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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郑英花访谈，2015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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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京东方A重庆8.5代线点亮首片产品 创业内最快速度”，证券时报网，2015年3月13日，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t/20150313/160821716929.shtml？cre=sinapc＆mod=g＆loc=4＆r=u＆rfun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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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石涛访谈，2015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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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访谈时，石涛数次表示有些话就别记录了，包括这句话。但为了真实性，我们还是没有回避他的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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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王东升访谈，2014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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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其中吴功园的年龄超过50岁，而尹香顺是个“80后”，其余全部是“70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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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 第八章 回声：中国工业史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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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能指望去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时代）的经济现象，如果他没有对历史事实的足够掌握，没有足够的历史感或可以描述为历史经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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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熊彼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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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间和空间无关的普遍真理不可能指明经济事务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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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迪斯·潘罗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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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的故事结束之际，可能会有读者问：一个企业的故事有什么理论意义吗？——当然有，而且极其深刻。以企业为分析焦点的工业史能够揭示出重大的理论问题，在中国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而同时又面临新的转折的关头，讨论并回答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思考中国的未来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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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最近二三十年来的政策宣传、媒体报道和社会思潮等影响，一位“80后”或“90后”的年轻人可能会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发展始自19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在那之前是经济停滞和贫困；国有企业代表了保护、垄断和低效率，只有将其私有化才会使其有竞争力；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的技术进步主要是因为引进了外国资本和外国先进技术；资本市场比任何其他途径都能够更有效率地配置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等等(3)。但本书所讲述的工业史却表明，这些看法至少是过分简单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的经济建设是“改革开放”的基础和前提条件；传统国有企业可以在保持国有资产的条件下转变成为竞争性企业，甚至进一步成为创新型企业；中国技术进步的主力是敢于进行自主研发的企业，而依赖引进技术和依赖外资——至少从长期来说——实际上阻碍了中国的技术进步；中国在高技术工业发展上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是在政府、企业和市场之间复杂互动的过程中取得的，等等。对于历史事实与“想当然”之间的这些差异，是需要从理论上澄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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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最后一章，我们把视野从单个企业的历史及其相关的特定工业史上升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从理论上讨论由中国工业史所反映出来的若干重大问题：后进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创新型企业——特别是后进国家的创新型企业——的本质特征是什么？中国创新型企业是从何而来的？从落后状态走上创新道路需要什么样的动力？乃至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什么？从理论上回答这些问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力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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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 第一节 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创新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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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这两年流行着一个说法：只要有了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和不受约束的利润动机，创新就可以自然发生，而中国的经济结构就会自动升级。这个流行说法的理论根源是以新古典经济理论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或正统经济学），即标准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所教授的内容（以下简称教科书经济学），再经过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通俗化和中国财经媒体的传播而流行于市。但是，如果严格按照其内在逻辑，这个理论其实与经济发展和创新毫无关系，既不能解释经济发展的动力，也不能解释创新的社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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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基于文献分析从理论上证明：经济发展和创新的本质特征恰恰是打破被新古典经济理论奉为圭臬的均衡，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动力是政治性的和历史性的，而后进国家产生创新型企业需要进取性的精神力量。因此，上述流行说法只是一个“江湖传说”，它们无法解释中国创新型企业的产生原因，也无法解释中国经济结构升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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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命题：经济发展和创新的本质特征是打破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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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古典理论/教科书经济学中，经济体系运转的中心问题是一个经济体如何在给定的技术和个人偏好条件下配置资源。这个理论其实是一个理想的自由市场模型，它包括三个元素：（1）理性人的利益函数（如消费者效用函数）；（2）一组约束（如预算约束或成本约束）；（3）一组选择变量（按照目标最大化的原则选择行动）。在理想状态下，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价格机制可以传达需求的强度及其满足需求的各种生产手段的供给强度；私有制使生产者自发产生出在最高报酬点来使用生产资源的普遍倾向，于是经济个体的最大化行为能够导致整个经济体系的一般均衡，而均衡则标志着资源配置的最佳社会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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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理论框架下，企业（the firm）是按个别消费者的形象所设计出来的经济单位，根据最大化的行为规则来运行。企业面临着给定的并可以意识到的各种选择和约束：由生产函数所概括的是外在于个别企业而且可以被企业免费获得的技术；由成本函数所概括的是由生产要素价格组合所决定的经济约束，而这些价格又决定生产要素的供给和需求；市场约束则由企业之间的竞争所决定，这种竞争塑造了企业的定价和产量的决策。于是，在最大化行为的假设下，企业在给定的技术和各种约束下从一组可能的选择中选取自己的生产方案，并且毫无障碍地（既无信息限制又无不确定性）选取能使其利润最大化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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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理论就是主流经济学家力图让公众相信自由市场能够自动导致经济发展和创新的理由。但如果把窗户纸捅破了，那就会让经济学家大为尴尬——在这个理想的、美妙的自由市场模型中，既不可能出现经济发展，也不可能存在创新企业。按照新古典理论，企业活动的范围和生产率是由外在于企业的市场力量——外生的技术（生产函数）、成本结构和产品价格市场条件——所决定的，而企业只能在这些给定的条件下选择符合利润最大化要求的产量和投入量（Winter 2006/1968）。这种被拉让尼克称之为“最优企业”（Lazonick 2002）的企业实际上是一个被动的实体，它只能“被周围世界中的变化拖着走”（熊彼特 1990，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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