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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龙计划一经初步商定,京东方立刻组建了技术团队。但这个计划也充满矛盾,合资各方就上液晶面板还是上液晶模组、是上6代线还是上7.5代线等问题发生分歧,合作过程步履维艰。在聚龙计划的消息流传出来后,日本夏普于2006年6月主动向深圳方面提出建设一条7.5代线的计划,并且说京东方在技术上不行。面对夏普的提议,深圳市政府动摇了,觉得京东方并未建过6代线,还是夏普技术强、有经验。当一家珠三角的彩电企业支持这个转向后,联盟中的另两家珠三角企业对聚龙计划产生犹豫,长虹干脆撤出这个计划做等离子(PDP)去了,而京东方则被冷落一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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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龙计划瓦解后,深圳方面与夏普谈判了一年。根据媒体报道,2007年7月底,深圳有关方面与夏普签署合作协议,准备投资280亿元在深圳建设国内第一条7.5代液晶面板生产线。此前在“聚龙计划”的一条6代线合资案中不欢而散的四家彩电企业——创维、TCL、长虹、康佳——也再次聚集到此次的7.5代线项目中,而且还增加了海信,上述五家国内彩电企业共持股20%(56)。但一个多月后的媒体报道却传出谈判终止的消息,原因是夏普违背最初的承诺,要求在控股的情况下转让技术。同时,夏普有关高层也公开表示,夏普目前的液晶屏建设计划主要是在日本的10代线项目,没有在中国投资液晶屏生产线的计划(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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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夏普继续玩着这套把戏。2007年8月,上广电对媒体宣布正在规划建设一条6代线(58)。当时上广电、京东方和昆山的三家整合还在过程中,而上广电最初的想法是与京东方合作建6代线。消息传出后,夏普主动找到上广电提议合作,于是京东方又被甩掉。但后来与上广电合作的6代线项目都已经获批时,夏普又找个借口撤出合作。有媒体分析,夏普的“搅局”使中国进入高世代线的时间推迟了2—3年(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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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京东方还在和深圳方面谈聚龙计划时,已经有几个地方政府(包括武汉、成都等)主动找过京东方商谈在当地建线的可能,反映出许多地方政府已经看到了液晶工业的重要性。根据媒体报道,2006年2月在北京举行的“四川与国内500强企业座谈会”上,成都市提出了“打造集成电路产业基地”的构想,而代表京东方参会的陈炎顺当时就表示愿与成都高新区洽谈设立制造基地(60)。由于成都市提供的条件较好,于是京东方决定在成都建设一条4.5代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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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建设4.5代线的决定受两个因素的影响:第一,当时正在剥离北京5代线的过程中,而决心在平板显示器工业继续干下去的京东方仍然需要拥有自己的生产线。第二,在遭受连续挫折并陷入亏损的“水深火热”之时,京东方的决策者看到上高世代线投资太大、风险太大,而深圳市之外的其他地方政府也财力有限,于是改变初衷,决定先建一条低世代线。王东升对这个选择的“合理”解释是“选择一条进可攻、退可守的道路,先在中小尺寸液晶面板领域做到最强,然后伺机再往下走”。但建设高世代线才是京东方的真正所求,所以等到2007年下半年公司的财务情况刚一好转,京东方就立刻开始规划6代线和8代线。不过,京东方一直有手机液晶屏模组的业务,能够认识到小尺寸TFT-LCD市场的潜力。沿着开发这个市场的思路建设的4.5代线,虽然多少有点是无奈之举,后来却为京东方在智能移动终端市场开发了一座“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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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是高世代生产线,但成都项目采取的融资模式却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突破,为后来京东方建设6代线和8代线打开了一条融资通路。这个模式的形成要从北京5代线的政府投资讲起。如前所述,当年北京市政府(通过国资委下属的北京市工业投资公司)借款28亿元给京东方以支持建设5代线。