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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性的问题不止这些。在中国高技术工业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和市场应该是什么关系?从这些年流行的“二分法”认识看,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互相独立的甚至是对立的,所以政府和市场应该各干各的。但基于这种认识的政策无法解决后进者发展高技术工业所面临的矛盾:一方面,高技术工业的特性——快速的技术变化和市场变化、全球性的市场竞争和连续投资的必要——使任何形式的政府主导都不会有效;但另一方面,纯粹的市场机制并不能激励后进者进入这样的工业,资本市场也不支持在这种工业中竞争所必需的数额巨大而结果不确定的投资。这个矛盾在中国半导体显示工业崛起的过程中被创造性的实践所打破,京东方的扩张及其融资模式不仅让我们重新思考市场、企业和政府的互动对于中国高技术工业发展的作用以及可以改进的方向,而且也让我们重新认识中国正在演进中的市场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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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上述这些问题对于认清技术和工业发展的战略和政策是重要的,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今天的中国工业是从哪里来的,也激励我们去思考未来的中国工业又应该往哪里去。由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只有从真实事件发生的真实过程中才能找到,所以本书详尽地讲述了一个中国企业和一个中国工业的故事,而且把这个故事置于中国高技术工业发展和全球半导体显示工业发展的历史脉络之中,并从理论视角揭示其中的意义。正是因为本书是这样讲述一个发生在我们面前的真实故事,所以读者才可以更深刻地感受到,为什么京东方和中国半导体显示工业的崛起是当代中国工业发展过程中一部荡气回肠的英雄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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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FT-LCD的英文全称是thin film transistor-liguid crystal display,即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俗称液晶面板。大批量生产TFT-LCD的工业是从1990年代初才出现的,目前它在电子核心器件领域的地位仅次于半导体集成电路。本书第三章将对这种技术和工业有详细解释。此外,本书把TFT-LCD和OLED都称为半导体显示技术,因为它们的显示过程都需要薄膜晶体管的控制。关于半导体显示概念的由来见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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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FT-LCD生产线的代际是根据所加工玻璃基板的面积划分的(显示屏是从玻璃基板切割出来的),如2代线的玻璃基板面积是370mm3470mm(可切出4块10.4英寸的显示屏),5代线的玻璃基板面积是1100mm11250mm,可切出8块32英寸或3块42英寸的显示屏。总的来说,生产线的代际变化反映了这个工业的演进,而且越高世代的生产线需要的投资量越大。因此,世代线曾经被用来衡量技术的先进性(即世代越高越先进),但实际上这种衡量是不完全准确的,因为当智能移动终端(如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成为显示器的主要用户之一后,小尺寸的显示器往往也需要很复杂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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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世代线”指的是6代及以上世代的生产线。当主流电视屏扩大到30英寸以上后,6代线(第一条于2004年建成)使5代及以下的世代线丧失了切割电视屏的经济合理性,由此业内出现了对高、低世代线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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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华星光电是为在深圳建设8.5代线而由TCL集团和深圳市政府创建的企业,后由TCL控股;它是继京东方之后第二个以自主建线方式建成高世代线的中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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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 第一章 北京电子管厂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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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的前身是北京电子管厂。虽然那个被称作“774厂”的老国企已经留在久远的历史之中,但京东方不仅继承了她的物质资产,而且还继承了她的“组织基因”。今天,京东方从产品到工业设施的物质面貌已经与北京电子管厂完全不同,但从她的思维方式、战略倾向和组织行为等方面,到处都能看出那个“红旗工厂”的影子。理解京东方必须从了解北京电子管厂的历史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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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成立筹备组算起,北京电子管厂作为一个制造企业存在了40年,她的历史折射出中国工业发展从1950年代工业化直到1980年代改革的沧桑。