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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安阳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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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张红飚访谈，2013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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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根据官方记载，“1989年3月4日，经市政府批准，原北京市国营东光电工厂、北京半导体器件二厂、燕东微电子公司、市半导体器件研究所等4家电子企业正式划拨首钢。双方的优势相结合，将进一步壮大首钢发展电子工业的实力”（北京市经委 1992，第3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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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张红飚访谈，2013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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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1990年9月20日，首钢与日本NEC电气株式会社合营大规模集成电路项目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务院总理李鹏、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和日本驻华大使桥本恕出席（北京市经委 1992，第4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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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张红飚甚至曾经想把811送给878厂，然后用811厂房生产微波大功率晶体管服务军工，但878厂那时也已自身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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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在改革中探索搞活大企业的出路》（参加电子工业部经济责任制座谈会材料），1984年12月，北京电子管厂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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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北京电子管厂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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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领导人视察信息见《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社志，1987.9—2000.12》 历年大事记，李鹏总理题词见该书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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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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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更换张红飚厂长职务的想法缘起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1988年机械电子工业部成立后，又酝酿把原来电子工业部下放的企业“收回去”。1991年下半年，该部一位副部长找张红飚谈话，让他联系原来从电子工业部下放北京市的12个厂的厂长，表示愿意回去的都收，但让张别声张。12个厂长中的11个都愿意，只有1个（北京市的干部）不同意。张红飚猜测是“他把我给卖了”。后来市经委领导找张红飚谈话，说你要回去，就第一个把774厂放回去。张红飚则说，如果回去就要把北京·松下的股份带走，这是企业行为。双方“就吵起来了”——“他们说这是陈希同市长办公会的决议，上面写着774厂的股份留在北京市。我说要抄录一下，好向一万多职工交代。他们不让，说我搞非组织活动，我只能一笑”（张红飚访谈，2013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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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 第二章 毁灭中的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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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是以股份制改革的1993年作为自己的“元年”的，但“京东方”的名称却是到了2001年才正式启用，在此之前的企业名称是“北京东方电子集团”（1992—2001年）。这些名称的变化其实具有实质意义。正如“京东方”的名字不是从北京电子管厂直接改过来的那样，从计划体制下的老国企向竞争性企业的转变不会在一夜之间完成，而必须经历一个“漫长”的学习和结构重组过程。从历史的观点看，“北京东方电子集团”名称存在的10年是从北京电子管厂转变为京东方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企业新领导把“活下去”的压力和意愿转化为改革的动力，并在国家政策、制度、经济环境和社会意识变化的条件下，打破了企业在计划经济和电子管技术时代形成的组织和社会关系结构，使企业经过一个新成分成长和旧成分衰亡的过程而活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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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老国企“市场化”的成功却伴随着往往被人忽略的另一面：中国工业在1990年代经历了一个“技术降级”或“去技术化”的过程。