在后来遭遇困难时,京东方的管理层提出把借款转成京东方集团的股份,一方面可以帮助京东方渡过难关,另一方面政府仍然可以通过资本市场回收这笔资金。北京市政府同意了这个办法。事后证明,这笔投资对市政府来说是很划算的,除了由项目而得到的税收等收益(每年京东方5代线上交10多亿元的税款,上游配套企业上缴27.8亿元税款,还有采购等活动拉动的投资等)。2007年赢利后,京东方的股价从“债转股”时的2.72元涨到12元,政府在股价10元左右时将一半股权变现卖了20亿元,剩下的股权按现行市值也超过了25亿元(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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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经验为京东方展现了一条融资的新出路:向政府或者特定的“战略”投资者增发股票以获得足够的资本金。于是这个模式被应用到了成都项目上。成都市除了提供土地、税收等方面的支持外,还提供了资本支持:2008年7月,京东方为成都4.5代线搞了一次定向增发,向成都市政府旗下的成都高新投资集团和成都工业投资集团增发股票18亿元。此外,在陈元行长的支持下,由国家开发银行牵头的银团提供贷款16亿元,并且将还款期变为10年期。正如陈炎顺释怀所言:“完成了这一轮(建设),感觉资本渠道和产业发展的关系就打通了。”(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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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总投资34亿元的京东方第二条TFT-LCD生产线(4.5代线)在成都开工建设,到2009年10月正式投入量产,其产品是小尺寸的液晶显示器,主要应用于移动多媒体类的终端产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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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找到了新的融资模式,再加上财务状况好转,王东升的“野心”就再度萌生——京东方再次开始寻找建设6代线的机会,并把目光主要锁定在长三角、珠三角和渤海湾三个地区。2007年下半年,当夏普不辞而别之后,深圳又转向京东方,而京东方的决策者也放不下进入深圳的念头,除了运输、市场和基础设施等因素外,一个主要的考虑是建6代线需要投资175亿元,必须跟有财力的大城市谈合作。但一个“不速之客”却把京东方的6代线项目引向了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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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4月份,京东方的一位独立董事把合肥市的一位官员介绍给了京东方高管。当时京东方决策者的心思还放在进入深圳的可能性上,并没把这个来访当回事。但当京东方高管应邀回访合肥时,却一下子被当地领导的态度打动了——厂址的土地已经准备好了,而且还有备选方案(合肥方面承诺,深圳能给多少,他们就给多少)。评估之后,京东方的人发现合肥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位于长三角经济带,两个小时路程到武汉,三个小时能到上海,一个小时能到南京,覆盖全国国民收入60%生产总值的区域;更重要的是水、电供应充分(一条6代TFT-LCD生产线一天要消耗2万多吨水),而且合肥水很好,有长江还有巢湖;更让京东方人没有想到的是,安徽省还是个电力输出省(原以为是电力输入省);此外,合肥的科技人才很密集,在全国排第五,而且人员相对稳定;最后是合肥市上下一心,市委书记孙金龙亲自挂帅搞这个项目,市长吴存荣具体操盘,自上而下地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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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感觉合肥“有戏”,但京东方高层内心还是被在深圳和上海受到的两次挫折留下了“心灵创伤”。当第一次和合肥市领导会谈时,京东方来访者首先提出的问题就是:如果夏普找来怎么办?合肥市领导表示绝不动摇,将坚持与京东方合作。王东升和合肥市委领导单独谈了三次,主要是提示风险。他表示,对京东方来说,6代线是一定要做的,但合肥不一定要冒这个风险。合肥市领导表示,有困难大家一起扛,合肥市愿为这个项目拿出60亿元。事实上,合肥市领导为上这个项目也要冒很大风险,但这样做也有比一个项目更深刻的理由。在过去10多年里,合肥已经集聚起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家电产业,但因技术含量不高而根基不稳,合肥市领导由此看到了发展液晶显示器工业对于保持家电基地的重要意义。