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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审批方面障碍的化解则有数个原因。第一,外资项目被批准后迟迟不动。到2011年春天,LG宣布缓建广州项目,三星公开未说但其苏州项目实际延缓,昆山的友达则彻底不动了。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借机松动了对国内企业项目的管制。第二,到2011年末,由于“液晶热”已经消退,所以从2009年10月实施的审批制又恢复到此前的备案制。第三,京东方的合肥6代线到2011年4月已经实现满产满销,成为各级政府领导人参观的重点。中国第一条高世代线成功建设和运营改变了政府有关部门的态度,依靠中国企业发展这个工业的信心增强了。在这些条件下,有关政府部门实际上早就“默许”京东方上合肥8.5代线,项目的建设施工又重新开始,只是不为外界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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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正式批准合肥8.5代线项目。有趣的是,当正式批文于同年8月下达后不久,建筑规模巨大的合肥8.5代线厂房就封顶了。这个项目原本是按照传统非晶硅TFT-LCD技术设计的,但正如我们在上一节介绍过的,京东方中途决定建设一条30K的氧化物TFT量产线(B5全部设计产能是90K)和一条采用氧化物TFT-OLED先导线。由于中途的改建,所以B5建设周期比北京8.5代线要长,但这个改动是值得的。京东方、三星和LG在开发氧化物TFT上都比夏普晚一些,但京东方是第一个在新建8.5代线上做氧化物的企业,而其他公司都是改造已有的生产线。批量生产氧化物TFT将使京东方在这个领域与夏普、三星、LG等国际领先企业处于并驾齐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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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28日,合肥8.5代线正式投产,同时点亮3款产品:10.1英寸TN屏、分别使用非晶硅TFT和氧化物TFT的55英寸的液晶显示屏。于是,中国第一条8.5代氧化物面板生产线投产,而京东方内部提出的目标是“将B5建设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氧化物TFT-LCD生产线”。2014年1月,大尺寸OLED先导线的设备在B5完成搬入,预示着中国的第一块大尺寸OLED显示屏将在这里产生。至此,京东方至少在这个领域已经在技术上与三星、LG并驾齐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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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5.5代AM-OLED生产线(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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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三星宣布建成世界上第一条AM-OLED生产线后,京东方就迅速规划了同样的一条线,虽然当时还没有确定建在哪里。2011年3月,鄂尔多斯市市长在北京参加“两会”期间参观了京东方的5代线。参观结束后,市长对接待他的陈炎顺说:“你们这个(东西)好,到我们那里建一个吧。”陈炎顺回答说:“我们有一种商务模式,资本金不得低于60%。投一条线需要200亿元,你们得拿120亿元,其他的我们来做。”市长说:“我们没钱,但我们有煤。”当时煤价很高,当地政府也有以煤换工业项目的政策。陈炎顺立刻意识到这是个好方案,给煤就相当于给钱,于是表示同意。双方经过几个月的协商达成协议,鄂尔多斯市以10亿吨煤的探矿权换取京东方在那里建设AM-OLED生产线。2011年8月12日,京东方宣布将投资220亿元人民币,在鄂尔多斯建设一条5.5代(1300 mm × 1500 mm)LTPS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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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和内蒙古自治区每年有个京蒙对接的合作框架,于是京东方就把这个项目报进去。汇报后,主管市长说10亿吨的煤必须放在北京市(北京缺煤),由京煤集团承接。这样对京东方来说,反倒好协商了。2011年10—11月,京东方以36亿元出让了先期获批的2亿吨探矿权(内蒙古方面为防止京东方拿了煤不干项目,先期只给部分探矿权),使当年主营业务亏损的京东方盈利,避免了被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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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项目的总指挥是陈曦(100)。他于1980年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后改为电子工程系),在那里从本科读到硕士研究生毕业。1987年底,刚刚毕业的陈曦加入了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公司,一直工作到2009年该公司终结,经历了彩管工业在中国最辉煌的阶段以及穷途末日。