获得的能够克服监管成本的经济实力、监察技术和实施经济制裁的能力；同时也因为随着不断纠缠的既得利益，中产阶级和政府都已成为了工业革命果实的重要“股东”或“利益攸关者”。
1703988760
1703988761
因而，如果美国（还有整个欧洲）可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战胜早期猖獗的腐败而顺利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并成长为一个全球经济和政治领导力量，为什么中国就不可能？毕竟，中国在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进程中，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高度分工的社会，这其中每一个个体和组织都如此地相互依赖，以至于每一个社会阶层的个体利益都与整个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而腐败正越来越成为这一切繁荣的阻碍。因此，不仅中国的反腐被提上议事日程毫不奇怪，而且由于工业化的深入，中国的反腐能力和意志也随之提高。
1703988762
1703988763
在任何成功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国家，呼唤工业时代法律规则和新型政府问责机制的时期总会到来，只要工业革命的进程不断推进。[69]现代西方制度是用来保护工业革命果实的。它也是因为工业革命才变得政治上无比需要和经济上可以负担。法律规则，现代意义上的产权保护、政府问责、社会秩序和其他公共品的提供，政治权力再分配和社会阶层间的上下流动，宗教在社会组织、提供人生意义、影响家庭结构方面力量的普遍衰退，平等和现代人权观念（包括少数族裔、儿童和妇女权益保障），以及社会权利在性别和种族间的公平分配，还有对待同性恋的态度……这些都是工业革命的成果，都是对统一的非人格化（非歧视性）的市场交易、作为利益相关者的中产阶级崛起、劳动相对于资本价值数百倍增值以及对资本主义规模化生产和规模化全球分销体系的经济结构变迁所形成的社会和政治反响。
1703988764
1703988765
真正的社会平等，是在参与非人格化的、由分工和规模化生产支撑的大众消费文化中实现的，而不是在“人人生而平等”的响亮口号中。[70]
1703988766
1703988767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建立在劳动分工和全球市场基础上的规模化生产和规模化销售，是自农业社会之后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创造，因为它根植于劳动分工原则、非人格化的市场交易和规模经济，从而产生了巨大的生产外部性和外溢效应。通过建立在劳动（包括脑力劳动）分工和规模经济之上的，以全球市场销售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人类社会达到了产品、服务、知识和信息的全面发展并进入了福利社会阶段。这一点是马克思没有充分预见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来不是一个零和游戏，即使在殖民主义时期也不是。因而，就像美国的崛起给英国和英国人民带来了益处（而不是损害）一样，中国的崛起同样也会增进（而不是损害）美国和美国人民的福利。受到“伤害”的仅仅是这些国家的狭隘的霸权。当然，一切取决于先进国家如何对待和利用后发国家的崛起。例如，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自1983年以来的30年间增长了50多倍，但其国内通胀率几十年间一直维持在极低的水平，这要归功于中国的崛起。[71]
1703988768
1703988769
因此，中国的和平崛起，由于其国内市场大于北美和欧洲的总和，由于对世界原材料和商品市场的供求大于所有发达国家的总和，以及它不干涉主义的互利共赢的外交政策，意味着向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启时就暗中设下的历史终极目标——一个以规模化大生产实现全球物质富裕的目标，一个让全球每一个民族都在全球分工链上获得同等待遇和尊严的目标，一个“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目标——又迈进了一大步。
1703988770
1703988771
同理，印度、中东和非洲的崛起将会更加壮观。但要成为现实，它们需要正确的发展战略、合理的发展顺序、步步为营的工业政策和制度建设。而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国家能力和对工业革命内在逻辑的正确理解基础之上。欲速则不达。有诗云：
1703988772
1703988773
千潮逆西，后浪压前驱。万舸争渡，迟发竞先离。不拒涓流，泻千里应有时。日积跬步，凌绝顶会有期。[72]
1703988774
1703988775
[1] 即使在现代社会，新市场的创造也需要大规模投资和政府协助。互联网的建立对电子商务发展的作用就是一个例子。
1703988776
1703988777
[2] 这些失败的改革浪潮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淡化和放弃政府的作用。
