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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红飚是北京电子管厂改制前的最后一任厂长,经历了企业最困难的阶段。令我们对这位前辈起敬的是,他在接受我们访谈时没有任何个人抱怨,仍然认真地陈述他对当年改革问题的看法。没有这样一位亲历者对后辈的坦荡,我们就无法写出北京电子管厂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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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甫鲁江的职务在受访的京东方人士里并非属于高层。从我们在2009年第一次访谈他开始,他就以朋友的态度相待。开始本书的写作后,当我们为理解技术和历史问题而直接联系他时,他两次自己开车到北京大学来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无法奢望会有更好的受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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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宇在长达6年半的时间里成为京东方和我之间的“联系人”。虽然这个角色起因于他是京东方的公共关系负责人,但我与京东方的联系能够保持下来却是因为他坚持以朋友相待。因此,在完成液晶显示器工业报告到开始写书的两年多时间里,我对京东方的关注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了解她。他的态度证明,企业公关工作的实质不是“对付”外界,而是真诚对待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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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需要感谢的方面是方向明——他是本书当之无愧的“策划人”。方向明促成我对京东方的研究,也促成我写这本书的决心。虽然我们彼此的工作领域不同,但在多年交往中却有心灵相通之感和非常相近的价值观。一个佐证是他作为中国财经媒体界的“骨灰级”人物,对我在本书中猛烈抨击中国财经媒体的立场表示了认同。方向明本人就是多年报道企业和工业的资深媒体人士,对于工业题材具有独到的眼光,他对我的工业研究的理解有时能让我自己也耳目一新。本书赋有含义的副标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就是他贡献的,尽管他对本书的主标题存有疑问。从第一次提议在液晶显示器工业报告基础上成书到本书书稿的完成,他耐心地等待了差不多5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烦,而且经常比我本人更相信本书会是一本好书。对于这种信任和理解,我唯有感谢之情。他的两位助手林若和方圆参与了我和方向明之间所有关于本书的讨论,也是本书初稿的读者。在此也对她们的支持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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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需要感谢的方面是我自己的“阵营”中对本书做出贡献的人。首当其冲的当然是蔡莹莹,她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可以想象出来的最好的助手工作,包括前面提到的那些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工作。最令我感念的是,她始终把帮助我写这本书当作是自己的一项事业——我们在谈论有关这本书的习惯用语是“我们的书”。当蔡莹莹因工作调动不能继续像以前那样提供帮助后,接上班的是从本科毕业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的王晨。王晨参与了本书后期的研究工作,不仅提供了访谈记录和制作本书图表的帮助,而且扮演了第一读者的角色。写作是一个孤独的过程,需要有人从读者的角度提出意见。我在本书写作的最后阶段,几乎每个部分都是在征求了她的意见之后才会放心。感谢这两位超级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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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若干研究生阅读了部分书稿。在他们当中,韩国留学生丁海仁还提供了来自韩国学术界和媒体的材料;毕业不久的李思颖和在读的候韵通读了全书稿,用文字写出她们的感想和建议,甚至帮助指出错别字。这些学生出生于1990年前后,恰是本书预设读者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因此而特别重视他们对书稿的建议和意见。对他们的反馈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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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感谢的人还有很多,包括京东方之外的受访人、提供了良好工作环境的同事们和长期容忍我在周末也工作的家人,但因为本书在篇幅上已经大大超过预期,这里就不再一一说明。我对所有这些人都心怀感谢,因为他们的帮助使我能够努力追求一个小小的理想——写一本读者看了不会觉得浪费时间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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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液晶显示器的正式名称是TFT-LCD(薄膜晶体管显示器),业内也经常称之为液晶面板。