其实王东升在京东方进入TFT-LCD工业的前后,就已经看中了几个北京·松下的优秀干部,刘晓东和陈曦都在其中。陈曦在北京·松下彩管关闭后,到松下(中国)工作了一年就加入京东方。2011年4月,陈曦陪同王东升到鄂尔多斯考察项目,同时接任负责这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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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曦的工业经验是在CRT彩色显像管领域,没有经历过液晶阶段,那能领导建设属于前沿技术的AM-OLED生产线吗?对于这个问题他是这样回答的:“其实干这样的工厂,京东方不止一次经历过类似的情况——都是从一片荒野开始。京东方后面的团队确实很厉害,有建设的、采购设备的,只要董事长和总裁说要搞这个项目,各个专业部门很快就把人给我配齐了,并不是靠我一个人去凑齐。”陈曦表示对他来说,B6是“SOPIC变革”的最受益的项目,他不用单独去请人,不管在哪个组织工作的人都可以来这里,专业组织在做各种技术评估时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建线是依靠京东方整体的力量,按照节点和计划来推,每个节点董事长王东升都要来验收——他是自己给自己制定的总命令。总指挥是起牵头的作用,各职能领域的工作通过专业分工进行,这样陈曦反倒轻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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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是属于技术前沿的生产线,其实决定上马这条线时,京东方也是刚刚开始研发AM-OLED显示屏。因此,B6生产线的工艺设计不是依据已经掌握的产品和工艺技术,而是依据来自产业链的信息和自己的摸索,在成都4.5代线的LTPS中试线积累的知识、经验和人才很重要。B6投产后需要克服的问题是,要针对CTO组织开发出来的产品在实际运转中把配套工艺做出来并逐渐完善。B6设有产品开发部,但在SOPIC框架下,它隶属于小尺寸产品开发中心的副中心长,而为B6安排的产品也是从市场端开始设计。这同样显示了京东方的整体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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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生产的TFT背板将全部采用LTPS,第一期的30K产能是生产LTPS TFT驱动的LCD,其中加入了4K的OLED的中试线,作为第二期生产LTPS TFT驱动的OLED的基础。制造LTPS最关键的技术是在普通的a-Si表面进行激光退火,使电子迁移率提高100倍,于是就可以把同样的线宽做得非常窄,大大提高电路的集成度,也就大大提高了显示器的分辨率。但因为制造LTPS的设备更精密更复杂,所以供应商的范围非常局限,如准分子激光退火设备、集成化的设备和离子注入设备几乎都是全球只有一家厂商供应,曝光机供应商仍然是尼康和佳能,但做到500ppi的分辨率及其像差矫正的只有尼康,所以采购设备的价格谈判很困难。令陈曦得意的是,他在2012年完成了设备采购谈判,而且买的全是最好的设备,后来的日元贬值又使实际成本下降——“如果我将来不在B6了,至少人家不会骂你陈曦买的什么破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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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B6访谈了一位台湾籍的阵列(Array)高级工程师(101)。他出身老奇美,后来在富士康集团的深超光电工作了几年,于2012年年末加入京东方。他说2010年就通过一位加入京东方CTO组织的前同事向京东方投了简历。调动的原因第一是奇美所有权变动后的人事矛盾,但更重要的是对未来的预期。他和以前的台湾同事都一直说,TFT是没有出口的高速公路,所以大者一定恒大。介绍他到京东方的那个朋友向他介绍了大陆企业的发展,让他相信到大陆企业会有更好的发展。他本来也是把简历投到CTO组织,但京东方认为B6更需要他这样的人,就派他到鄂尔多斯。这位台湾籍工程师在介绍生产线时说,对于B6生产的LTPS TFT,目前全世界各个厂都没有人敢说自己的制程是最完美的,大家都处于改进过程中,并不是每个企业有钱买设备就做得出来,许多工艺的程序、要求和搭配都是通过经验摸索出来的。例如,在B6产线上有一站是镀层,本来是做完这一站就到下一站了,可是刚镀完后其实稳定性不好,启动的电压会漂移,所以必须在特定区域放一段时间。这个做法效果很好,但不知道是为什么,凭借的是做半导体的经验。其他公司不可能知道这些know-how(诀窍)——“就算你拿到其他公司的东西,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有这样多这样的站点。”他解释说,产线与CTO组织是合作的关系,CTO主导制程的advance的部分和新技术的开发,负责研究怎么搭配工艺链,怎么提高制程良率,怎么降低成本,然后再把技术导入到各分公司来做。B6有机台,可以和CTO互相搭配来做(CTO组织受到实验线机台的局限),两边可以沟通合作,没有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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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建线的技术问题,让陈曦挠头的还有早期阶段的工业环境问题。虽然在鄂尔多斯建线没有拆迁问题,但土地出了很大的问题。