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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领导的勇气也得到超过预期的回报：不仅是只花了30亿元就让6代线在合肥落户，而且在6代线动工后，已经有十五六家为TFT-LCD配套的企业申请在合肥开发区建厂。这股产业集聚的热潮使合肥市发现开发区用地已经不够，不得不（兴高采烈地）紧急向中央政府请示解决开发区用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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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6代线从酝酿到开工的过程正是全球金融海啸来袭之时，但这个带来经济衰退威胁的危机以及中国政府振兴经济的举措却给了京东方大举扩张的机会。2008年底，在中央政府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开始后，北京市政府开动员大会，要求各方寻找、推荐能够拉动需求的投资项目。北京工业促进局和亦庄开发区管委会的负责人立刻就大叫起来：这还用找啊，京东方的8代线呀！其实副市长苟仲文及其主管的工业促进局和亦庄开发区早就开始与京东方研究北京8代线项目，但由于对北京市发展工业一直有不同声音，加上市里正忙于北京奥运会，工作搁置。时机一到，在市领导的支持下，京东方全面启动在北京建设8代线的计划。于是，当全球TFT-LCD工业因市场需求不振而对建设新线的投资停顿时，京东方被压抑了许久的扩张势头却一下子迸发出来。2009年8月31日，京东方的8代线（后调整为8.5代线）在北京亦庄开发区举行奠基仪式，并宣布该项目总投资规模达到280亿元，将于2011年第三季度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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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京东方迎来扩张机会的时候，与她同时进入TFT-LCD工业的上广电却倒下了。2009年3月末，媒体上传出上广电集团破产重组的消息。拖累上广电集团的正是那条5代线，它在2005—2007年连续三年亏损（共亏5亿多元），到2008年又巨亏18亿元(65)。根据媒体的分析(66)，上广电的困境源自技术上的不自主。上广电·NEC不仅是引进生产线，而且还是合资，她的技术控制权一直掌握在日方手里，技术部门全部由日本工程师控制，中方员工主要是参与日常管理与业务部门，合资公司还要向日方缴纳一定的专利费。此外，由于严重依赖日系技术，上广电的上游关键零部件、设备和材料都被日本企业控制，这使得上广电无法有效进行成本控制。此外，上广电得到的“技术”仅限于引进的生产线，中方无权利用引进生产线的技术去建新的生产线。这种“以市场换技术”的模式严重限制了上广电扩张的可能性。上广电从2007年就开始与夏普谈判，准备从夏普引进6代线（后来甚至改为8代线）。从夏普的“劣迹”来看，即使上广电没有受到亏损带来的资金限制，也不会轻易做成“技术引进”的交易，只能继续受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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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曾经在上广电工作过的资深工程师提供了不同的解释(67)。根据他提供的信息，上广电·NEC在开始时是依靠NEC进行生产线和产品的设计，中方参与。后来上广电方面感到在产品技术上很被动，不能根据市场需求变化调整产品，就决定自己做，也从国内（包括台湾）和国外（日本）招聘人员培养自己的团队。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之后，上广电的5代线就开始依靠自己而不再依靠NEC开发产品。这位在日本留过学、在韩国三星工作过、经历了上广电5代线全部历史后加入京东方的工程师认为，其实上广电可以自主建设6代线，但能不能在技术上突破不是技术层面本身的问题，而是领导者的决心和意志问题。因此，在这位技术人员的眼中，京东方走了出来而上广电倒下的根本原因是企业领导在掌握技术和进行扩张上的决心。上广电是一个把上海电子工业企业集合起来的集团，但在每一个部分都采取合资方式来获得技术。上海市曾经以为采取这种“大而洋”的模式能够保证国内领先地位，但后来却陷入技术依赖，不仅没有发展起来技术能力，而且连获得这种能力的愿望和决心都销蚀了。上广电破产的原因其实也是包括政府在内的各方在看不到企业扩张前景下的放弃。从这个角度看，媒体的报道和亲历者的解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上广电破产重组时出售5代线。京东方在竞购中报价最高，但上海死活不肯卖给京东方，最后卖给天马。上海方面终于有机会以这种方式报了京东方当年“不辞而别”的一箭之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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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指出的是，京东方能够在2008年之后开始扩张的重要原因是国家终于以地方政府的形式参与进来了。从建设成都4.5代线到建设合肥6代线和北京8.5代线，三地政府的现金直接投入就超过100亿元。如果没有这种政府投入的“信用担保”，京东方其实无法向市场融资。对于为什么地方政府会成为京东方的“投资合伙人”，我们将在第六章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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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3年年初通过海外收购进入TFT-LCD工业到2009年开建高世代线，京东方度过了难熬的6年多时光。这段时光是孤独的，不管她说什么、做什么，总是难被理解。但这种“孤独”到2009年夏末结束了，因为中国人看不明白并不代表能够按照产业规律思维的外国人也看不明白。京东方的扩张势头牵动了全球TFT-LCD工业界的神经：以京东方的6代线上马为开端，在金融海啸中停顿下来的夏普10代线、三星和LG的8代线恢复建设，友达和奇美的8.5代线建设启动；同时，夏普、LG、三星、友达、奇美开始加紧到中国大陆活动，跟各地政府积极接触，“探讨”在大陆建线的可能；那一阵，中国媒体不断流传着源自台湾企业的有关京东方的负面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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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8代线的上马更像是一场“地震”，使国外企业对中国封锁技术的“长城”一夜之间崩塌——从京东方宣布要上8代线的那天开始，一场因外资纷纷要在华设厂而导致各地争上高世代线的“液晶热”席卷中国大地……事实上，京东方走的每一步都牵扯到全球TFT-LCD工业的神经，因为京东方走的是自主掌握技术的道路——对那些领先者们威胁最大的道路。当京东方建设5代线的时候，台湾企业就在中国大陆到处宣传“5代线已过时”；夏普像“灭火队”一样追踪着京东方的足迹，同样是为了瓦解中国自主建设高世代线的任何企图。所以当京东方终于开始扩张时，日、韩和中国台湾企业的神经就“崩溃”了，因为它们看得很清楚，在中国的市场需求条件（庞大的消费市场和终端制造业）和低成本制造能力条件下，京东方依托高世代线量产后的崛起，将动摇由日、韩和中国台湾组成的液晶工业“铁三角”格局。在更一般的意义上，京东方所代表的中国大陆工业在技术阶梯上的爬升，将导致由中国大陆工业进行劳动密集型的下游组装并由外国工业控制上游技术的“垂直分工”模式发生结构性变化。