考虑到业内和媒体经常混用这些名称,它们在本书中是可以互换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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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31/40/17/5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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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a53af3501017uc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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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 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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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记录了一个中国企业在一个全球高技术工业中的史诗般崛起。它通过讲述这个真实的故事——真实的团队在真实的世界里创造出来的真实业绩——来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为了理解许多事件的前因后果,本书追溯了大量的相关企业史和工业史。但追溯历史是为了面对未来,是为了激发读者对于中国工业发展方向的思考。因此,本书的内容交织着故事、历史和理论的三重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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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主角是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方)。2003年年初,当京东方还是一个处于边缘地位的企业时,她以自己的决策进入了TFT-LCD(或称液晶面板)工业(1)。那是在平板显示器全面替代传统CRT显像管的前夜——仅仅几年后,这个替代像一场风暴一样席卷中国彩色电视机市场,陕西咸阳彩虹集团、河南安彩集团、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公司等曾经赫赫有名的企业一个个轰然倒地,中国花了20年时间发展起来的彩色显像管工业被一扫而空,而庞大的中国彩电工业也“突然”回到必须依靠进口显示器才能生产的地步。直到那时,TFT-LCD工业的重要性才被国内各方所认识,而这个重要性同时也让人气馁——中国工业在技术上似乎命中注定只能跟在别人屁股后面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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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若干中国企业在21世纪最初的几年进入TFT-LCD工业时,它们不得不从“引进”技术起步——这是落后者的“宿命”。但是,当大多数企业采用在中国已经流行了20多年的引进生产线方式,京东方却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她跨国收购了韩国现代集团的液晶显示器业务,然后利用收购来的技术资源在国内自主建设一条5代线(2)。换句话说,在最早进入这个工业的中国企业中,京东方是唯一选择自主建线的。不过,这条新建产线在2005年刚一量产,就遭遇“液晶周期”的衰退,致使京东方连续两年巨额亏损。在那个最初阶段,京东方就像是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屡经险境。但也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京东方通过自主建线逐渐积累起技术能力,并通过建设成都4.5代线而找到产业扩张的融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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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9年,京东方“逆势”发动了大规模扩张,尽管当时她的主营业务仍然处于亏损状态。那年4月,京东方自主建设的6代线——也是中国的第一条高世代线(3)——在合肥开工。同年8月,京东方又宣布在北京建设一条8.5代线,这个消息瞬间触发国际技术封锁的崩塌——日、韩和中国台湾企业在一夜之间变脸,纷纷要在中国大陆建设高世代线,引发了那年秋后的一场“液晶热”。那时,没有多少人相信中国大陆企业能够自己建设高世代线,中国政府也仍然把发展TFT-LCD工业的希望寄托在国外企业“转让”高世代线上。“液晶热”爆发后,中国政府以防止产能过剩为由开始管制项目数量,最后经过长达一年的“纠结”,在2010年年末批准了韩国双雄——三星和LG——在华建线。但到那时,全球TFT-LCD工业开始陷入一轮时间超长的价格下跌,日、韩和中国台湾的巨头企业在2011年全部亏损。在这个节点上,韩国双雄放缓了在华建线,并发起新一轮技术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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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京东方的两条高世代线和华星光电的8.5代线(4)到2011年全部投产。当时,中国财经媒体自作聪明地称京东方和华星光电的8.5代线是“生不逢时”。让这些媒体挨了一耳光的是,京东方的4条生产线和华星光电的8.5代线在2012年都达到满产满销,两个公司都实现盈利。事后才能看出,这是一场全球显示工业的结构性变动,预示着中国工业的崛起。京东方没有停下脚步,继续建设合肥8.5代线、鄂尔多斯5.5代AM-OLED生产线和重庆8.5代线。于是,继北京5代线之后,京东方在2008—2014年期间投资1400亿元,又连续建成了6条生产线。与规模扩大相伴的是技术进步——京东方凭借成长起来的技术能力,不仅能够开发全球领先的液晶产品(如110英寸4K显示屏、98英寸8K显示屏和82英寸10K显示屏),而且迅速挺进新的显示技术领域(如AM-OLED)。以规模经济和技术进步速度为手段,京东方今天已经跻身全球半导体显示工业的领先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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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京东方为主力的中国半导体显示工业的崛起,是中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或“战略性新兴产业”过程中一个突出的成功。这个成功立刻影响了从电视、电脑到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以及其他新兴的产品领域,支持了中国电子产品在全球市场份额上的扩大。