由于当地建设太快,有很多违规使用土地的情况,当地政府在土地管理上也出现一些混乱,致使京东方很长时间没有拿到土地证,而没有土地证就会影响京东方的融资。陈曦说土地证问题把他折腾惨了,搞了一年多才弄完。北京总部也急了,专门派人来这里帮他,还问是不是当地政府故意为难。实际上当地政府是支持的,但对发展工业没什么经验。陈曦说:“他们对于电子厂怎么建不知道,说白了,就是不知道怎么伺候你。”比如说,投产前要接污水管道,当地政府部门说你就直接排吧。京东方的领导说那不行,生产线一天要排12000吨污水,把对方吓了一跳;又说给建个污水池子,京东方的人说那干两天就满了怎么办呢?最后索性“勒令”他们在7月份必须把污水管接上。还有稳定供电的问题。内蒙古不缺电,但当地的电网和国家电网不并网。由于农业用电非常多,电压极其不稳定,京东方要求确保稳定。北京的电网如果电压波动0.1秒时间以上就要跳闸。生产线上搬运玻璃是靠电把玻璃吸在机器上,一旦跳闸玻璃就会掉下来摔碎,再清扫全部的机器设备需要两个多小时,而鄂尔多斯的人觉得跳闸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为了让当地政府部门知道电压稳定性有什么重要性,京东方的人“一遍遍拉着他们看,让他们慢慢明白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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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方面讲,当地政府在很长时间里也对京东方存在怀疑的心理,因为他们被“骗”了很多次——在以煤换来的众多工业项目中,真正踏实干成的只有几项,剩下的大多是以工业投资为幌子来获取探矿权的。有探矿权就能挖矿,在前几年煤价高达七八百元一吨的时候,煤老板每天睡一觉醒来就是几百万。虽然京东方多次表示作为一家负责任的上市公司绝不会骗人,但最后只能靠实干赢得信任。到2013年夏天,京东方的作风和B6的进展已经让当地政府的态度从怀疑变成了敬佩。经过自治区经信委组织的3次审计,京东方的投资进展被确认符合要求,于是内蒙古自治区开会批准向京东方兑现全部10亿吨的探矿权。此后,自治区党委书记来看了这个项目,区里还组织各盟市旗的领导100多人来参观,而且要进B6的洁净车间,让京东方的高管纠结了一番(为防止带入灰尘,洁净车间一般不欢迎外人参观,但领导们兴致勃勃要看高技术生产线,只能让京东方冒一次良率下降的风险)。不过政府一信任,支持起来也是实打实的——看到B6绿化区草坪的草长得不好,政府专门派了绿化队全部重新栽种整理。后来陈炎顺对这个项目很得意,虽然融资方式很特别(以前都是通过股市增发),效果却很好,而且项目还没建成就为集团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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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21日,京东方第5.5代AM-OLED生产线(B6)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点亮投产,并于2014年4月实现量产,投产的头两款产品都是5英寸的手机屏。我们在2013年8月访谈陈曦结束时问他:“这条线还有什么故事?”他的回答是:“故事还没开始。我认为真正出彩的地方还没有开始,现在受再多的苦,如果没有出东西来,都是瞎扯,所以我们继续加油去弄。”如果B6能够按照预期实现大批量生产LTPS的TFT以及由LTPS驱动的OLED显示屏,京东方就在技术追赶的路上迈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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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8.5代线(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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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21日,京东方宣布与重庆市人民政府签署了投资框架协议,双方确定在重庆市两江新区水土高新技术园投资建设“第8.5代新型半导体显示器件及系统项目”,投资总额328亿元。根据框架协议,该项目包括9万片/月玻璃基板投片量基于氧化物技术的新型半导体显示器件及3万片/月玻璃基板投片量的内置触摸屏生产线(102),以及建设液晶电视机生产线(设计产能为200万台/年),并设立重庆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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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京东方来说,重庆8.5代线是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项目,它的促成特别反映出中国政府的态度转变。2011年,三星要在中国投资建闪存芯片厂,把北京、西安、重庆作为备选厂址,并派了100多人的考察团到处看。重庆当时在三星的评估中得分最高(其次是西安,最后是北京),于是重庆市马上平出一块地,准备接受三星的闪存生产线项目。2012年3月,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腐败案事发,三星为避免政治风险就决定把项目地址改到西安。此后富士康与重庆市接触,表示愿意在重庆建8.5代TFT-LCD生产线。重庆方面对此很高兴,准备把原计划用于三星闪存项目的厂址拿出来,并将项目申请报送国家发改委。