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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787 [7]　尽管地理大发现后的欧洲殖民国家都经历了大规模市场发酵的过程，也都投入到全球贸易和军事的激烈竞争当中，但不同的欧洲国家在为积累国家财富而尝试的“产业政策”或经济发展战略并不相同，从而导致不同的结果。15世纪的意大利关注毛纺织业；16世纪的荷兰关注于造船业和渔业的机械化；17世纪的西班牙关注香料贸易和制糖业的机械化；18世纪的法国关注印刷业的机械化。但这些产业政策并未导致工业革命。英国是幸运的，它一开始也持之以恒地尝试了几百年的毛纺织业，但在18世纪很快用举国之力转向了棉纺织业。棉纺织业的生产性质使得木质结构、水力驱动的机械化生产通过多阶段的弹性投入产出生产链得以实现。而正是英国创造的巨大统一的国内纺织品市场，以及相应的巨大全球市场和棉花供应链，使得机械化生产和运输有利可图并因此触发了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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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789 [8]　参见D. McCloskey，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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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791 [9]　参见Julian Hoppit，“Patterns of Parliamentary Legislation，1660-1800，”History Journal，vol.39，pp.109-131；cited in Robert Allen（2009，p.5），“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Global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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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793 [10]　这一禁令的本意是保护国内的羊毛纺织业和其国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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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795 [11]　相反，英国当年的知识产权和专利保护制度对于英国工业化和国内技术在国内传播起到了巨大的阻碍作用和反作用。参见Boldrin，Michele and David K. Levine，Against Intellectual Monopol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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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797 [12]　英国政府当时的财政税收（以人均上交银子的重量公克计算）在光荣革命以后明显上升，从1650—1659年的31公克上升到1700—1709年的92公克，而且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黄金十年（1820—1829年）达到300公克的高峰。这样一种卓越的税收能力是同时代的其他欧洲国家无法比肩的，它是当年荷兰共和国的2倍，是西班牙帝国的6倍。而且，财政税收在18世纪初的英国达到了国民总收入的9%，而且在1820年上升为23%。相比之下，被制度经济学家Acemoglu和Robinson称为“榨取性”制度的大清王朝的年平均财政税收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一直仅占国民总收入的4%左右（参见Peer Vries，2015，State，Economy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pp.71，100，102）。Acemoglu和Robinson（2012）之所以无法或不愿意对“包容性”和“榨取性”制度给出严格定义，就是因为他们企图两边通吃：一会儿把中央集权（比如高税收）当作榨取性制度的标志之一，一会儿当作“国家能力”的体现。他们常常偷换概念，时不时认为民主制还得加上必要的中央集权才是真正的“包容性”制度，但是在批判“榨取性”制度时又说它是典型的中央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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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799 [13]　英国工业革命前夕广泛存在于欧洲农村地区的原始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是一个历史学家十分熟知并仔细探讨过的历史现象。虽然经济史学家（比如Mendels和Clarkson）认为它是开启工业革命的必经阶段，但是历史学家们也长期对一个历史事实感到迷惑不解，那就是原始工业化并没有在所有欧洲国家导致工业化。也就是说，只有一些欧洲国家（比如先是英国然后是法国等）在完成原始工业化后进入了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但是另一些欧洲国家（比如荷兰、爱尔兰等）却在原始工业化后期长期停止了发展并出现了“去原始工业化”现象（参见Sheilagh C. Ogilvie and Markus Cerman（1996），European Proto-Industrialization，and the references therein）。中国的发展经验也为解开这个谜团提供了线索：从乡村原始工业化阶段向规模化大生产（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的过渡不是铁板钉钉的事情，仍然需要重商主义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市场创造。而遍布于荷兰和爱尔兰乡村的原始工业（尤其是纺织业）恰好因为没有继续获得国家意志和政府产业政策的强有力扶持来实现产业升级和参与世界市场的争夺，从而被英国的纺织工业所击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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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01 [14]　见林毅夫，New Structural Economics：A Framework for Rethinking Development and Policy. 2012.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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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03 [15]　NST也与Joe Studwell（2003）在其非常有趣的著作How Asian Works—Success and Failures in the World’s Most Dynamic Region一书中识别出的发展模式密切相关。他认为存在三种政府干预可以加速经济发展。一是完全的土地改革，将地主的土地分给众多的农民，建立一种小规模的家庭耕作体系以最大化农业产出。二是通过政府补贴和贸易保护促进制造业的发展和技术升级，这种补贴以出口的绩效作为依据。这样既可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可以通过“出口准则”来培育竞争和达尔文式的“破坏性创造”或“毁灭性创造”。三是干预金融业，使其向“密集型、小规模的农业和制造业发展”提供融资，使得经济关注长期利润而不是短期个人消费。