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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北京电子管厂准备投产时，又遇到新的重大困难。工厂的设备、材料都是从苏联进口的。根据中苏协定，开工初期由苏方提供小型管一个月用料，大型管三个月用料。但到1956年夏天试生产时，苏方就通知不能如约供货。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封锁，从国际市场很难买到所需的材料（特别是镍材）。于是，工厂面临一开工就要停产的威胁。在向上级反映的同时，周凤鸣当机立断，做出采用国产材料的决断。当时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不容易，体现了“敢想敢干”和“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得到报告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指示各部门给予支援，8个工业部的部长带队到厂参观，听取工厂对电子管材料的介绍并表示支援。周凤鸣召集厂内技术人员研究材料替代方案，并表示不能被镍材憋死（同上，第15页）。事实证明，从抗日根据地走出来的人是不会被镍材憋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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镍材是电子管的主要结构材料，约占全部用料的70％。中国当时还没有找到镍矿，更谈不上制造镍材，而进口1吨镍材要用三四吨对虾或200多吨小麦去换。“国产化”的办法就是开发对镍材的代用材料——主要是复铝铁、镀镍铁和镀镍铜包钢丝。为获得代镍材料的基材纯铁，774厂的工程师唐世五从1956年上半年起就带队奔波于北京、太原和上海之间。在太原钢厂，他们和炼钢工人一起跟班操作，发现问题就请炉长换钢种。为了防止从太原往上海运纯铁时炉号被混，他们决定跟着运纯铁的车皮一起走，忍饥挨饿地走了10天才到上海。1956年秋天，中国第一块双面复铝铁在上海益昌五金厂诞生（使用抚顺301厂生产的铝皮），后由于生产条件转到了上海铝合金材料厂。镀镍铁也是在上海制成的，由益昌五金厂和固华厂轧制，再由精诚厂电镀。当时在上海视察的周恩来总理闻讯还到工厂参观，要求把材料再轧薄一点，结果就诞生了中国的剃须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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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进口材料的创造性特别体现在无缝镍管的例子上。唐世五和供应科长在上海送料途中，遇到一辆载有医用注射针头的三轮车，马上联想到注射针头用的无缝钢管与电子管阴极所需的无缝镍管相似，便问清生产厂家，找到了生产针头的新生医疗器械厂，请该厂试制无缝镍管。这不过是刚开始——试制无缝镍管先要从沈阳有色金属加工厂取回轧制成的镍带，进行氢气退火，然后包装发送到上海的工厂进行剪裁引伸，再运回774厂退火，全部引伸、退火加工要往返三四趟才行（直至在上海解决了氢气退火后才不需运回北京）。1958年无缝镍管试制成功，第二年就供货80万米。不久上海铜仁合金厂也试制成功了无缝镍管和铜包钢丝（《北京电子管厂史》，以下简称《厂史》，第79-80页）。到1957年，在647项国外订货的关键材料中，已有481项在国内试制成功，协作单位有12个省、28个城市的68个企业（《周凤鸣》，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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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母片是全厂95％的产品都需要的材料，一年要上百吨的用量，主要依靠从印度进口。当时国内只有四川甘孜的丹巴矿源，但产量很低，无法满足需要。连地质部和建工部也说不出哪里有资源。周凤鸣把几个车间的一把手抽调出来，派到全国深山边疆，自己去开发云母矿源。内蒙古、湖北、陕西太白山、四川、新疆等地，最后确定只有四川丹巴和新疆阿勒泰的云母矿是能用的。为了扩大开采丹巴矿，1959年，厂里派出40人的“云母突击队”到丹巴，从高山往下背矿石，在山脚下选矿石；派去运矿石的汽车队从二郎山、泸定桥、康定到丹巴帮助运矿石（《厂史》，第89页）。在阿勒泰地区，774厂的采购员在新疆建设兵团农十师办云母培训班，同时为帮助采矿又向农十师支援汽车、拖拉机、收发报机等物资（《周凤鸣》，第81—82页）。到1961年，774厂用的云母片基本在国内解决，后来还与其他两个工厂一起制定了电子管专用云母的工业标准。用今天的眼光看，周厂长真像是“李云龙”把手下派出去“找枪拉队伍”的气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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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的材料是北京电子管厂在掌握技术后向外提供的，玻璃就是一项。工厂从初建就有生产电真空器件专用玻璃的车间，后来经过改造，不断生产新的产品，从1957年7月开始外销专用玻璃产品，为电光源、半导体、电子管三大工业服务外，还为兵器、气象、原子能等工业和有关科研单位服务。