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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京东方的两条高世代线和华星光电的8.5代线(4)到2011年全部投产。当时，中国财经媒体自作聪明地称京东方和华星光电的8.5代线是“生不逢时”。让这些媒体挨了一耳光的是，京东方的4条生产线和华星光电的8.5代线在2012年都达到满产满销，两个公司都实现盈利。事后才能看出，这是一场全球显示工业的结构性变动，预示着中国工业的崛起。京东方没有停下脚步，继续建设合肥8.5代线、鄂尔多斯5.5代AM-OLED生产线和重庆8.5代线。于是，继北京5代线之后，京东方在2008—2014年期间投资1400亿元，又连续建成了6条生产线。与规模扩大相伴的是技术进步——京东方凭借成长起来的技术能力，不仅能够开发全球领先的液晶产品（如110英寸4K显示屏、98英寸8K显示屏和82英寸10K显示屏），而且迅速挺进新的显示技术领域（如AM-OLED）。以规模经济和技术进步速度为手段，京东方今天已经跻身全球半导体显示工业的领先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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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京东方为主力的中国半导体显示工业的崛起，是中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或“战略性新兴产业”过程中一个突出的成功。这个成功立刻影响了从电视、电脑到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以及其他新兴的产品领域，支持了中国电子产品在全球市场份额上的扩大。但京东方还是不肯停下脚步，她在2014年12月到2015年4月的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又宣布要建设成都6代线、福州8.5代线和合肥10.5代线（三个项目的总投资为920亿元）。以固定资产投资额为衡量标准，京东方从2008年开始的扩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由单个工业企业发动的最大规模的工业扩张。到这些项目全部完成的2018年，不仅京东方将在半导体显示器件的生产规模上跻身世界前三，而且中国工业也很可能成为全球半导体显示工业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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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讲述这场海啸般的崛起，它的过程、原因和动力。在讲述这个过程的故事时，本书一直在追问表面现象背后的原因，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为什么京东方会在缺乏必要条件（如资金、技术和政府支持）的时候选择进入一个风险巨大的高技术工业？为什么京东方敢于并能够发动如此大规模和凶猛的扩张？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书追溯了京东方的全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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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的前身是始建于1953年的北京电子管厂（即原电子工业部所属的774厂），她是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由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前30年间，北京电子管厂曾经是中国最大、最强的电子元器件厂（1960年代是亚洲最大的电子管厂），是中国电子工业和国防工业的骨干企业。她所在的北京市酒仙桥地区也随着十几个工业项目的相继建成而成为中国最大的电子工业基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防需求的陡然下降和采用半导体技术的电子产品的大量进口，这个“万人大厂”因产品市场的萎缩而步步陷入危机。1985年从电子工业部“下放”北京市之后，北京电子管厂连续7年亏损，发不出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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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后，北京电子管厂更换了领导班子，改制为股份公司，并经历了老业务的关停并转和大规模员工下岗。到1990年代后期，这个后来更名为“京东方”的企业通过采取分散合资和上市，逐渐渡过了生存危机，但也变成一个没有技术和主营业务的边缘企业。如果按照“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并满足于已经过上的“小康”生活，那么后来的京东方可能成为一个房地产企业，或者经营什么赚快钱业务的企业。这种前景的高概率性可以由一个事实来证明：在酒仙桥这个曾经聚集了10来家骨干企业的中国电子工业基地，依靠产品和技术而成长为今天行业领先者的只有京东方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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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京东方没有选择去过更容易的生活，而是在1990年代末决定重新进入高技术工业，并在经过数年的尝试之后进入了TFT-LCD工业。从赚钱的角度看，京东方选择了一条比从事任何其他业务都要难得多的道路，所以她由此经历了在这个工业中的所有磨难。但也正是因为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京东方成为自1950年代半导体革命以来，在电子核心元器件工业中能够影响全球市场格局的第一个中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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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把京东方置于全纵深的历史脉络时可以看出，她在世纪之交做出进入TFT-LCD工业的决策时，其首要的原因不是出于什么“战略”。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在寻找新工业领域的尝试中，京东方的战略经历过多次变化，其中有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从中很难看出有什么连续性。但如果追寻这些变化背后的力量，就可以发现京东方的领导者在同时期里具有始终未变的两个信条：第一，坚持把高技术工业作为主业，而且一定要掌握技术；第二，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从市场竞争中寻求企业的未来。因此，京东方的决策首先是一种对“命运”的选择，而战略不过是选择了“命运”之后如何去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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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京东方决定进入TFT-LCD工业时，她是一个尚未建立起主营业务的边缘企业，也没有足够的资源（技术、资金、人才等）可以有把握地面对巨大的风险。京东方做出这个选择的原因是她的领导人坚信自己的企业命中注定要做高技术工业。因此，选择“命运”指的是这样一个状态：在某些历史关头，行动主体是可以选择走不同的道路的，但走上所选择的任何道路都存在着行动主体所无法左右的力量，必须承受那些力量带来的约束和磨难及其所决定的出路。京东方在决定进入TFT-LCD工业时，她实际上是选择了一条最难、最苦也最危险的道路。因此，决定京东方过去20年所选择道路的关键因素是一种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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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信念是从哪里来的？或怎样被塑造出来的？为回答这样的问题，本书把京东方的历史置于中国工业史的脉络之中，以寻找那种塑造出企业领导人世界观的历史力量。于是我们发现，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前30年所奠定的工业基础遭到有意忽略，但它仍然在塑造着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只有理解这两个历史阶段之间的联系，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京东方的领导人坚信自己的命运是做高技术工业，并敢于进入、敢于掌握技术、敢于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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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和中国半导体显示工业的崛起过程对一些流行性看法提出了许多挑战：为什么中国工业实际的技术进步轨迹与政策所预期的轨迹存在巨大的偏差？