Joe Studwell提供了许多证据，表明实施这些干预最有效的地区（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1978年后的中国大陆），完成了从贫困到富裕最为快速的跨越。而那些没有执行干预的地区，如其他亚洲国家，也创造了一段时间的高增长，但最后则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尽管它们的工业化雄心同样巨大，也许还拥有更好的资源禀赋）。NST对Studwell的重要发现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并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来解释贫困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为何某些政府干预能够起作用，而那些自上而下的干预方案如ISI，还有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以及制度理论则不能起作用。这一概念框架同样也可以用来阐明工业革命本身这一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谜题，以及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它首先发生在18～19世纪的英国而不是印度、中国或欧洲其他地方，还有为什么后发国家复制工业革命十分困难，尽管具备后发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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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05 [16]　这一关于制度是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工具的一般性观点与林毅夫等（1996）关于解释中国计划经济时期一系列经济政策和制度制定的论点是一致的。林毅夫精辟地论述了中国当年的中央计划体制和价格操纵机制是如何建立起来为重工业赶超战略服务的。经济政策和政府力量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也被其他学者所强调，如Joe Studwell（2003）和Dani Rodrik（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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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07 [17]　林毅夫（2009，2011，2012，2013）强调了国家基于“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NST则通过对“市场创造”和政府搭建“市场平台”这一最基本最核心问题的论证和阐述，对发展经济学理论（包括林毅夫的理论）形成了必要补充，并由此为揭示英国工业革命的“秘密”开辟了新的思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包括林毅夫的理论）假设了市场的存在，或创造市场是不需要付出成本的。关键的问题是：市场在哪里？谁来提供和创造“市场”这个交易平台？例如，印度在廉价劳动力方面与中国拥有类似的比较优势，然而印度的经济发展落后了中国几十年。根本原因不在于印度是否愿意按照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其廉价劳动力，而在于它无法充分利用这个“比较优势”资源，因为它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未能成功创造出与中国类似规模的国内和国际市场。因而，尽管印度的劳动力成本比中国还要低，却不能像中国一样产出如此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不管印度的劳动力多么廉价，印度农民都不可能凭自己创造出如此巨大统一的市场。外国企业和商人也没有积极性来为印度人创造这个统一市场。所以，市场创造的重任最终要落到印度政府头上。另外，“比较优势”理论也同其他新古典经济理论一样无法解释“工业革命”之谜。为什么它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为什么首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荷兰、法国、西班牙、德国？难道欧洲当年的劳动力比中国便宜？难道英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胜过欧洲其他国家？一个流行观点对这个“李约瑟之谜”提出的解释是，因为西方先在17世纪产生了科学革命，而中国则在科举制度下没有产生科学家，因此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欧洲。但是，姑且不论英国18世纪的科学是否比同时代的法国和德国更发达且科学家更多，这种“科学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前提和原因”的说法已经被很多经济史学家所驳倒。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工业革命的关键技术的发明和采用，比如珍妮纺织机、铁路、煤炭开采、炼铁技术、蒸汽机等，都与17世纪的科学革命理论，比如哥白尼的日心说，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和牛顿力学，甚至后来的热力学理论，没有丝毫关系。这些技术的发明者（包括后来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的伟大发明家爱迪生）全部是没有上过学的工匠。另外，这个对“工业革命”的解释的一个直接引申推理，就是后发国家如果想要复制英国工业革命，最好先搞科学革命。因为不懂科学，如何向国外学习技术？但是这个推论是错误的，而且与现实不符，不过它倒是与芝加哥学派后来提倡的关于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理论相符。但是很多非洲（比如埃及）、拉美（比如墨西哥、哥伦比亚）和亚洲国家（比如菲律宾）按照这个“人力资本”理论建立了很多大学（大量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们参与了埃及“茉莉花革命”），也没有能够启动工业革命。问题终归还是出在对“供给不能创造对自身的需求”这个一般的“胚胎发育”理论缺乏理解上（详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的关于工业技术创新源泉的分析）。林毅夫对发展经济学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指出很多强行推进工业化的国家（无论制度如何）都采纳了看似违背其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因此形成很多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扭曲和巨大财政负担。在这一点上，本书提出的循序渐进的市场创造和产业升级的“胚胎发育”理论也是符合林毅夫的基于比较优势的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林毅夫的另外一个基本观点是生产要素禀赋是内生的，因为资本（供给）是在不断积累的，因此用劳动—资本比或它们的相对价格衡量的产业结构必须是动态的。虽然这一动态的产业升级过程完全可以由市场力量推动（比如像索罗增长模型一样），但是林毅夫强调信息不对称等摩擦阻力会造成市场失灵，因此需要政府助一臂之力。而本书则强调不同的产业结构需要不同的市场条件和市场规模来支撑，而市场本身又是一个十分昂贵的公共品，因此需要整个社会（尤其是各级政府、商人和企业）的通力合作来不断创造，为产业升级提供市场条件，尤其是开拓和深化全球市场，并对市场秩序进行有效管理和监督。这是一个巨大的对国家能力和意志以及外交战略的考验。中国目前提出的“一带一路”就是在中国完成原始工业化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市场创造和产业升级之后，为继续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实行的全球市场创造和制造业升级的大战略。现存世界市场托起了中国的轻工业革命，但是对于中国重工业起飞已经不够用。