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993444
1703993445
产权决定论的主要理由有二：激励和控制权，但后者比前者更深刻。相比之下，实际激励因素远比产权的解释更复杂，但控制权却涉及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心概念——“企业经营自主权”。产权决定论的贡献在于揭示出产权是企业“自主权”的制度保证，但它过于强调私人产权，而且否认在现代公司的法人体制下，资产所有权和管理控制权可以分离(23)，所以这种外科手术式的改革主张无法在“休克疗法”之外找到国有企业转变的途径。
1703993446
1703993447
从企业转变的动态过程来看，国有企业到1990年代初的真正问题是在国家停止投资的条件下，普遍缺乏重塑资源条件所需的投资来源（虽然也与内生转变动力尚未普遍形成有关）。无论从主管部门决策者的角度看，还是从企业的角度看，国家从1992年开始实行股份制改革的基本动力，就是为了解决国有企业在国家财政和银行贷款之外的投资来源问题(24)。这项改革的初衷当然不是为了“私有化”（陈锦华 2005，第236-237页），但后来那些在其管理者领导下能够逐渐重塑资源条件的国有企业，却因为利用了多元化的投资来源而逐渐改变了产权结构。历史证明，如果转变中的国有企业能够在增强竞争力的条件下形成新的产权基础，那么就只能依靠企业的内生变化动力和由管理者领导的转变过程，任何外科手术式的产权改革都必将摧毁中国的工业基础(25)。
1703993448
1703993449
从这个视角看，1990年代末的“国有企业三年脱困”仍然是起因于结构性问题。由于国家政策的问题和企业自身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交织在一起，这种结构性问题在那个阶段不得不以“惨烈”的破产重组和下岗方式予以化解，并在“三年脱困”过程中从制度上予以解决（如“债转股”）。在1990年末期“抓大放小”的重组过程中，中央部属企业大部分被编入企业集团(26)，而大批规模较小的地方国有企业以转制的方式实行了“民营化”。即使如此，结构性问题也不是资产的国有性质所决定的，只是因为国有资产曾经与政府直接管理企业的体制高度融合在一起，而且因国家投资的中断使其得不到更新，所以不得不以部分改变所有制的方式来解决被长期拖延的结构性问题。
1703993450
1703993451
就是在上述被无数书籍、文章和报告所描述和分析的过程背后，发生了迄今一直受到忽略的事件：国有企业在竞争压力下逐渐从内部产生转变的动力（没有产生这种动力的企业一般都解体了），表现在三个方面：（1）普遍形成了认同企业独立经济利益的管理层（往往伴随着管理者的代际更替，即从企业内部提拔起来的专业干部替代了过去的“国家干部”）；（2）企业把自己的前途更多地押在市场竞争上；（3）企业利用国家改革政策和制度变化所提供的机会，不断地重塑资源条件并改变组织机制，逐渐但最终明显地改变了企业的资产结构及其内部社会关系结构。这些在最困难阶段发生的“静悄悄”变化，使国有企业从总体上开始越来越多地具有竞争性企业的特征。
1703993452
1703993453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和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国有企业似乎不再是主要的话题，但它们却出现了令许多人“意外”的效率改进过程，于是产生一个“困惑”：当国家在1980—1990年代对企业改革做出连续努力的过程中，国有企业逐渐陷入困境；而当国有企业在进入21世纪之后不再受到那么大的重视时，它们却出现“复兴”。充满讽刺意味的是，当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从2012年开始鼓噪国有企业改革时，连他们自己也暗示那不是因为国有企业的效率太差，而是因为它们变得太强大，以至于造成“国进民退”的“改革倒退”。尽管他们把国有企业竞争力明显增强的原因归结于不公平的市场竞争——垄断和政府的偏袒，但这些理由经不起推敲——如果只是因为垄断和偏好政策就能使国有企业壮大，那为什么当国有企业享受“垄断”和偏好政策的程度更高的1980—1990年代却没有壮大呢？
1703993454