为了这个项目,合肥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四套班子的领导都参与讨论。据说合肥市决心之大,甚至把地铁项目暂停,腾出的钱用于这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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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秋天,京东方与合肥市签订了建设6代线的资金框架协议,合肥市承诺出资60亿元,并承诺在增发不成功时保底90亿元。此后,夏普果然“如期而至”,提出愿意与合肥合作建6代线,并诋毁京东方的技术不行。面对这种诱惑,合肥市领导果然也被打动,不过由于当时已经对京东方说过斩钉截铁的“誓言”,所以只是摇摆了一下(市领导说:“要不就两条线都干!”),还是与京东方走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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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合肥正式签约的日期定在2008年9月12日。在那之前,深圳市人事变动,新的主管市领导一上任就再提出要京东方在深圳建6代线。王东升在合肥签约的前一天亲赴深圳面见市领导,当面“谢罪”。深圳市领导对王东升直截了当,说你告诉我合肥给了什么条件,深圳全部都给。王东升只好解释第二天就要与合肥签约,同时也承诺京东方将来还是要进深圳的。木已成舟,深圳市领导也无奈,晚上请王东升吃饭时提议喝北京二锅头——按中国的习俗,“怨气”要以酒来化解。那晚,不断对深圳方面表示歉意的王东升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从深圳机场赶赴合肥时,经过“疏通”才使酒精含量过高的王东升通过安检,到合肥后又输液两个小时。令陈炎顺称奇的是,王东升从医院出来吃了一碗面条就赶赴会场,居然不按讲稿还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讲话(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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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发生的一件大事是全球金融海啸的来袭。2008年下半年,本来还处于高涨期的液晶周期突然因市场萎缩而进入衰退,京东方再次陷入亏损。不过,这次不只是几个中国新手发生亏损,而是业内所有的企业都亏损了,包括三星、LG、友达、奇美和夏普这些巨头。危机迫使国际巨头放缓脚步,而京东方却迎来了多年盼望的扩张机会。2008年12月的集团工作会上,王东升提出“化市场低谷为成长机会”(王东升2013,第134页),京东方由此开始了逆势扩张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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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能够大举扩张的“本钱”不是资金,而是经过北京5代线发展起来的能力——后来她所有新建生产线的概念、设计基础、工艺组合和系统整合全部由自己完成。这种“本钱”为京东方赢得了包括资金在内的所有扩张资源。2009年4月,经国家发改委批准,中国第一个TFT-LCD工艺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在京东方设立。该实验室的建设得到国家发改委的资金支持(1500万元)和政策支持,以推进液晶显示器件研发、上下游技术融合与验证、标准研究和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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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13日,计划总投资175亿元的京东方6代线在合肥破土动工。由于京东方为建设第6代线已经准备了3年时间,所以在技术上具有信心,把工期设计得很短,计划只用10个多月的时间完成。这条线投产后,可以覆盖18英寸到37英寸的各种尺寸的产品(32英寸和37英寸的显示屏是电视机屏幕的主流应用),使中国彩电工业第一次获得了显示屏的本土供应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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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8日,京东方经证监会批准后发出公告,为合肥6代线进行120亿元的定向增发。比成都模式更创新的是,这次定向增发的对象还包括了企业和社会的力量。增发前人们还有些担心,但没有想到政府信用的作用如此之大。