没有重新开拓全球市场和重塑世界贸易秩序（和这背后的政治秩序）的勇气和国家意志，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要完成工业化是不可能的。因此“一带一路”战略与“市场创造”的“胚胎发育”理论密不可分，它体现的正是“市场创造”这个核心点和当年英国工业革命的“秘密”。这个“秘密”在鸦片战争170多年后终于被中国找到了，而且仅用35年时间就“如法炮制”出了一个比当年大英帝国强大无数倍的超级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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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09 [18]　伟大人物的产生（供给）也是同样道理：时势造英雄。而目前的中国正处于这样的时代，与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美国类似，因而必定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能够产生巨人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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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11 [19]　一旦有了市场，供给会自然按照比较优势行事。这是自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以来所有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这个论点即使对于小国，甚至没有农业产业的小经济体，比如中国香港，也适用。香港起初是一个渔村，有一些小的手工业。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逐渐地通过利用国际市场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日用消费品，先是纺织品，然后是60～70年代的玩具和70～80年代的电子产品，逐渐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升级为大型港口并转变为资金雄厚的亚洲金融中心。香港早期的一个重要劳动密集型产业就是假发生产，工人们在简陋车间将一绺一绺的头发粘在一起，靠出口国外市场来赚取外汇以及购买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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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13 [20]　就像L.A. Clarkson（1985，1996）所强调的，原始工业化取决于农村工业，而农村工业与城市手工作坊非常不同。后者只为当地生产而前者为全国或世界市场生产。在任何农业社会，像古罗马或是中世纪欧洲，城市手工业在原始工业化阶段之前早就存在。在17～18世纪，大航海时代使得商人阶层和早期资本家日益富裕，他们开始在乡村地区需求廉价而充足的劳动力。这样急剧膨胀的国际国内市场和商业网络促成了原始工业化的出现。然而在原始工业化完成之前，市场规模仍不足以使工厂系统和规模化生产有利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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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15 [21]　举例来说，中国20世纪80年代有大约8亿农民，其中有3亿农村剩余劳动力。这意味着即便用“外科手术”把整个美国的所有制造业都移植到中国的城市地区也不可能解决中国的工业化问题（美国80年代的全部就业数为1亿）。因此，中国的工业化不可能从农村向城市移民开始，像刘易斯二元产业发展模型（Lewis，1954）和Gerschenkron（1962）的跳跃式发展战略所描述的那样，而必须通过乡村原始工业化这个阶段——即重复当年英国工业革命前所走过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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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17 [22]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源包括亚当·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政治经济学，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关于历史演化的思辨逻辑学等等。马克思《资本论》应用劳动分工原理和黑格尔的历史逻辑学，从简单商品交换开始展开，企图通过抽象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内生演化推导出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宏大历史画卷，其写作的时代背景是英国19世纪基于工业“三位一体”繁荣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马克思没有见到两次世界大战，美国的崛起，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解体，以及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也没有见到由萨缪尔森和阿罗-德布罗创立的现代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因此，如何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和当代世界发展的实践，综合和发展人类文明所创立的各种经济学理论是中国当代经济学家的机会。但这个机会不属于那些把现存理论当教条和框框的人们，而是属于那些敢于思考、敢于批判、敢于创新，但是同时对传统理论有深厚研究的人们。对于这一点，林毅夫的“新结构主义”和国内年轻学者李晓鹏关于中国崛起的独到解释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参见李晓鹏．这个国家会好吗：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2年第一版，2014年第二版）。这些研究成果都是试图从实践和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模型和国外教科书出发来获得对世界的理论认知。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科斯（Ronald Coase）把未来经济学理论大推进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和印度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本土经济学者身上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有实践知识，而不只是黑板上学到的模型和条条框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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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19 [23]　工业“三位一体”的具体形式随时间而变化。就能源系统而言，在19世纪是煤主导的，而20世纪和21世纪分别是石油和太阳能。就通信而言，在19世纪是电报主导的，而20世纪和21世纪分别是电话和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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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21 [24]　在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诅咒及其相关问题（例如粮价通货膨胀）几乎是最重要的社会动荡和革命的根源。