1703988778
1703988779
[3] “如果说山地是游击战的乐园，那么平原则是大部队运动战的理想天地，成建制的大部队在山地无法形成有效的战斗力，游击战在此却可大显身手，神出鬼没的游击战士可将强大对手在山地消耗得精疲力竭并最终将其一一消灭。同样的道理，从山地出去的游击作战力量如不能迅速学会大部队集成作战，那么也会被拥有强大正规部队的一方所吞没。”（参见张文木，“长江与国防”，http://www.guancha.cn/ZhangWenMu/2015_12_13_344505_s.shtml）
1703988780
1703988781
[4] 事实上，美国工业革命初期的许多大型基建工程的工程师是来自军事院校：“直到19世纪60年代为止，美国军事学院提供了当时最正统的土木工程师训练；而西点军校的一些毕业生也参与了铁路的修建和管理工作，他们有些服务于或熟悉当时的兵工署和工程部队，这两个机构是美国在南北战争以前极少数按专业配备人员、阶层划分严谨的组织中的两个。”（Alfred Chandler，1977，中文版，p.107）
1703988782
1703988783
[5] 埃及人民是不幸的。作为英国和欧洲工业化早期的棉花产地之一，埃及早在19世纪初就已经雄心勃勃地试图利用棉纺织业开启过工业革命，比中国的洋务运动还早了半个世纪。而且埃及政府和人民前仆后继，一直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工业化而奋斗，但是可惜埃及的工业化至今遥遥无期。
1703988784
1703988785
[6] 经济史学家注意到，在欧洲当年地理大发现和全球殖民开拓的时代，“商人们对海外业务的集资的确会变得容易得多，如果他们向国内投资者煽情地提到集资的目的是为了国家和皇室的荣耀与尊严去对海外野蛮文明进行暴力掠夺，而不是只提什么海外投资机会与投资回报。”（Pomeranz and Topik，2013，p.156）
1703988786
1703988787
[7] 尽管地理大发现后的欧洲殖民国家都经历了大规模市场发酵的过程，也都投入到全球贸易和军事的激烈竞争当中，但不同的欧洲国家在为积累国家财富而尝试的“产业政策”或经济发展战略并不相同，从而导致不同的结果。15世纪的意大利关注毛纺织业；16世纪的荷兰关注于造船业和渔业的机械化；17世纪的西班牙关注香料贸易和制糖业的机械化；18世纪的法国关注印刷业的机械化。但这些产业政策并未导致工业革命。英国是幸运的，它一开始也持之以恒地尝试了几百年的毛纺织业，但在18世纪很快用举国之力转向了棉纺织业。棉纺织业的生产性质使得木质结构、水力驱动的机械化生产通过多阶段的弹性投入产出生产链得以实现。而正是英国创造的巨大统一的国内纺织品市场，以及相应的巨大全球市场和棉花供应链，使得机械化生产和运输有利可图并因此触发了工业革命。
1703988788
1703988789
[8] 参见D. McCloskey，2010。
1703988790
1703988791
[9] 参见Julian Hoppit，“Patterns of Parliamentary Legislation，1660-1800，”History Journal，vol.39，pp.109-131；cited in Robert Allen（2009，p.5），“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Global Perspective”。
1703988792
1703988793
[10] 这一禁令的本意是保护国内的羊毛纺织业和其国内市场。
1703988794
1703988795
[11] 相反，英国当年的知识产权和专利保护制度对于英国工业化和国内技术在国内传播起到了巨大的阻碍作用和反作用。参见Boldrin，Michele and David K. Levine，Against Intellectual Monopol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1703988796
1703988797
[12] 英国政府当时的财政税收（以人均上交银子的重量公克计算）在光荣革命以后明显上升，从1650—1659年的31公克上升到1700—1709年的92公克，而且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黄金十年（1820—1829年）达到300公克的高峰。这样一种卓越的税收能力是同时代的其他欧洲国家无法比肩的，它是当年荷兰共和国的2倍，是西班牙帝国的6倍。而且，财政税收在18世纪初的英国达到了国民总收入的9%，而且在1820年上升为23%。相比之下，被制度经济学家Acemoglu和Robinson称为“榨取性”制度的大清王朝的年平均财政税收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一直仅占国民总收入的4%左右（参见Peer Vries，2015，State，Economy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pp.71，100，102）。Acemoglu和Robinson（2012）之所以无法或不愿意对“包容性”和“榨取性”制度给出严格定义，就是因为他们企图两边通吃：一会儿把中央集权（比如高税收）当作榨取性制度的标志之一，一会儿当作“国家能力”的体现。他们常常偷换概念，时不时认为民主制还得加上必要的中央集权才是真正的“包容性”制度，但是在批判“榨取性”制度时又说它是典型的中央集权。