1703993455
对这种绩效改善可以有很多解释。第一，中国加入WTO打开了出口的通道，使苦于产能过剩的国有企业得到产能释放（虽然代价是国内许多高端或利润丰厚的产品市场被跨国公司占据）。第二，经历过1990年代末的重组后，国有企业的范围明显收缩了，而且恰恰是收缩到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大中型骨干企业，使其可以发挥在技术积累、规模经济等方面的优势。第三，民营经济的兴起实际上增加了国有企业在劳动用工和供应链方面的灵活性——令人不禁推测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实际上存在着共生的关系。但这些变化仍然属于外部条件的改善，所以解开“困惑”的钥匙还是在于理解国有企业转变的内生动力和管理领导力的职能——正是由于这些变量的独立作用，所以企业的演进有着不同于国家政策的变化轨迹。这种演进过程带来的更大“意外”，就是在向竞争性企业转变的国有企业群体中出现了创新型企业，而且它们也更深刻地改变了国有企业的产权基础。
1703993456
1703993457
创新型企业的发展及其历史意义
1703993458
1703993459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工业出现了创新型企业并引发了社会的关注(27)。如本章第一节所述，在后发展的语境中，创新型企业的本质特征是坚持以自主开发为标志的高强度技术学习，因而能够不断提供本国原来无法生产（即使还不是世界领先的）的产品和服务，也更可能进入本国原来没有的高技术工业，甚至在更高的发展阶段里创造出领先于世界的产品和服务。这种企业的出现对于当时强调技术引进的政策而言是一个“意外”。另一个“意外”是创新型企业与所有制性质之间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其中既有民营企业，也有名义上的国有企业（即按照传统口径仍然计入国有但其资产结构实际上已发生明显改变的企业），虽然它们在各自的群体中都是少数。这些事实促使我们把目光转向企业的组织特征，以讨论为什么从原来的国有企业群体中可以出现创新型企业。
1703993460
1703993461
从行为特征上看，创新型企业的突出特点是它们一定采取进取性战略，即它们对于市场变化和竞争挑战的反应是识别出新的机会并选择新的进攻方向，甘冒风险对技术突破进行投资，并对自己的资产和能力进行重组和升级(28)。如果这些战略行动获得成功，其结果必然是以新的产品或在新的工业领域明显改变市场竞争的格局。与之相对应的是适应性战略，其基本特征是不改变或很少改变企业原有的生产领域，在企业已经积累的资产和能力基础上进行边际性改善，但回避进行突破性的升级和重组，最多是向原有的生产过程追加投入，通过削减成本和降低生产要素的回报来适应竞争压力。因此，采取适应性战略的企业实际上落入“最优”企业的范畴，尽管这些特征不妨碍它们仍然属于“竞争性企业”。
1703993462
1703993463
因此，采取战略的性质是创新型企业与其他企业产生分野的关键。采取进取性战略一定驱使企业追求自主掌握技术，这是创新型企业区别于其他企业的关键特征之一。它们虽然有时不得不从学习或引进外国技术开始，但“引进”不过是实现战略目标的一个必经阶段，因为只有自主掌握技术才可能最终实现它们的抱负和目标。尤为重要的是，自主掌握技术的行动不会是“引进、消化、吸收”的自然结果，一定来自有意识的战略及其坚定性(29)。相比之下，采取适应性战略的企业倾向于利用现有生产要素的组合从经济变化（如中国经济规模扩大和新需求出现）带来的商业机会中盈利，但不会在技术上做出重大努力：国有企业往往在政策导向下形成对外国技术的依赖（只要这种依赖状态可以带来利润），并因为这种依赖而放弃自主进行技术突破的努力，在某些情况下会求助行政垄断来抵制市场竞争对它们眼前利润的威胁；民营企业往往满足于技术和产品的模仿，主要依靠压低成本和价格来竞争。陷入这种状态的原因很清楚，无论是自主掌握技术还是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创新，企业都必须经历一个充满风险的“跳跃”，只有进取性战略才能使企业敢于完成这个“跳跃”。
1703993464
1703993465