北京东方电子集团也没有能够逃脱与大多数国有企业相同的这种命运。与众不同的是，东方电子集团在渡过生存危机之后，没有在各种“诱惑”下放弃高技术产业，而是在21世纪之初做出了进入液晶平板显示工业的决策。这个决策标志着她自主选择了“再技术化”的道路——这个转折点不仅开启了从北京电子管厂向竞争性企业转变的第二个阶段，也诞生了象征着一种道路的京东方。后来的历史证明，京东方选择的道路不仅充满风险和艰辛，而且失败的可能性远超过成功，但也正是这个选择使京东方在后来的10年里脱颖而出，成为向竞争性企业和高技术领先企业双重转变的先驱者。因此，追溯这个进取性战略的形成过程是理解京东方后来崛起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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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 第一节 为了“活下去”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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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升在1992年秋天接任北京东方电子集团总经理和北京电子管厂厂长时，只有35岁。如果是以社会“属性”而不是简单地以时间来划分，他应该属于企业的第三代领导人。第一代领导是北京电子管厂前二十多年的几任厂长和党委书记，他们都是经历过战争年代的“老革命”。第二代领导人是从1980年代前半期走上领导岗位的技术干部（如张仲文和张红飚），他们都是新中国成立后上大学，在工厂从基层一步步被提拔起来的。王东升属于第三代领导——他们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上大学，在改革开放年代入厂工作。当他们从上一代领导手中接过企业领导职务时，其突出的一个特点是非常年轻，王东升的接班其实从年龄上跨过了被“文化大革命”耽误的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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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升是浙江人，1957年出生于一个境况不错的家庭，父母分别是医师和教师。但因为父亲由于“历史问题”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这个家庭经历了磨难。因为政审没过关，王东升初中毕业后不能再升高中，在必须到农村插队的前景下回到乡下老家。王东升是家里四个孩子中的老大，十多岁就能自己做饭，十四五岁的时候当过木工，跟着师傅到各家做活时就住在雇主家里，旁边就是猪圈。后来他进入县建筑公司，参加国家三线建设。王东升与1950年代出生的人一样，经历过这个国家曾经有过的饥饿和政治“动乱”，很早就接触了社会生活。他本来就是一个好学的孩子，在学校学习成绩很好，失学后仍然广泛阅读，特别对历史和哲学感兴趣。他父母即使在那种艰难日子里，仍鼓励他自学完高中课程，阅读更多书籍。这些经历塑造了王东升的精神世界，不仅使他早熟，而且使他产生了超越个人的思考：为什么国家是这个样子，而国家的前途又在哪里？1977年恢复高考后，王东升考上了杭州电子工业学院，学习财务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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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王东升作为电子工业部从杭电挑选到北京工作的10名优秀毕业生之一，被分配到北京电子管厂。报到时，时任北京电子管厂总会计师的原孝钟告诉他“你本来应该去电子部报到，被我要来了”。原孝钟告诉他，干企业比蹲机关更好，我看你的专业基础比较扎实，又是班长，好好干，要有奋斗精神，要成为专家，要“实业报国”。原孝钟毕业于厦门大学，是王亚南的学生，是我国电子行业资深专家，他是王东升到北京电子管厂后第一个启蒙老师(1)。王东升进的不仅是电子工业部直属的唯一副省级企业，而且他还是在总厂财务处工作，接触的都是科处长以上的专家和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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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升是一个肯干的年轻人，不久就受到原孝钟的喜爱。时隔30余年，原孝钟还记得王东升当时给他的印象：“我去年轻人的集体宿舍转，看到他墙上贴着‘不进则退’‘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警句，以勉励自己。还贴了很多的英语单词。当时生活条件很差，但他工作非常认真。有的时候我们晚上开会到九十点，经过财会科时发现灯还亮着，看到他还在加班”(2)；“他有超前思想。他是在774厂第一个提出（财务部门）要电算化的人，还提出财务人员要学英语。”不过，王东升是个有个性的人，也会“顶撞”领导。王东升曾经向原孝钟建议企业也应该关心宏观经济。原总不以为然，结果还遭到王的“顶撞”。后来，王东升在厂里与日本企业的交易中，提出以美元结算付款（当时日元升值而美元贬值），引起国家外贸公司的惊异，说一个基层企业怎么能想到这些。原孝钟看中王东升是棵好苗子，就从业务方面对他重点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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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孝钟的栽培和举荐下，1983年初，未满26岁的王东升被提拔为财会处副科长。那时总厂机关有600多干部，以中老年为主，提拔科室领导要经过行政、党委的严格考察。尽管当时党中央已经在提倡干部年轻化，但在老国企提拔王东升那么年轻的人仍然是一件很突出的事，特别是在财务这种专业科室，所以这项任命难免遭到许多人的质疑。原孝钟还记得有人找到他抱怨说：“我跟你干了一辈子，为什么你提拔这么年轻的一个人？！”原孝钟坚持自己的立场，后来还向厂长张仲文推荐这个他看好的年轻人，使王东升进入厂领导的视野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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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王东升算得上是“少年得志”，但时间一长，他还是觉得在老国企工作过于按部就班。在那个改革开放的年代，在原来的国有经济部门之外出现了其他经济成分，而对年轻人最有吸引力的就是与“国际”有关的单位。几年后，王东升觉得国有体制没有希望了，产生了离开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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