但京东方还是不肯停下脚步,她在2014年12月到2015年4月的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又宣布要建设成都6代线、福州8.5代线和合肥10.5代线(三个项目的总投资为920亿元)。以固定资产投资额为衡量标准,京东方从2008年开始的扩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由单个工业企业发动的最大规模的工业扩张。到这些项目全部完成的2018年,不仅京东方将在半导体显示器件的生产规模上跻身世界前三,而且中国工业也很可能成为全球半导体显示工业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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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讲述这场海啸般的崛起,它的过程、原因和动力。在讲述这个过程的故事时,本书一直在追问表面现象背后的原因,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为什么京东方会在缺乏必要条件(如资金、技术和政府支持)的时候选择进入一个风险巨大的高技术工业?为什么京东方敢于并能够发动如此大规模和凶猛的扩张?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书追溯了京东方的全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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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的前身是始建于1953年的北京电子管厂(即原电子工业部所属的774厂),她是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由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前30年间,北京电子管厂曾经是中国最大、最强的电子元器件厂(1960年代是亚洲最大的电子管厂),是中国电子工业和国防工业的骨干企业。她所在的北京市酒仙桥地区也随着十几个工业项目的相继建成而成为中国最大的电子工业基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防需求的陡然下降和采用半导体技术的电子产品的大量进口,这个“万人大厂”因产品市场的萎缩而步步陷入危机。1985年从电子工业部“下放”北京市之后,北京电子管厂连续7年亏损,发不出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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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后,北京电子管厂更换了领导班子,改制为股份公司,并经历了老业务的关停并转和大规模员工下岗。到1990年代后期,这个后来更名为“京东方”的企业通过采取分散合资和上市,逐渐渡过了生存危机,但也变成一个没有技术和主营业务的边缘企业。如果按照“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并满足于已经过上的“小康”生活,那么后来的京东方可能成为一个房地产企业,或者经营什么赚快钱业务的企业。这种前景的高概率性可以由一个事实来证明:在酒仙桥这个曾经聚集了10来家骨干企业的中国电子工业基地,依靠产品和技术而成长为今天行业领先者的只有京东方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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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京东方没有选择去过更容易的生活,而是在1990年代末决定重新进入高技术工业,并在经过数年的尝试之后进入了TFT-LCD工业。从赚钱的角度看,京东方选择了一条比从事任何其他业务都要难得多的道路,所以她由此经历了在这个工业中的所有磨难。但也正是因为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京东方成为自1950年代半导体革命以来,在电子核心元器件工业中能够影响全球市场格局的第一个中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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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把京东方置于全纵深的历史脉络时可以看出,她在世纪之交做出进入TFT-LCD工业的决策时,其首要的原因不是出于什么“战略”。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在寻找新工业领域的尝试中,京东方的战略经历过多次变化,其中有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从中很难看出有什么连续性。但如果追寻这些变化背后的力量,就可以发现京东方的领导者在同时期里具有始终未变的两个信条:第一,坚持把高技术工业作为主业,而且一定要掌握技术;第二,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从市场竞争中寻求企业的未来。因此,京东方的决策首先是一种对“命运”的选择,而战略不过是选择了“命运”之后如何去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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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京东方决定进入TFT-LCD工业时,她是一个尚未建立起主营业务的边缘企业,也没有足够的资源(技术、资金、人才等)可以有把握地面对巨大的风险。京东方做出这个选择的原因是她的领导人坚信自己的企业命中注定要做高技术工业。因此,选择“命运”指的是这样一个状态:在某些历史关头,行动主体是可以选择走不同的道路的,但走上所选择的任何道路都存在着行动主体所无法左右的力量,必须承受那些力量带来的约束和磨难及其所决定的出路。京东方在决定进入TFT-LCD工业时,她实际上是选择了一条最难、最苦也最危险的道路。因此,决定京东方过去20年所选择道路的关键因素是一种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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