用户平均年达190多个单位，行销全国22个省市及香港飞利浦公司（《厂史》，第115-121页）。当774厂把自己的供应链建立起来时，它对中国工业发展的贡献其实已经远远超过了生产电子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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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开发。按照原设计，北京电子管厂是以生产收讯放大管为主，并在开工初期生产18个苏联标准的管型。但工厂在成功制造出原设计规定的产品之后，立刻就开始了一系列的新产品开发。尽管开发这些产品大多需要模仿，但这些产品的开发决策却是超越工厂原设计任务的主动所为。如前所述，周凤鸣早在为建设工厂而到苏联实习期间，就已经形成了未来产品开发的想法。他在1956年8月20日的《向中央、主席的工作报告》中说，我们建立“特别设计处的任务是分析与研究世界各国有关电子管的资料后，自己单独进行设计新的电子管，而不再是其他国家所大量生产的电子管的翻版，如果只靠‘照猫画虎的模仿’，只靠外国供应图纸，我国的电真空企业的科学水平将永远落后于世界水平”（《周凤鸣》，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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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收讯放大管系列来说，开工不到两年，工厂就为满足军需而仿制了锁式管（常用于坦克电台和炮兵电台）。1957年，工厂开始研制超小型管。这种管体积小、重量轻、耐辐射，能够承受较大的加速度及冲击试验，主要是军用（如导弹）。经过对苏联样管的技术改造，克服了原产品各种缺陷，1958年生产出了自制的超小型管，并提高了成十倍的生产率。北京电子管厂是国内唯一生产超小型管的厂家（《厂史》，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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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开发的最大动作是进入发射管领域。还在开工初期的1956年，北京电子管厂就利用苏联零件成功试制出用于通讯和广播发射机的玻璃发射管。那时中国使用的广播发射机都是从苏联进口的，工厂为满足国内的需要迅速组织了对发射管的仿制，又在1957—1958年制成满足中短波广播电台和工业高频加热设备所需要的电子管。1959年中苏关系开始紧张后，苏联不再供应中国各地广播电台使用的两种大型发射管，是北京电子管厂的紧急仿制化解了这场可致全国广播电台瘫痪的威胁（《周凤鸣》，第25页）。1958年，北京电子管厂动用厂长基金(4)，自行设计、建成了一栋22500平方米的厂房，即厂内所称的“802厂房”，专门用于发展大型发射管、陶瓷管、无缝镍管及后来的半导体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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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子管厂早期技术成就的里程碑是“八大管型”的研制。1959年初，国家出于广播宣传的考虑，提出开发1000千瓦大型广播发射机的想法。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因为当时苏联也只生产500千瓦的广播发射机。为此，一机部副部长征求了北京广播器材厂（761厂，生产整机）厂长、总工程师和北京电子管厂（生产发射管）厂长周凤鸣的意见。在得到他们的肯定后，一机部做出开发决定并作为紧急任务下达（《当代中国的电子工业》，第413页）。1959年3月，工厂成立了以周凤鸣为首的“八大管型”——即1000千瓦大型中波广播发射机所用的8种大型发射电子管——指挥部。研制工作是在一无样管、二无设备、三缺工装和材料的条件下开始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工厂与合作厂自制了15种20台设备，自行设计和制造了600多副工模具，自行解决了钛皮、可伐、瓷件、石墨等关键材料(5)。同年7月，工厂交付了“八大管型”的67只样管并通过部级鉴定，9月收到二机部部长赵尔陆为“八大管型”试制成功发来的贺电（《厂史》，第299页）。1959年国庆节前夕，中国的1000千瓦大型广播发射机试制成功，并于1960年年初试播成功，它是中国第一部自行设计制造、全部采用国产元器件、在发射功率上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中波广播发射机，当时在世界上也仅有少数国家能够生产（《当代中国的电子工业》，第414页）。“八大管型”的开发成功使北京电子管厂的技术能力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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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凤鸣是一位富于远见的厂长。他在1957年就预见到半导体技术的前景，毫不犹豫地依靠总工程师开始了锗晶体管的研制。