1703988798
1703988799
[13] 英国工业革命前夕广泛存在于欧洲农村地区的原始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是一个历史学家十分熟知并仔细探讨过的历史现象。虽然经济史学家（比如Mendels和Clarkson）认为它是开启工业革命的必经阶段，但是历史学家们也长期对一个历史事实感到迷惑不解，那就是原始工业化并没有在所有欧洲国家导致工业化。也就是说，只有一些欧洲国家（比如先是英国然后是法国等）在完成原始工业化后进入了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但是另一些欧洲国家（比如荷兰、爱尔兰等）却在原始工业化后期长期停止了发展并出现了“去原始工业化”现象（参见Sheilagh C. Ogilvie and Markus Cerman（1996），European Proto-Industrialization，and the references therein）。中国的发展经验也为解开这个谜团提供了线索：从乡村原始工业化阶段向规模化大生产（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的过渡不是铁板钉钉的事情，仍然需要重商主义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市场创造。而遍布于荷兰和爱尔兰乡村的原始工业（尤其是纺织业）恰好因为没有继续获得国家意志和政府产业政策的强有力扶持来实现产业升级和参与世界市场的争夺，从而被英国的纺织工业所击溃。
1703988800
1703988801
[14] 见林毅夫，New Structural Economics：A Framework for Rethinking Development and Policy. 2012.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1703988802
1703988803
[15] NST也与Joe Studwell（2003）在其非常有趣的著作How Asian Works—Success and Failures in the World’s Most Dynamic Region一书中识别出的发展模式密切相关。他认为存在三种政府干预可以加速经济发展。一是完全的土地改革，将地主的土地分给众多的农民，建立一种小规模的家庭耕作体系以最大化农业产出。二是通过政府补贴和贸易保护促进制造业的发展和技术升级，这种补贴以出口的绩效作为依据。这样既可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可以通过“出口准则”来培育竞争和达尔文式的“破坏性创造”或“毁灭性创造”。三是干预金融业，使其向“密集型、小规模的农业和制造业发展”提供融资，使得经济关注长期利润而不是短期个人消费。Joe Studwell提供了许多证据，表明实施这些干预最有效的地区（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1978年后的中国大陆），完成了从贫困到富裕最为快速的跨越。而那些没有执行干预的地区，如其他亚洲国家，也创造了一段时间的高增长，但最后则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尽管它们的工业化雄心同样巨大，也许还拥有更好的资源禀赋）。NST对Studwell的重要发现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并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来解释贫困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为何某些政府干预能够起作用，而那些自上而下的干预方案如ISI，还有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以及制度理论则不能起作用。这一概念框架同样也可以用来阐明工业革命本身这一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谜题，以及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它首先发生在18～19世纪的英国而不是印度、中国或欧洲其他地方，还有为什么后发国家复制工业革命十分困难，尽管具备后发优势。
1703988804
1703988805
[16] 这一关于制度是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工具的一般性观点与林毅夫等（1996）关于解释中国计划经济时期一系列经济政策和制度制定的论点是一致的。林毅夫精辟地论述了中国当年的中央计划体制和价格操纵机制是如何建立起来为重工业赶超战略服务的。经济政策和政府力量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也被其他学者所强调，如Joe Studwell（2003）和Dani Rodrik（2008）。
1703988806
[
上一页 ]
[ :1.70398875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