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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拉莫维茨在其经典文章中（Abramovitz 1986），认为对“落后国家可以利用先进国家的技术而获得更高增长率”的说法需要限制，为此他引入了“社会能力”（social capability）的变量。对他来说，一个国家只有当其在技术上落后但在社会上先进（socially advanced）的时候，其高速经济增长的潜力才可能是强的。于是他提出一个命题：如果它们的社会能力足以发展到能够有效利用技术领先国已经使用的技术，技术落后国才具有比更发达国家产生更快增长的潜力，而社会能力的内生扩大可以帮助它们克服在追赶过程中所受到的限制(9)。纳尔逊的表述有助于更清晰地理解这种“社会能力”的实质内容，他指出要解释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绩效，就必须去关注被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所忽略的三个因素：（1）技术的性质以及推动技术进步和掌握技术的过程——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关系到对不同发展绩效的理解。（2）有关企业能力的战略与组织结构——技术进步的速度和方向是企业所塑造的，而创新和掌握技术的有效性离不开企业的组织和战略，所以要理解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力量源泉就会很自然地去探讨这个国家企业的特点。（3）经济制度的演进——制度对于支持企业的技术和组织能力发展是重要的，而有些国家似乎比其他国家更有效地引导制度的演进。总之，这三个方面的因素通过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决定因素”——投资率、劳动力的构成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绩效（Nelson 1997；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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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世界经济发展史中，最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为什么少数国家能够从落后状态实现追赶，而其他落后国家却做不到。例如，日本在二战后的发展中，显示出全要素生产率快速提高、固定资产投资率较高和人力资本投资不断增长的组合，这些特点看上去是能够快速有效吸收先进技术的互补特征，但却引发了为什么有的经济体能做到而其他经济体却做不到的问题。类似的，东亚国家特别是韩国和台湾地区的高速发展包含了不断吸收对它们来说是全新技术的过程，但为什么这样的过程没有发生在别的经济体，甚至诸如阿根廷、菲律宾这些曾经在发展程度方面远在东亚之上的国家，却在后来的岁月中落伍甚至倒退。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70年里，从低收入起步最后接近或跻身高收入行列的国家和地区屈指可数：韩国、新加坡、以色列、中国的台湾和香港等——它们后来被西方学术界称为“新实现工业化的经济体（Newly Industrialized Economies，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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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历史看，经济发展是一个发展主体通过发展起能力而改变现有经济结构的过程。这个定义既可以说明为什么“发展”是一件“奢侈”的事，但也说明发展是可能的。在讨论为什么少数国家和地区能够发展起来的原因时，国际学术界逐渐形成一个广泛的共识，这样的经济体具有不受社会利益集团所左右的强政府，而且这种政府或国家通过直接介入经济活动，通过政府与企业界的合作来促进国民经济的变革和增长。根据这些政治上的特征，学者们将它们定义为“发展型国家（the developmental state）”(10)。发展型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有很多，如控制以银行为主的金融系统以动员社会资金投向工业化；规制国际贸易以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规制投资以支持重点部门和工业的建立和发展（Levi-Faur 1998）。与这些“干预”政策并肩的是对技术学习的支持：政府鼓励和保护本国企业在产品开发和技术发展等方面的努力，比依赖市场机制的发展中国家更愿意对教育和基础研究进行投资。因此，政府对知识基础的投资是“发展型国家”的实质（Lazonick 2010）。从这个角度看，发展型国家的中心作用是发动、支持和指导该国能力的发展。没有这样一个有意识、有目的的过程，这些后进国家的企业很难发展出能够参与世界市场竞争的技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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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发展型国家”又是怎么形成的？有的学者归因于这些国家在二战后获得独立的关键阶段，政治精英的团结及其与社会阶级的关系（Vu 2007；Waldner 1999）。也有的学者归因于“系统的脆弱性”，这些国家在地缘政治上面临极度的不安全和严重的资源约束，其政治领导人既需要保证防卫开支又必须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以维持合法性，于是在这些压力下走上了增强国家发展能力并与企业联盟以促进经济升级的道路（Doner et al 2005）。