今天,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工业国之后,已经很少有人记得中国的工业化基础是怎样奠定的了,甚至也记不清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怎样走过来的。追寻北京电子管厂兴衰起伏的轨迹,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个国营企业是如何建立、发展、僵化和衰落的,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工业的命运和京东方崛起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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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 第一节 创建中国电子工业的第一重镇:走向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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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子管厂是中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简称“一五”)期间,由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在“一五”初期,中国的工业基础极为薄弱,几乎没有重工业。但同时,新中国的开国一代领导人又对工业化有着不同寻常的痴迷。在表明要实现工业化的决心时,毛泽东曾经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977,第130页)。在实施大规模工业化的“一五”末期,中国已经生产出来载重汽车、喷气式飞机、大型机床、拖拉机等,后来被称为“两弹一星”的高技术研发项目也都纷纷上马……那是中国工业的英雄年代,而北京电子管厂就出生在那个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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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革命战争走过来的新中国领导人,在考虑工业发展上有着独特的视角,就是极度重视国防和军事。1951年,中央军委总参谋部通讯部部长兼电信工业局局长王诤(后任四机部即电子工业部部长)就向周恩来总理写了报告,建议中国建设无线电元件厂和电子管厂。同年10月29日,周总理批准项目筹建,并列入苏联援建的141项(后补充15项成为156项)。在那个年代,电真空器件就如同今天的半导体集成电路,是民用电子整机、军事通信设备、雷达、导航、国防尖端武器、广播电视、邮电通信、仪器仪表等电子产品的核心元件。当时中国的电真空工业除了在南京有一个不大的电子管厂(1)外,就只有上海、南京、天津、大连、沈阳、重庆等地的几家灯泡厂了。一旦工业化和国防建设对电子工业提出需求,电真空器件就首当其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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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4厂被规划为军工企业,最初的筹备组隶属于军委总参通信兵部电信工业局。1951年12月,苏联部长会议批准援建这个项目,并签订了专家来华合同。1952年4月,苏联专家组长到华,同年5月中方正式确定电子管厂建在北京东直门外。到1953年末,苏联提供的项目设计文件全部到京,1954年初被译成中文,同年4月由主管国防工业的第二机械工业部(二机部)批准执行。1954年6月,北京电子管厂在当时还是一片农田的酒仙桥地区破土动工,到1956年7月建成。在“一五”期间,全国电子工业总投资额为5.5亿元,而在北京新建的3个电子骨干厂就用了2.6亿元,其中北京电子管厂获得1.0282亿元的投资,约占当时电子工业总投资的五分之一(《当代中国的电子工业》,第416页)。同期建设的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718厂)和北京有线电厂(738厂)也在酒仙桥,使这个区域后来被称作电子工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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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0月15日,北京电子管厂举行开工典礼,出席的领导人包括:李富春、聂荣臻(元帅)、陈赓(大将)、谭政(大将)、肖华(上将)、赖若愚、胡克实、张劲夫、王诤(中将)、万里、段君毅、赵尔陆、蒋南翔、邓拓等。第二天,《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个典礼的盛况和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和其他领导人的讲话。主管国防工业的二机部部长赵尔陆发言的第一句话就说:“今天,是我国无线电工业建设中的喜日……”的确是一片喜气洋洋,而且有充分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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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科书上来了解历史的人,很容易以为有国家的投资和苏联的援助,一个大工厂就建成运行了。其实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的工厂从一开建就必须自己克服许许多多的困难,所以同样需要人的创造性。北京电子管厂的第一任厂长周凤鸣(1920—1980)是共产党老干部,从20岁开始就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当过几个县的县长。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市人民政府任职,1954年从农林局局长任上调任774厂筹备组。