本来社会各界都看好这个产业,唯一的担心是京东方会不会“垮台”,政府的加入使得投资人立刻信心大增(“说明京东方不会垮”),何况中央政府的产业振兴规划已经把新型显示器规定为产业发展的重点,而且证监会也支持增发,真是占尽天时、地利、人和。这次增发获得成功,而且由于私人投资者认购踊跃,合肥市只出资了30亿元。最后的资金来源结构是1/3来自政府投资机构的钱,1/3来自市场机构投资者的钱,1/3来自纯市场的钱,一共筹集了120亿元的股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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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6代线的建设恰逢全球TFT-LCD工业在金融海啸下陷入投资停顿之时,顿时成为全球设备、材料供应商所瞩目的一条线。在合肥6代线开工仪式上,全球最大的设备供应商美国应用材料公司的代表在致辞中说,京东方是应用材料公司在中国显示行业的第一家客户,“京东方的努力让我们相信中国的平板显示产业在快速发展的全球平板显示市场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全球最大的玻璃基板供应商美国康宁公司的代表表示,康宁将全力以赴支持京东方的成长,“我们的成功依赖于京东方的成功。在我们看来,京东方不仅是我们的客户,更是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和朋友。”中国半导体设备企业北京七星华创的代表表示,“七星华创正在加大TFT-LCD设备研发的力度,我们希望能够为中国TFT-LCD产业发展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京东方合肥第6代线的建设将为国内设备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乐凯集团的代表在致辞中说道,乐凯公司已经在合肥投资生产TFT-LCD用各种薄膜和偏光片,这些材料在液晶面板生产成本中约占30%,“京东方合肥6代线的建设对拉动上游材料的国产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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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领导的勇气也得到超过预期的回报:不仅是只花了30亿元就让6代线在合肥落户,而且在6代线动工后,已经有十五六家为TFT-LCD配套的企业申请在合肥开发区建厂。这股产业集聚的热潮使合肥市发现开发区用地已经不够,不得不(兴高采烈地)紧急向中央政府请示解决开发区用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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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6代线从酝酿到开工的过程正是全球金融海啸来袭之时,但这个带来经济衰退威胁的危机以及中国政府振兴经济的举措却给了京东方大举扩张的机会。2008年底,在中央政府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开始后,北京市政府开动员大会,要求各方寻找、推荐能够拉动需求的投资项目。北京工业促进局和亦庄开发区管委会的负责人立刻就大叫起来:这还用找啊,京东方的8代线呀!其实副市长苟仲文及其主管的工业促进局和亦庄开发区早就开始与京东方研究北京8代线项目,但由于对北京市发展工业一直有不同声音,加上市里正忙于北京奥运会,工作搁置。时机一到,在市领导的支持下,京东方全面启动在北京建设8代线的计划。于是,当全球TFT-LCD工业因市场需求不振而对建设新线的投资停顿时,京东方被压抑了许久的扩张势头却一下子迸发出来。2009年8月31日,京东方的8代线(后调整为8.5代线)在北京亦庄开发区举行奠基仪式,并宣布该项目总投资规模达到280亿元,将于2011年第三季度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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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京东方迎来扩张机会的时候,与她同时进入TFT-LCD工业的上广电却倒下了。2009年3月末,媒体上传出上广电集团破产重组的消息。拖累上广电集团的正是那条5代线,它在2005—2007年连续三年亏损(共亏5亿多元),到2008年又巨亏18亿元(65)。根据媒体的分析(66),上广电的困境源自技术上的不自主。上广电·NEC不仅是引进生产线,而且还是合资,她的技术控制权一直掌握在日方手里,技术部门全部由日本工程师控制,中方员工主要是参与日常管理与业务部门,合资公司还要向日方缴纳一定的专利费。此外,由于严重依赖日系技术,上广电的上游关键零部件、设备和材料都被日本企业控制,这使得上广电无法有效进行成本控制。此外,上广电得到的“技术”仅限于引进的生产线,中方无权利用引进生产线的技术去建新的生产线。这种“以市场换技术”的模式严重限制了上广电扩张的可能性。