1958年上半年，周凤鸣果断决策，以设计科为中心、以试制车间为基础，成立了产品设计所，下设收讯放大管、陶瓷管、半导体器件、行波管、彩色显像管5个设计小组（后发展成为设计室）（《周凤鸣》第114-115页）。同时，他还在合并机械修理车间和电气修理车间的基础上成立了专用设备设计制造所（同上，第78页），为新产品的研制和生产去开发设备。建立这两个所的行动，几乎可以说是开新中国工业企业内设R＆D（研发）机构之先河，直到今天都没有在中国工业中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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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销售。北京电子管厂在规划时被定性为军工企业，计划安排的产品全部是军品，并没有考虑民用问题。但当时按国家下达计划生产的军事通讯用电子管数量还不到工厂产能的10％，所以这个由国家投资建设的大厂也同样面临产品的销路问题。实际上，在工厂开工前，当大家都在忙于试生产时，周凤鸣已经在考虑大量生产后的市场问题了（同上，第77页）。即使是在计划产品的范围内，他也仍然探索更大的需求来源，要求工厂销售部门不能光看上面下达的计划是多少，更要看整机厂的实际需要是多少。周凤鸣经常派干部到用户特别是军工部门去了解需求，然后根据这些需求制定计划再报上级批准（同上，第26-27页）。这些做法及其有效性反映了一个事实，在国家发动的工业化过程中，其实计划部门并不知道各种产品的实际需求量以及满足这些需求的渠道，仍然需要并给了企业发挥创造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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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产品销路更重要的途径是打开民用市场。周凤鸣了解到国内市场上还有一批日本占领时期留下的老式收音机，在维修时需要更换电子管，但又因缺乏供应而受到老百姓的抱怨。周凤鸣闻讯立刻找到技术人员商量能否生产。有人反对这样做，认为生产这么落后的管子没有意义。但周凤鸣坚持认为只要有需求就应该满足，安排试生产。有一次周凤鸣从《人民日报》的读者来信栏目中看到抱怨红星牌收音机质量的消息，于是就派工厂总设计科的技术人员去了解那种收音机是否用了774厂的电子管。当调查人回来说不是时，他就提出来能不能把774厂的管子提供给红星牌收音机用。但如果把产品大纲中所列的旁热式小型管供给收音机用时，缺少变频管、整流管和检波管，最好还有调谐指示管。于是，周凤鸣就安排所有这些产品的试制，编制民用产品的技术条件并确定民品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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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旧中国的市场多系美国电子管，所以国内市场对苏式管子不熟悉。电子管厂派了大量人员走遍全国各大城市，宣传自己生产的产品。利用电台、广告、出版《电子管手册》等手段，于铁路沿线、海关重镇广泛宣传“北京牌电子管”。1957年，北京电子管厂就参加广交会，经与外贸部商量，在广交会中央大厅争得一块橱窗，展出了当时工厂生产的18种产品。会后首次与外商达成销售8000只直热管的交易。经过艰难的宣传，开拓了市场，使产品每年大量出口（《厂史》，第182页）。只是这些市场营销手段后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迫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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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北京电子管厂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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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周凤鸣与北京电子管厂》，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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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模式。开工初期，北京电子管厂按照苏联企业的工厂模式实行厂—车间—工段的三级管理体制。从1957年起，中国政府开始以自己的传统改造苏联模式。那一年，中央决定把部属企业下放地方，774厂下放到北京市后也根据当时的政治要求进行精简机构。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工厂改为总厂—分厂—车间—班组的四级管理体制，推行“两参一改三结合”，推行干部参加劳动和个人参加管理，推行班组经济核算和群众管理。在那个年代和那种体制下，周凤鸣难免也会头脑发热，他提出“一厂变三厂”的想法。1958年从6月到11月，工厂连续七次招收徒工6300多名，使全厂职工总数年底就达到13078人。