进取性战略和对自主掌握技术的追求决定了创新型企业在财务政策上的特征，即敢于进行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得到回报的投资，不会去迎合资本市场的要求，也不会通过非相关多元化进行资本投机，其逻辑是战略主导财务。相反，采取适应性战略的企业更注重眼前利润，哪怕留恋这种眼前的财务地位会逐渐瓦解企业的长期竞争力，其逻辑是财务主导战略。这些特征其实更可以解释为什么天生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民营企业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创新的。
1703993466
1703993467
从上述特征看，国有资产本身并不构成对创新行为的障碍。国有企业在向竞争性企业的转变中本来就必须经历重塑资源条件和组织条件的过程，如果采取进取性战略，企业在产品结构、工业领域、资产和能力等方面发生重大变化的过程本来就可以是重塑资源条件过程的继续，中间并不存在特定于国有企业的结构性障碍。因此，国有企业转变的逻辑——必须依靠企业内生的变化动力和管理领导力——就是经过改革的国有企业能够成长为创新型企业的原因所在。
1703993468
1703993469
但企业在什么情况下更可能采取进取性战略？从现象上看，走上高强度技术学习和创新的企业都产生了具有远大抱负的领导人，并在其领导下形成较高的企业抱负水平。虽然涉及个人品质，但产生这种领导人的因素并非完全是不确定的和偶然性的，至少存在概率性。就国有企业来说，具有伟大抱负的领导人一般是从企业内部产生的，而且是从在其能力得到证实之后能长期任职的人中产生。在改革实践中，企业领导人能够长期任职的情况是存在的，而且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企业的领导人会定期更换，但继任者仍然从同一个企业内部产生，并像遵循一种“组织文化”般地继续执行其前任的方向和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主管机关经常会不得不尊重事实上的企业领导人“再生产”机制，虽然没有制度性的保障。
1703993470
1703993471
那么，什么是激励这些企业领导人追求伟大抱负的因素？主流经济学理论把对管理者个人的经济激励看作是决定企业行为的主要因素，从这个逻辑上很容易得出国有企业不可能创新的结论。但实际上，由于企业的创新过程是累积性的和集体性的（Lazonick 2005）(30)，所以对于企业创新行为更重要的决定因素是组织动机（Simon 1991）。无论是重塑企业的资源条件和组织条件，还是激励组织成员去扩展新的工业版图，能够带领企业经历结构性改革痛苦和蜕变风险的领导人都必须具有与企业生死与共的精神和对于自己企业的足够经验。具有远大抱负的领导人之所以更可能从企业内部产生，恰恰是因为这样的领导人更可能发展出对组织的承诺。当个人的成功取决于组织的成功时，对管理者个人的激励就会产生。基于同样的道理，如果仔细观察中国的民营创新企业，就会发现它们在从参与决策到分享成果方面普遍具有更强的集体性，而那些追逐所有者利益最大化的老板企业其实更缺乏创新动力。对于那些所有者与管理者分离的企业来说，即使从逻辑上也可以看出，与委托代理（即“股东价值最大化”）理论的预期相反，一个以完成外部控制者/资产所有者——无论是私人投资者还是国资委——的激励指标为己任的企业领导人，一定会更倾向于采取适应性战略或“最优”选择。
1703993472
1703993473
于是我们可以推论出，国有企业在转变中的实际治理条件是产生创新型企业的一个重要条件。从现象上看，企业领导人的产生越是遵循企业内部“能人选能人”的再生产机制，而且其能力得到证明的领导人的任职越稳定，企业就越可能产生进取性的管理层；相反，企业领导人的选择和任职受企业外部力量的干预越多（这种干预甚至可以是正式制度规定的，如国有企业领导人的任期制），企业就越可能采取适应性战略。此外，企业在产品领域、融资渠道、用人等方面的自由选择度越大，则越有利于企业走上创新的道路。需要指出的是，在现行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框架下，这些实际治理条件并不是由正式制度提供的，往往是因为企业曾经遇到过巨大困难而获得政府“放手”的。
1703993474
1703993475