为什么中国企业能够发展高技术工业，甚至发展出全球领先的优势？为什么从计划体制和国营工厂的废墟上能够成长起创新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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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性的问题不止这些。在中国高技术工业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和市场应该是什么关系？从这些年流行的“二分法”认识看，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互相独立的甚至是对立的，所以政府和市场应该各干各的。但基于这种认识的政策无法解决后进者发展高技术工业所面临的矛盾：一方面，高技术工业的特性——快速的技术变化和市场变化、全球性的市场竞争和连续投资的必要——使任何形式的政府主导都不会有效；但另一方面，纯粹的市场机制并不能激励后进者进入这样的工业，资本市场也不支持在这种工业中竞争所必需的数额巨大而结果不确定的投资。这个矛盾在中国半导体显示工业崛起的过程中被创造性的实践所打破，京东方的扩张及其融资模式不仅让我们重新思考市场、企业和政府的互动对于中国高技术工业发展的作用以及可以改进的方向，而且也让我们重新认识中国正在演进中的市场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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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上述这些问题对于认清技术和工业发展的战略和政策是重要的，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今天的中国工业是从哪里来的，也激励我们去思考未来的中国工业又应该往哪里去。由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只有从真实事件发生的真实过程中才能找到，所以本书详尽地讲述了一个中国企业和一个中国工业的故事，而且把这个故事置于中国高技术工业发展和全球半导体显示工业发展的历史脉络之中，并从理论视角揭示其中的意义。正是因为本书是这样讲述一个发生在我们面前的真实故事，所以读者才可以更深刻地感受到，为什么京东方和中国半导体显示工业的崛起是当代中国工业发展过程中一部荡气回肠的英雄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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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FT-LCD的英文全称是thin film transistor-liguid crystal display，即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俗称液晶面板。大批量生产TFT-LCD的工业是从1990年代初才出现的，目前它在电子核心器件领域的地位仅次于半导体集成电路。本书第三章将对这种技术和工业有详细解释。此外，本书把TFT-LCD和OLED都称为半导体显示技术，因为它们的显示过程都需要薄膜晶体管的控制。关于半导体显示概念的由来见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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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FT-LCD生产线的代际是根据所加工玻璃基板的面积划分的（显示屏是从玻璃基板切割出来的），如2代线的玻璃基板面积是370mm3470mm（可切出4块10.4英寸的显示屏），5代线的玻璃基板面积是1100mm11250mm，可切出8块32英寸或3块42英寸的显示屏。总的来说，生产线的代际变化反映了这个工业的演进，而且越高世代的生产线需要的投资量越大。因此，世代线曾经被用来衡量技术的先进性（即世代越高越先进），但实际上这种衡量是不完全准确的，因为当智能移动终端（如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成为显示器的主要用户之一后，小尺寸的显示器往往也需要很复杂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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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世代线”指的是6代及以上世代的生产线。当主流电视屏扩大到30英寸以上后，6代线（第一条于2004年建成）使5代及以下的世代线丧失了切割电视屏的经济合理性，由此业内出现了对高、低世代线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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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华星光电是为在深圳建设8.5代线而由TCL集团和深圳市政府创建的企业，后由TCL控股；它是继京东方之后第二个以自主建线方式建成高世代线的中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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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 第一章 北京电子管厂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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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的前身是北京电子管厂。虽然那个被称作“774厂”的老国企已经留在久远的历史之中，但京东方不仅继承了她的物质资产，而且还继承了她的“组织基因”。今天，京东方从产品到工业设施的物质面貌已经与北京电子管厂完全不同，但从她的思维方式、战略倾向和组织行为等方面，到处都能看出那个“红旗工厂”的影子。理解京东方必须从了解北京电子管厂的历史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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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成立筹备组算起，北京电子管厂作为一个制造企业存在了40年，她的历史折射出中国工业发展从1950年代工业化直到1980年代改革的沧桑。今天，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工业国之后，已经很少有人记得中国的工业化基础是怎样奠定的了，甚至也记不清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怎样走过来的。追寻北京电子管厂兴衰起伏的轨迹，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个国营企业是如何建立、发展、僵化和衰落的，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工业的命运和京东方崛起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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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 第一节 创建中国电子工业的第一重镇：走向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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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子管厂是中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简称“一五”）期间，由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在“一五”初期，中国的工业基础极为薄弱，几乎没有重工业。但同时，新中国的开国一代领导人又对工业化有着不同寻常的痴迷。在表明要实现工业化的决心时，毛泽东曾经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977，第130页）。在实施大规模工业化的“一五”末期，中国已经生产出来载重汽车、喷气式飞机、大型机床、拖拉机等，后来被称为“两弹一星”的高技术研发项目也都纷纷上马……那是中国工业的英雄年代，而北京电子管厂就出生在那个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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