周凤鸣属于那样一代人,他们并没有技术背景,也没有工业经验,但懂得怎样把人组织起来去实现特定的目标,而且富于战略性思维。虽然不像领导建立了中国国防工业的聂荣臻、张爱萍有那么高的地位,但在一个工厂领导的位置上,周凤鸣展示的是同样的风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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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和建设。从3个人组成的筹建组成立起,未来工厂的员工队伍就通过政府的组织系统而迅速集聚起来。大部分干部来自中央各部门、北京市以及部队,其中只要是摸过发报机的就算是懂电子的人才了;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大多来自南京、天津、上海和沈阳等地的老厂,首任总工程师是新中国成立前留学国外的,动力分厂的老工程师是周凤鸣亲自去上海煤气公司请来的。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进入这个项目就是“参加革命”,所以吸引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周凤鸣还到上海招收一批大学生(首批来厂的大学生是1952年毕业的),而且他到处寻找学半导体专业的大学生。工厂先后派出69人赴苏联实习,包括厂长、总工程师、科长、车间主任和技术干部等,还委托老厂代培了技工928人。从工厂筹建阶段到1960年全部撤走,曾经有200多人次的苏联专家驻厂指导,他们是新中国工业化的第一批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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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凤鸣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1954年8月,他带领23人第一批赴苏联学习(1955年5月后回国)。在莫斯科,对于未来要担任厂长的周凤鸣,厂方安排的计划是用半年的时间在厂部各科室依次实习,然后用一两个月的时间到各车间实习。但他改变了计划,只花一个月时间在厂部,大半年的时间去车间,连操作都学。周凤鸣的目光还远远超过了中苏双方协议规定的范围,他要求一位中国工程师去学习协议之外的技术:“那些新管型我们将来都要做。并特别嘱咐说,那个最大的管子也一定要做,你一定要把它的技术都学过来”(《周凤鸣与北京电子管厂》,以下简称《周凤鸣》,第71页)。同时他还要求技术人员去关注苏联正在发展的半导体技术。这些具有先见之明的学习为北京电子管厂后来的产品开发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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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建设开工时,土建工程由北京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承担,这也是该公司第一次承担工业厂房的建设(设备安装时又有东北设备安装公司加入)。土建、通风、电气、炉子等方面的苏联专家先后驻厂做技术指导和监督,精益求精。由于是在农村地区建厂,所以除了厂房,还要建设上下水(自来水管、污水管、雨水管)、道路、输变电站、地下电缆、专用铁路线,邮电局、宿舍、学校、商店等市政设施和生活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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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周凤鸣于1956年8月20日写的《向中央、主席的工作报告》,建厂过程中问题最多的与最关键的环节是设备的安装、运输、调整工作。报告写到,全厂设备共3205台,另有不需要安装的各种仪器12606件,绝大部分由苏联供应。当时出现的主要问题是国外设备到货延迟,不能完全按照生产顺序运到。如煤气站按计划应于1956年5月1日试炉,但国外供货的烟气泵要第三季度才能到货,只好国内试制,质量没把握;工具车间已经开工,但3台平面磨床没到;钨钼车间化学工段应先开工,但设备一件也没到。国内设备除不能按合同交货外,还有严重的质量问题,如空气压缩机,安装后发现轴瓦不合格,轴弯曲,只好返工修理,推迟了供气。沈阳低压开关厂做的变电器的自动跳阀负荷后不动,经过半个多月的修理才勉强送电。为解决国外设备供货问题,厂领导经常向苏联专家汇报国外设备到达情况和需要的设备数字,请他们直接用电话催促。为督促概念设备按期按质到货,工厂组织了三个催货小组,分赴天津、东北、上海各承制厂坐催。另外,还采取了随安装、随调整、随试车的办法,在设备到达不齐的情况下,根据“有几台,试几台”的办法提前试车。效果很好,既训练了工人又提前了总进度(同上,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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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按计划完成工期,周凤鸣就与技术人员和工人商量,把部分大型冲压机床的安装与铺设厂房地面同时进行交叉作业。这个做法引起苏联专家总顾问的不满,在和周凤鸣谈话时拍了桌子,周凤鸣也发脾气拍了桌子。最后还是说服了苏联专家,按周的主张施工了。同样,设备安装与绿化厂区也是同时进行,苏联专家起初也是不同意,但厂方还是照样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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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建设者们的激情,从破土动工到开工典礼只用了2年又4个月,一个设计生产能力年产1220万只电子管、建筑总面积13.46万平方米并安装了3685台设备的工厂就建成了,项目总评为优。这个速度被苏联专家形容为“骇人听闻,世界无例”(同上,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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