实际治理条件可以解释为什么具有远大抱负的企业领导人或管理层能够发挥作用，以及为什么存在着对实现远大抱负的激励因素，但没有解释为什么企业领导人或管理层会产生伟大的抱负。在这方面，虽然个人品质肯定起作用，但正如本书在追溯京东方战略行动的历史轨迹时所发现的，个人品质不仅只有在组织的语境中才能发挥作用，而且这种品质本身也会受到组织和社会因素的塑造。因此，除了治理条件，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要成为创新型企业还需要“意识形态”的条件，即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可以影响企业战略和政府政策的社会价值观。这个问题是本章第三节讨论的主题。
1703993476
1703993477
创新型企业发展的实际治理条件反映出进一步改革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必要性，因为当国有出身的企业进一步成长为创新型企业时，它们与国有资产的社会关系也就发生了实质性变化：
1703993478
1703993479
第一，企业组织能力与国有资产管理职权之间发生了分离。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通过一套从政府部门到企业管理层的计划和行政体系，在国家所有制的基础上直接操作企业的运营。在这种条件下，国有资产的管理与企业的组织能力之间是高度统一的。但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国有企业的命运发生了巨大分化。来自国家预算的投资到1990年代初就已基本停止，原来管理企业的部门行政机构被撤销，而企业则被要求自负盈亏。在这些条件下，一些转变成为竞争性的企业以“内生”的力量重塑了资源条件、组织机制并改变了业务构成，其结果是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出明显超过原来国家投资所决定的组织能力。更进一步地讲，当其中一些企业发动了重大技术/产品创新或进入新的工业领域时，随之发展出来的组织能力已经与原来国家投资所决定的资源条件基本脱离了关系，也与国有资产管理者的职能活动脱离了关系。
1703993480
1703993481
第二，国有资产乃至企业全部资产的赢利性越来越取决于企业的组织能力。工业资产不是土财主家里的不动产，其赢利性（“保值增值”）取决于使用这些资产的企业在技术和市场不断变化中的竞争绩效，取决于企业对生产性资产的有效使用，取决于企业的组织能力。当现存国有资产已经不能决定企业组织能力的发展时，这些资产的赢利性却越来越取决于企业通过自己的战略、结构和过程发展出来的组织能力。从传统国有企业转变为竞争性企业，再进一步成长为创新型企业，企业的资产结构必然发生明显变化——来自资本市场和其他投资的资产比例上升，而这些来自“市场化”渠道的投资则更加证明组织能力决定资产赢利性的逻辑：只有看到组织能力所决定的企业赢利前景时，投资者才会投资。这种变化也使国有资产管理者的实际职能更趋近于股权投资者，而不是企业资产的管理者。
1703993482
1703993483
第三，企业的战略和能力决定利用社会性生产要素的范围和效率。在一个现代经济体中，存在着企业资产所有者没有直接支付成本的社会性生产要素。例如，企业使用的技术有一部分是由国家资助开发的（更何况工业技术的基础知识）；劳动者所受的教育也是由社会承担成本的，而且中国劳动者受到的教育程度越高，由公共资源承担的成本就越大。如果通过投资形成的物质资本能够形成生产力，就必须与这些生产要素结合，而这种结合只有通过具有持续性的企业组织（如公司）才能实现。当一个企业成熟起来，其融资资本的主要来源就不再是投资人，而是内部积累、资本市场融资和贷款(31)；还会产生组织性的资产——最典型的就是专利、商业秘密、品牌等无形资产。在整个经济体制市场化的条件下，企业的组织能力越强，越可以在更大范围和更大程度上利用社会性的生产要素，越是会使自己的资产来源多元化，也越会形成更多的组织性资产。因此，从传统国有企业向竞争性/创新型企业转变的过程，也是企业社会化程度提高的过程。
1703993484
1703993485