还有的学者认为发展型国家形成于过程，不是政治领导人先建起发展型国家然后单方面强加给企业界一个发展战略，而是政治领导人在特定历史性条件下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如出口导向型战略）获得企业界的支持，才为国家获得督导企业的能力提供了基础（Chibber 1999）。无论原因到底是什么，一个落后国家果断走上发展道路是来自政治决策，而不是经济决策，其动力来源是政治性的、历史性的，但不是来自市场机制的自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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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展语境中的创新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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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实现工业化的经济体”区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较多地出现了“创新型企业”。由于一般人的直觉是把创新型企业等同于在技术前沿进行新产品或新工艺开发的企业(11)，所以在“落后”或“后进”的关联环境中，对“创新型企业”需要重新定义。一般来说，落后或后进国家的技术进步是从远落后于知识前沿的状态下开始的。在这种条件下，许多后进国家是依靠引进跨国公司而获取技术的，而许多后进国家的企业（以下称为后进企业）在早期也是依靠引进技术（进口设备和产品设计等）进行生产的。以此为背景，后进国家的“创新型企业”指的是这样的企业，虽然它们的技术进步主要是一个获取和改进技术能力而非在知识前沿进行创新的过程，但其根本特征是坚持自主掌握技术——这是最终能够创新的充分必要条件。因此，它们不会是跨国公司的分支，不会是为跨国公司主导的跨国生产网络提供补充性职能的企业，也不会是依赖外国技术安于“比较优势”的企业（从本质上讲，这种企业就是新古典均衡框架下的最优企业）。仅从这一点来说，也可以凸显出“发展型国家”的一个突出特征——为在发展过程中保护本国企业的技术学习，以国家强权来限制外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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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远落后于知识前沿的状态下开始发展，后进国家的“创新型企业”往往需要经过引进技术和模仿的阶段。模仿的主要形式是通过对外国产品的“逆向工程”来设计出自己的产品。一旦积累起经验，它们就会对外国产品的技术进行适应性改造或创新，并加大自主研发的力度，其结果往往是能够提供比被模仿的产品更好的性能和更低的生产成本。由于发达国家的创新在主要内容上也是对现有产品的改进（Mowery and Rosenberg 1998），所以创造性模仿与创新之间的界限本来就是模糊的（Bell and Pavitt 1993）。因此，后进企业的创造性模仿是通向创新的桥梁——日本企业走过这样的路（Bolton 1993），韩国企业也走过这样的路（Kim 1997）。在后进国家的技术学习过程中，即使这样的企业还不能创造出世界上原来没有的产品和服务，但却能够不断提供本国原来无法生产的产品和服务（Kim and Nelson 2000）。把这样的企业定义为“创新型企业”，是因为它们是后进国家技术学习的主力，它们在技术阶梯上爬升的每一步都在打破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的“均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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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企业的关键作用尤其表现在后进国家的产业升级上。研究发展的学者把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区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产业结构变化，即从传统的农业和初级产品生产扩展到工业和服务业，提高专业化水平，发展新技能，减少大宗产品或对经济的冲击。这个阶段的主要挑战是动员稀缺的资本并配置于生产性资产。第二个阶段是产业结构的升级，即生产活动转移到较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上，以更高的效率利用生产性资源并使用当地的投入品。这个阶段的主要挑战是改进生产率或新产品创新（Doner 2009）。许多国家通过第一阶段的发展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能够进入第二阶段的后进国家寥寥无几，原因就在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第一阶段进行的是“没有技术的工业化”（technologyless industrialization）(13)——这是依赖跨国公司的必然结果，于是没有能力进入第二阶段。因此，创新型企业掌握着后进国家产业升级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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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样一类创新型企业，即那些在发展过程中进入本国原来没有的工业尤其是高技术工业的企业(14)。