中国5000年的历史上都是如此，而如今世界也是这样，例如2010—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运动。（见Jane Harrigan，2011，“Did Food prices Plant the Seeds of the Arab Spring？”以及Natali Fytrou，2014，“World food crisis and the Arab Spring”，http://www.academia.edu/5743155/World_food_crisis_and_the_Arab_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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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23 [25]　小经济体不需要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可以靠嵌入全球产业链和逐步产业升级而实现工业化。但是也得面临如何开拓和进入全球竞争市场的艰巨任务，因此这也得是一个政府主导的自下而上的市场创造和产业升级过程（比如新加坡）。即便到了产业链高端，政府也不能撒手不管（中国台湾与韩国相比在进入高收入阶段后经济开始停滞就是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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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25 [26]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旅游风景区，政府或当地旅游协会有严格的市场监管，不允许商家随意利用“市场规律”抬高价格来宰游客。换句话说，经营者没有按需求大小自主制定市场调节价格的自由。为什么？因为在旅游区，由于消费者往往是一次性消费，不具备“回头客”的信息优势和对商品的选择机制，使得供给方具备天然的垄断力。因此，政府必须通过干预市场价格来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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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27 [27]　在市场创造和相应的产业政策和技术革新上缺乏强有力的政府支持，解释了为何18世纪欧洲大陆许多国家和地区（例如佛兰德斯、法国、德国、西班牙、荷兰、瑞典和爱尔兰）的原始工业化并未能自动开启工业革命的进程。一个事实是，许多国家在17～19世纪原始工业化勃兴之后甚至经历了去工业化的历程（见Franklin F. Mendels（1981），Sheilagh C. Ogilvie and Markus Cerman（1996），European Proto-Industrialization）。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和印度未能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社会末期，即17～18世纪，开启工业革命。即便是今天的处于后工业化福利社会阶段的美国，如果没有政府主导去打造工业“4.0”升级，没有社会各个阶层的共同协作和努力为底层人群创造需要他们的劳动力市场，也很难摆脱目前的高收入资本主义国家典型的分配不公的“均衡”，从而为继续引领世界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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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29 [28]　在19世纪的头30年（即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黄金时期），英国总共只建了不到300英里的铁路。而且当时的铁路建设主要是小范围的，多数处于煤矿和铁矿开采区，而且是靠马车或原始机械力带动的。由于棉纺织业革命所刺激起来的急剧增长的长途运输和贸易需求，英国的工业“三位一体”繁荣是在接下来的30年里发生的。1847年铁路建设达到高潮，当时总共有6500英里的铁路处在建设中。到了1850年代末，铁路建设的高峰已经过去，那时英国的全国铁路网才真正形成。但是过去疯狂的铁路建设导致了巨大的产能过剩，尤其是炼铁产业。因此英国开始大搞产能输出，把大量的过剩铁路建设产能输向全球，支撑了许多国家的铁路繁荣（参见Phyllis Deane，1979，p.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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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31 [29]　美国铁路里程从1830年的20英里，增长到1870年的52 000英里，再到1890年的166 000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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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33 [30]　2015年之后的情况只是猜测和线性外推，因为产业升级能否继续取决于政府的发展战略和继续开创世界市场的国家能力。这些产业升级的时间表假设国家能力和政府产业政策能够长期保持定力和前瞻性，不放弃对市场创造和监管的责任，尤其是对金融市场的创造和监管。即便是在民主制度下，无论哪个反对党上台，都必须履行这个职责，而且不能因为党争而自废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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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35 [31]　以国家高速公路建设为例。中国的国家高速公路网始建于原始工业化完成期（1989年），但真正的大规模建设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结束时（1998年）。从1988年到1998年（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国家高速公路总长度从0公里变为4771公里；然而在接下来（第二次工业革命初期）的10年里（1998—2008年），国家高速公路总长度从4771公里变为53 913公里，增加了近5万公里。这一长度在2015年达到11.2万公里左右。类似地，中国钢产量在1980—1990年（原始工业化）期间增加了不到3000万吨，在1990—2000年（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增加了约6200万吨，但在2000—201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三位一体”繁荣）期间却增加了5亿吨。在接下来的4年中（2000—2014年）又增加了近4亿吨。回想“大跃进”时期，毛泽东提出要用15年左右时间在钢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中国1957年钢产量为535万吨，英国是区区2205万吨，美国是1亿吨多一点。但是由于采取了错误的发展战略，毛泽东1958—1959年的“大跃进”，在中国没有实现原始工业化和引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情况下强行闯关，制造了历史性灾难。然而在邓小平的循序渐进的发展战略下，中国在优先发展以生产消费品为主的乡村工业和轻工业的基础上，顺利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一年的钢产量就可达到1亿吨，而且是高质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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