上广电从2007年就开始与夏普谈判,准备从夏普引进6代线(后来甚至改为8代线)。从夏普的“劣迹”来看,即使上广电没有受到亏损带来的资金限制,也不会轻易做成“技术引进”的交易,只能继续受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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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曾经在上广电工作过的资深工程师提供了不同的解释(67)。根据他提供的信息,上广电·NEC在开始时是依靠NEC进行生产线和产品的设计,中方参与。后来上广电方面感到在产品技术上很被动,不能根据市场需求变化调整产品,就决定自己做,也从国内(包括台湾)和国外(日本)招聘人员培养自己的团队。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之后,上广电的5代线就开始依靠自己而不再依靠NEC开发产品。这位在日本留过学、在韩国三星工作过、经历了上广电5代线全部历史后加入京东方的工程师认为,其实上广电可以自主建设6代线,但能不能在技术上突破不是技术层面本身的问题,而是领导者的决心和意志问题。因此,在这位技术人员的眼中,京东方走了出来而上广电倒下的根本原因是企业领导在掌握技术和进行扩张上的决心。上广电是一个把上海电子工业企业集合起来的集团,但在每一个部分都采取合资方式来获得技术。上海市曾经以为采取这种“大而洋”的模式能够保证国内领先地位,但后来却陷入技术依赖,不仅没有发展起来技术能力,而且连获得这种能力的愿望和决心都销蚀了。上广电破产的原因其实也是包括政府在内的各方在看不到企业扩张前景下的放弃。从这个角度看,媒体的报道和亲历者的解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上广电破产重组时出售5代线。京东方在竞购中报价最高,但上海死活不肯卖给京东方,最后卖给天马。上海方面终于有机会以这种方式报了京东方当年“不辞而别”的一箭之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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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指出的是,京东方能够在2008年之后开始扩张的重要原因是国家终于以地方政府的形式参与进来了。从建设成都4.5代线到建设合肥6代线和北京8.5代线,三地政府的现金直接投入就超过100亿元。如果没有这种政府投入的“信用担保”,京东方其实无法向市场融资。对于为什么地方政府会成为京东方的“投资合伙人”,我们将在第六章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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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3年年初通过海外收购进入TFT-LCD工业到2009年开建高世代线,京东方度过了难熬的6年多时光。这段时光是孤独的,不管她说什么、做什么,总是难被理解。但这种“孤独”到2009年夏末结束了,因为中国人看不明白并不代表能够按照产业规律思维的外国人也看不明白。京东方的扩张势头牵动了全球TFT-LCD工业界的神经:以京东方的6代线上马为开端,在金融海啸中停顿下来的夏普10代线、三星和LG的8代线恢复建设,友达和奇美的8.5代线建设启动;同时,夏普、LG、三星、友达、奇美开始加紧到中国大陆活动,跟各地政府积极接触,“探讨”在大陆建线的可能;那一阵,中国媒体不断流传着源自台湾企业的有关京东方的负面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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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8代线的上马更像是一场“地震”,使国外企业对中国封锁技术的“长城”一夜之间崩塌——从京东方宣布要上8代线的那天开始,一场因外资纷纷要在华设厂而导致各地争上高世代线的“液晶热”席卷中国大地……事实上,京东方走的每一步都牵扯到全球TFT-LCD工业的神经,因为京东方走的是自主掌握技术的道路——对那些领先者们威胁最大的道路。当京东方建设5代线的时候,台湾企业就在中国大陆到处宣传“5代线已过时”;夏普像“灭火队”一样追踪着京东方的足迹,同样是为了瓦解中国自主建设高世代线的任何企图。所以当京东方终于开始扩张时,日、韩和中国台湾企业的神经就“崩溃”了,因为它们看得很清楚,在中国的市场需求条件(庞大的消费市场和终端制造业)和低成本制造能力条件下,京东方依托高世代线量产后的崛起,将动摇由日、韩和中国台湾组成的液晶工业“铁三角”格局。在更一般的意义上,京东方所代表的中国大陆工业在技术阶梯上的爬升,将导致由中国大陆工业进行劳动密集型的下游组装并由外国工业控制上游技术的“垂直分工”模式发生结构性变化。谁还坐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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