谁还坐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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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皇甫鲁江访谈，2013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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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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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02年4月在北京建立京东方现代显示科技公司，把模组后段制造转移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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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合肥京东方光科技事业群访谈，2013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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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东升的评价说：当我看到这样的人“居然可以当很大公司的董事长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台湾企业根本不可怕”（2009年4月2日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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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皇甫鲁江记得，2002年9月12日公司正式通知他们把重点放在韩国现代，与日本企业的谈判就暂时停掉了（2013年9月30日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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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这些领导包括市长刘淇和副市长孟学农、阳安江、刘海燕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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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韩国建访谈，2013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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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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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陈炎顺访谈，2013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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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他们是北京工委书记、经委主任金生官和北京电控董事长鲍玉桐，这两位领导从一开始就支持京东方的收购方案，他们和后来的国资委主任熊大新在京东方海外收购、上北京5代线等一系列关键时刻帮助疏通各方关系，给了京东方极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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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韩国建访谈，2013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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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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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国彩电企业高端彩电必输！”，比特网，2004年6月23日，http://news.chinabyte.com/103/ 182360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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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郑迪：“龙腾液晶五代线投产 京东方上广电应对”，《21世纪经济报道》，2006年6月27日，http://tech.sina.com.cn/it/2006-06-22/1806100396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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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韩国企业和中国台湾企业进入TFT-LCD工业时都是以半导体工业为人才主要来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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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刘晓东访谈，2009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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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红筹股的概念诞生于1990年代初期的香港证券市场。香港和国际投资者把在境外注册、在香港上市，但主要业务在中国内地或大部分股东权益来自中国内地公司的股票称为红筹股。早期的红筹股主要是一些中资公司收购香港的小型上市公司后经重组形成的，此后出现的红筹股主要是内地一些省市或中央部委将其在香港的窗口公司改组并在香港上市后形成的。进入21世纪之后，红筹股成为内地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筹资的一条重要渠道，红筹股的概念便延伸为在海外注册、在海外上市，带有中国大陆概念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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