但在同年8月底的项目审查答辩会上,国家发改委的官员和专家委员会成员都建议重庆市与国内企业合作(纷纷表示“京东方也不错啊”“与其让富士康做,还不如让京东方做”),并建议重庆市与京东方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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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15日,王东升接到重庆市长黄奇帆的电话,邀请京东方派人到重庆会商。9月19日,京东方派出陈炎顺一行到重庆考察,与市政府、经信委、两江新区就设立产线的各种需求初步交换意见。重庆方面在会谈中发现富士康的要价其实是很高的:第一,富士康提出的8.5代线(90K产能)投资预算是300多亿元,同样要求重庆方面投资,而且是直接投资,没有退出机制(具有财政补贴的性质);第二,富士康的项目让地方政府的负担很大,它只提出需要工人的人数,然后由地方政府负责招工;它只管自己的厂区,连职工宿舍都是由政府来管,由政府承担这部分费用和管理;第三,富士康的地价收入和高管人员的收入都要免个人所得税。总之,从融资、土地、税收、投资总额和投资方式等各方面来说,富士康的要求都很苛刻。相比之下,京东方提出的8.5代线(90K产能)投资预算是245亿元,外加上30K产能的触摸屏生产线才达到328亿元的总投资额(103)。重庆方面立刻觉得京东方的要求比富士康低多了。因此,重庆市方面对会谈结果表示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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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中旬,王东升率陈炎顺、刘晓东等一行10人去重庆谈相关事宜,双方基本谈定。2012年12月21日,重庆市与京东方举行签约仪式。重庆8.5代线的厂址在北碚区的水土园区,是两江新区的一部分,上风上水,离嘉陵江也就两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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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18日,公司正式注册。同年7月17日,开工仪式。重庆市长黄奇帆亲自参加仪式并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透露:京东方项目投资300多亿,包括100多亿元的银行贷款,190多亿元的资本金。在190多亿元的资本金中,重庆国资委和两江新区通过金融企业股权出让和土地出让共筹集100亿,京东方通过股市面向重庆企业定向增发筹集90亿(104)。这个项目计划于2015年5月建成投产。关于这条线的建设情况,我们在第七章还会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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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从2009年开始的扩张伴随着媒体的质疑和社会争议(本书在下一章将集中讨论这些争议),原因是京东方的主营业务在2008—2011年期间是亏损的。在亏损的条件下持续对生产能力进行大规模投资,的确是一种挑战“常识”的行为,但它不仅与产业性质有关,而且恰恰反映出京东方的雄心壮志。实际上,对于工业投资来说,真正的风险不是外行所关注的投资规模,而是这种大规模投资能不能转化成为经受住市场竞争的生产能力(即赢利的前提条件)。京东方做到了。到2012年7月,京东方的B1、B2、B3和B4四条生产线全部实现满产满销,并在该年第三季度实现自2008年第三季度以来的第一次季度盈利。2012年,京东方实现净利润2.58亿元,终于迎来了新一轮的盈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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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的新一轮盈利是结构性的:第一,盈利是在生产规模以几何级数扩大的基础上实现的;第二,在销售规模迅速扩大的同时,销售的增长和价格不再是被动地依靠周期波动的市场,而是依靠不断的产品开发和技术进步去赢得需求。因此,京东方能够在2013年实现23.5亿元的净利润(比上一年增长800%)并非意外。从生产规模上讲,京东方已经在2012年结束时跻身全球前五。从技术上讲,京东方已经逼近前沿,用京东方高管自己的话说,“不再是只能看见领先者的背影,而是已经看到了对方的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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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是充满戏剧性。就在2009年京东方起飞之际,当年的明星企业北京·松下彩管公司关闭了。陈炎顺是北京·松下的最后一任董事长,负责处理关厂后事,而他当年到北京·松下要分红的财务处处长王大姐(见第五章第三节)是最后一任中方副总经理。当王大姐于2013年退休时,陈炎顺为她摆了一桌席,还送了她一幅字“人正、品真”,表示对她工作生涯的敬意。席间,陈炎顺提起往事说:“王大姐,你当年死看不上我们、看不上京东方,我们找你要点分红钱多艰难啊。你还记得我们在仙鼎饭店,你让我们喝一杯酒给20万吗?”王大姐的回答是:“哎呀,这个时代发展太快了”(105)。确实是太快了——在短短5年间,京东方发动了一场海啸般的扩张,从一个边缘企业一跃成为全球TFT-LCD工业中的主流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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