韩国、新加坡、以色列和台湾地区之所以被称为“新实现工业化的经济体”，就是因为它们都出现了能够生产高技术产品的企业群体，而且这些企业能够与发达国家的企业在市场上进行有效的竞争——这是它们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能够趋近发达国家的主要原因。因此，出现和成长起创新型企业，尤其是敢于进入高技术工业的企业，是新工业化国家区别于中等收入国家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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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特别需要讨论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后进国家的企业要进入本国原来没有的高技术工业？这个问题与“为什么一个落后国家要走上发展道路”的问题是相似的：市场机制并不必然导致后进企业能够或敢于进入本国原来没有的高技术工业，因为进入者面临的风险远远超过边际性利润动机所能解释的程度。由于高技术工业的性质，新进入者将面临几个来源的不确定性：（1）在技术能力上，后进企业在进入本国原来没有的高技术工业的起点上，并不拥有在这种工业进行竞争所必要的能力，而“市场”也不提供这些技能、知识和经验，进入后的企业能否发展出这种能力是高度不确定的。（2）在财务上，进入高技术工业需要高强度的投资，而且需要不断地投资才能持续地参与竞争，但是否以及什么时候能够得到财务回报是高度不确定的。（3）在市场上，后进企业在进入后将面临该工业领先者/竞争对手的反击和压制，能否经受住竞争的考验是高度不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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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如此巨大的风险，而利润前景又是高度不确定的，如果仅凭边际性的利润动机——市场机制所能提供的唯一动机，后进企业就没有经济合理的理由进入高技术工业。更一般性地讲，如果一个落后国家完全听任市场机制的作用，那么根据同样的逻辑，该国将没有企业会自主选择进入该国原来没有的、技术更复杂的工业。在新古典均衡框架的语境中，我们可以把由在位企业所组成的这样一个高技术工业在某一时刻的状态定义为“均衡”状态，那么，上述三个不确定性就构成后进企业在进入这个工业时所面临的特殊约束条件。根据定义，如果后进企业能够克服这些不确定性或约束条件而成功进入，就必然意味着打破该工业原来的“均衡”。但从理论上讲，均衡框架下的“最优”选择不可能是打破“均衡”的行动——如果必须严格按照“利润最大化”的原则来采取行动，企业决策者就不会选择进入这样的工业。因此，打破“均衡”必然要求后进企业以不同于均衡框架所规定的动机而采取不同于该框架所规定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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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研究发展的学者强调政府的作用，即发展型国家所创造的激励条件会促进这种企业的出现和发展。但问题依然存在：政府的支持与这种企业的出现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最多只能是概率事件。对于上述三个不确定性来说，政府可以通过补贴降低财务风险，也可以通过保护政策降低市场风险，但政府的任何作用都不能帮助克服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性：企业进入的结果——成功或失败——最终取决于企业是否能够发展出足够的能力，使自己能够在竞争中成长起来。这个过程无法依靠任何外力的帮助，只能凭借企业自己的努力。因此，无论国家在环境层次上提供什么样的诱因和支持条件，进入新工业需要企业层次上的决策和行动，而只有存在市场动机和政府支持之外的激励因素，后进企业才会冒更大的风险去进入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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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走上发展道路的国家，往往会在全社会范围内弥漫起一种与发展有关的“精神气质”。我们这里用不着去分析形成这种“精神气质”的复杂原因，也不去讨论它与关于发展的政治决定之间的互动，但它总是植根于一个国家的历史以及该国在国际政治中的特定命运，并在该国走上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显现出来。重要的是，这种“精神气质”及其与政治过程的互动会塑造出“发展的意识形态”——体现在例如“富国强兵”“产业报国”之类的说法上，能够明显地影响到政府、社会群体和企业的行为。就后进企业进入高技术工业的动力来说，当利润动机和政府支持都不足以为进入的决策提供合理性时，发展的“精神气质”及其意识形态就成为影响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们为长期的经济合理性提供价值观，使冒险的决策和行动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赋予企业家以使命感，并为相应的组织行动提供激励。格申克龙就在前引的那篇文章中指出，落后国家走上工业化道路时需要与先进国家不同的意识形态，如他所说（Gerschenkron 1962，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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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打破一个落后国家的停滞，点燃人们的想象力，并把他们的精力投入经济发展，需要比更好地配置资源甚或降低面包价格更强的猛药。