面对这些变化，我们猛然发现，对于那些出身国有企业的竞争性/创新型企业来说，“国有企业”其实已经成为一个过时的概念，既不反映它们的现状，更不反映它们未来的特征。这样的企业实际上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有企业，而是在存在其他资产所有者的条件下，成为“拥有国有资产”的企业。但是，由于资产来源的多元化，而且也是由于企业组织的社会性，所以没有任何资产的所有者可以声称拥有整个企业。因此，产权多元化的意义在于保证管理层对于企业的合法控制权，从而解决“自主权”长期得不到落实的问题。如果非要以一个概念来称呼这样的企业，那么它们更应该被称为社会化的企业。
1703993486
1703993487
企业的变化凸显出现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问题。从2003年开始实行的国资委体制(32)，对规范当时的国有企业改革并稳定其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也逐渐暴露出对企业行政干预过多和保护垄断的缺陷(33)。在国有企业演进的语境中，这种缺陷的根源在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以出资人身份对企业管理行使的行政权力超出了“国有产权”赋予的权限，负责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职能实际上变成直接管理企业内部资产的行政权力（在实践中表现为对企业用人权、投资权、激励权的审批）。事实上，这种体制是阻碍国有企业创新的重要原因，因为它以财务指标实施的业绩考核会迫使企业采取适应性战略，重视“榨取”现有资产的效率而不敢实施进取性的投资战略，最终阻碍企业组织能力的发展。
1703993488
1703993489
实践已经证明，对国有资产实行外科手术式的私有化会造成严重恶果，不仅是财富分配不均，而且会摧毁中国工业的基础；而国资委化的后果就是永远摆脱不了政企不分。面对这些问题，在国有企业转变过程中脱颖而出的创新型企业为改革指出了方向，即在保留国有资产的同时，让企业逐渐成为独立于任何资产所有人的竞争主体，服从国家的法律和政策，但没有可以处处干预企业行动的行政上级。因此，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也应该向适应社会化企业的方向演进：当名义上的国有企业正在或已经形成社会化产权基础的条件下，企业的资产所有者只应该从股东的权利角度介入企业管理者的选择和任免过程，而且要遵循制度化的方式，并尊重产生企业领导人的企业内部“再生产”机制。在企业的运营上，管理层受到党的领导(34)、国家法律和政策以及市场竞争等力量的约束，但以合法的独立形式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职能转向战略性资产管理，即从国家对于经济发展的考虑进行投资和资产配置，对赢利增长和需要技术突破的部门和企业进行投资，缩减甚至撤出对衰落部门和企业的投资(35)。通过股权融资的形式，国有资产甚至可以进入民营企业，以帮助发动重大技术创新的民营企业渡过瓶颈期。从这个角度看，有理由相信出身不同所有制的创新型企业——国有的和民营的——最终会走向趋同，共同变成社会的企业。
1703993490
1703993491
于是，我们以历史的视角揭示出中国国有企业的生命历程。国有企业作为一种正式的体制，形成于中国从1950年代开始的工业化；在从中央计划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过程中，一部分国有企业经历了向竞争性企业的转变；从这个转变中产生的动力催生了少数创新型企业，它们的发展揭示出国有企业走向社会化的前景——它们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有企业，但它们也不是私人企业，而是成为社会的企业(36)。但这个生命周期不是中国工业化基础的终点，在英雄年代奠定的知识和经验基础会因为这样的组织转变而得到继承、更新和发展壮大。因此，从国有出身并继续含有国有资产的社会化企业，仍将是中国工业发展的核心力量。
1703993492
1703993493
[
上一页 ]
[ :1.70399344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