工厂从当年10月起也“大炼钢铁”，炼出121吨不能用的炒钢，还开展过“十无管理”（无人发工资、无人考勤、无人售饭票等）的共产主义车间试点（《周凤鸣》，第296-297页）。除去追求高指标的“过热”行为，群众动员方式有其优点，如工厂官方记载所言：“……充分发动群众，信任群众、依靠群众、能洋则洋，能土则土，使车间生产自始至终都保持一派热气腾腾，很少有停工现象的发生”（《厂史》，第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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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0月，周凤鸣代表北京电子管厂以先进集体单位出席全国群英大会，受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接见。同年12月，工厂被上级部门授予“跃进红旗匾”，从此被称为“红旗厂”。1960年，北京电子管厂上缴利润达到1.1856亿元（厂固定资产为1亿元）（同上，第280页）。到那时，北京电子管厂成为亚洲最大的电子管生产工厂，而且也是中国第一个生产半导体器件的企业。于是，北京流传开一个“东周西周”的说法：“西周”指的是周冠五，即位于北京西部的首都钢铁公司领导人，“东周”就是周凤鸣。这个说法反映出北京电子管厂的地位（与首钢并列为北京最大的两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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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周凤鸣调任北京市电机局局长。此前一年他就已经兼任北京市电子口的无线电专业组组长，开始领导北京市率先发展彩色电视工业的规划。彩色显像管的试制由北京电子管厂承担，为此工厂成立了106实验室，开始试制三枪三束的彩管。周凤鸣到市里后，组建了一个由十几个企业组成的协作网以解决复杂的零部件和材料问题。后来开发工作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但随着周凤鸣又被调到国防部第十研究院，北京市发展彩电的工作停顿下来，工厂的彩管开发也不了了之（尹仪芝 2010，第188页）(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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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生年代的北京电子管厂是一个高度创新的企业。如果以国家计划对她的原设计任务为基准，她在基本建设、生产制造、产品和设备开发、材料供应、市场销售等所有的基本环节都进行了创新。在从筹建就算起的10年时间里，她迅速掌握了引进的技术，在生产出来仿制产品后就立刻主动开发新产品，甚至主动进入与设定产品领域不同的新技术领域（如半导体）；她通过与合作企业的一系列产品创新而创造性地建立起供应链（几乎所有的材料都是产品创新的实例），而且居然还充满竞争意识地进行了市场营销。这段创业史不仅告诉我们当年中国的工业化是怎样进行的，而且还帮助我们理解计划体制是怎么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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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子管厂的创建过程还说明，即使是计划体制和公有制也无法否定企业的作用。从该厂的早期创业史看，计划部门（从工厂的上级部门直到国家计委）既不掌握需求的信息和知识（想想当初国家给该厂下达的计划只占其生产能力的不到10％），也不掌握材料供应的信息和知识（想想该厂用的无缝镍管和云母片是怎么来的），更不掌握技术变化的信息和知识（想想该厂开发大型发射管的过程，特别是进入半导体技术领域），所有这些为一个工业经济的运行所必需的信息和知识都是企业创造出来的。但是，计划体制不允许企业的交易和经济活动发生在“体制”之外，所以北京电子管厂每次在创造出来这些经济活动及其背后的知识之后，都要帮助把这些活动纳入国家计划才能使其获得“合法性”。在计划体制比较“谦虚”的阶段，企业的首创精神因为可以帮助计划体制的形成而被允许甚至鼓励，但当计划体制一旦建立起来并进入“傲慢”阶段之后，它就成为窒息企业创造性的“绞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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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 [:1703989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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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 第二节 困于计划体制的工厂：走向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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