在这种条件下，甚至商人阶级，甚至典型的大胆和创新的企业家，也需要比高利润前景更加强大的激励。扫清因循守旧和偏见的大山所需要的是信念——用圣西门的话说，就是黄金时代不是在身后，而是在人类前方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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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发展的“精神气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精神力量可以影响发展的结果。Dani Rodrik（2014）在强调理念（ideas）对于决策的作用时指出，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模型一般把利益看作是决定结果的唯一因素，但这个逻辑是有缺陷的，无法解释在真实世界发生的许多事件。他分析道，行动者基于某种社会价值观的理念会影响这种模型的三个元素，即目标函数、约束条件和行动选择：（1）理念可以影响行动者对于自己利益的定义（最大化什么？）；（2）世界观塑造他们对于社会行动后果的看法（世界如何运行？）；（3）理念影响他们的战略选择（如何追求利益？）。与前述均衡框架相悖于创新的论点相一致，Rodrik同样指出，只有承认被均衡框架规定为最优或最大化的行为可以由理念来塑造，能够改变政治约束条件的政策创新才会发生作用，就像能够改变资源约束条件的技术创新可以发生一样（p．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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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这个分析思路把目光集中于企业的行为，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企业家的利益动机、他们对如何实现经济利益的看法以及对战略行动的选择，也是由他们的价值观所塑造、诠释和驱使的，哪怕企业行动的后果最终必须符合由市场竞争所贯彻的经济理性。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决策者面临的不确定性越大，他们的理念对于决策的作用就越大，因为在这种条件下的利益及其实现方式就越是取决于理念的诠释（因为不可能对投入产出做出精确计算）。由于战略包括企业对能力发展路径或轨道的选择（Teece，Pisano and Shuen 1997，p．524），而且由于企业的“抱负水平”（aspiration level）决定组织学习的强度（Winter，2000）(15)，所以决策者在不同理念下对战略重心的不同选择（如看重长期的能力发展还是眼前的利润）会影响到企业能力的发展，从而决定企业的长期竞争绩效。不仅如此，理念或价值观对于有赖于集体性学习的企业能力发展尤为重要，因为它们可以直接影响组织性动机的形成，而组织性动机对于组织效率的影响远比个人经济动机的影响更重要（Simon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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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直白地表达上述分析的逻辑，如果企业的决策者出于某种价值观而重新定义企业的利益，并以这种动机采取超越均衡框架所规定的最优或最大化准则的战略行动，激励组织行为，就可能改变在给定技术和市场条件下的约束，从而获得打破均衡但符合经济理性的结果。用本书的故事为例，京东方以其领导人的信念所驱使的战略行动，以其员工的使命感所激励的高强度技术学习，和以必胜为目标的高强度投资，使企业发展出足够的资源/能力，最后改变了她作为一个后—后进者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因此，从这样一个理念 → 战略 → 能力发展 → 经济绩效的因果链条来看，市场机制不会消除理念的作用；相反，精神力量可以塑造市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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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讨韩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时，一组韩国学者将其最终源泉归于“韩国的发展精神”（Rhyu et al．2012）。这种精神植根于对贫困和遭受殖民统治屈辱的历史记忆，它把民族主义与发展的精神气质联结起来，使改变国家命运成为企业的价值观。当1968年韩国为打下重化工业基础决定建设浦项钢铁厂时，没有人相信这个项目能够建成。但国家和企业领导人的决心使这个项目不仅成功建成，而且使其成为被世界银行后来称为的“世界上最有效率的钢厂”。干成项目的力量源自该项目负责人朴泰俊于1970年在建设工地对员工们所表达的信念：“我们要对国家项目抱有自豪感和责任感……如果以先辈的鲜血为代价的钢铁厂失败了(16)，其结局不会是我们中的一些人遭到谴责或辞职。我们将脸朝下跳到迎日湾中自杀”（同上，p．41）。现代集团的创始人郑周永同样总是把自己与国家联系在一起，在毫无技术基础的条件下进入造船工业和汽车工业。郑周永经常激励工人的话是：“我们背负着我们人民生死命运的重担”（同上，p．56）。遵循同一个逻辑，当三星集团在进入半导体工业后连遭亏损后，其领导人李秉哲面对质疑的回答是：“为了韩国产业的未来，我们必须做半导体”(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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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经济行为背后的精神气质往往使企业可以采取超越常规竞争战略的行动，而这些行动会影响能力发展的速度和方向。写于日本工业崛起到巅峰状态之际的1980年代末，两位西方顶级的战略学家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问道（Hamel and Pralahad 2005/1989）：为什么20年前相对弱小的日本企业能够迅速成长起来，打败原本强大得多的西方企业？他们发现一个在战略上的基本区别：西方企业是根据自己现有的资源/能力制定战略，而日本企业则是根据在全球竞争中获胜的要求来制定战略。通过这种方式，日本企业在组织的各个层次上创造出来一种赢得竞争的痴迷，虽然这种雄心超过了它们现有的资源/能力，却因此而支撑了10到20年对全球领先地位的追求。他们把这种对获胜的痴迷称作“战略意图”（Strategic I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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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位战略学家通过对日本企业成长路径的分析指出，由于战略意图抓住在全球竞争中取胜的本质要求，所以使企业的目标长期稳定，并根据长期目标定出值得各级员工付出个人努力和奉献的操作性目标。按照远大抱负来制定目标，当然会造成雄心与现有资源/能力之间的“不匹配”，但这种“绷紧”会激励管理者去挑战组织的各个方面，通过系统地建设新的优势来缩小与领先者的差距。因此，战略意图的本质是动员组织学习和创新。他们指出，对西方企业的根本教训是，不能仅凭挑战者最初的资源禀赋来预料它们未来的市场成功，评估已知竞争者的现有战术优势无法理解他们的决心、耐力和创造性。因此，西方企业的高层管理者所必须迎接的挑战，是发展出对企业可以完成困难目标的信念，激励整个组织去达到这些目标，并集中注意力足够长的时间以便在组织内部形成新的能力——只有这样，西方企业才能赢得全球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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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el和Pralahad之所以把他们发现的现象称为“战略意图”而不是“战略”，就是意识到存在比战略更高层次的因素在影响企业的行为。迈克尔·波特在日本经济陷入停滞后批评说，日本企业没有战略，因为它们互相模仿，但没有追求独特的战略地位（2002，第116页）。波特是对的，因为对战胜远比自己强大对手的“痴迷”不是战略，而是受到发展阶段的精神气质和意识形态所支配的行为。这种行为显然不能解决后进者追赶到前沿时所面临的问题，但没有这种由发展精神所激发出来的雄心，后进企业也无法发展出可以挑战领先者的能力。正是由于Hamel和Pralahad揭示出远大抱负与能力发展之间的联系，所以《哈佛商业评论》于2005年重新发表“战略意图”时，其编辑按语称：16年前的这篇文章“发出一个新的主要力量出现在管理学中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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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讨论的范围限定在落后或后进的语境中，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在政治上（决定了政策和制度演进的方向）坚定地走上发展的道路并在全社会形成发展的精神和意识形态，该国就不会出现创新型企业；如果不能出现成功的创新型企业，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就不会迈进超越中等收入的更高阶段。市场经济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允许产品的自由进入和退出，允许从交换中获利，允许自由地创建企业和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自主选择，所以落后国家都有加入世界市场的选择；市场经济以竞争绩效衡量结果，奖励高效、惩罚低效，迫使企业的行为符合经济理性，所以市场经济为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但历史同样证明的是，加入全球市场竞争所需要的能力却不是市场机制所能够产生的，市场经济也不会自动导致产业和经济结构的升级。无论是坚定地走上发展的道路，或发动工业化，或启动“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张培刚语），还是产生出创新型企业及其所推动的技术进步，其动力来源都必须依靠经济关系和市场机制之外的力量——政治的、历史的和精神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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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理论分析为本书的故事以及中国工业史的重大理论问题提供了一个思考的框架，它可以帮助理解中国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动力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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