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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已经证明，对国有资产实行外科手术式的私有化会造成严重恶果，不仅是财富分配不均，而且会摧毁中国工业的基础；而国资委化的后果就是永远摆脱不了政企不分。面对这些问题，在国有企业转变过程中脱颖而出的创新型企业为改革指出了方向，即在保留国有资产的同时，让企业逐渐成为独立于任何资产所有人的竞争主体，服从国家的法律和政策，但没有可以处处干预企业行动的行政上级。因此，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也应该向适应社会化企业的方向演进：当名义上的国有企业正在或已经形成社会化产权基础的条件下，企业的资产所有者只应该从股东的权利角度介入企业管理者的选择和任免过程，而且要遵循制度化的方式，并尊重产生企业领导人的企业内部“再生产”机制。在企业的运营上，管理层受到党的领导(34)、国家法律和政策以及市场竞争等力量的约束，但以合法的独立形式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职能转向战略性资产管理，即从国家对于经济发展的考虑进行投资和资产配置，对赢利增长和需要技术突破的部门和企业进行投资，缩减甚至撤出对衰落部门和企业的投资(35)。通过股权融资的形式，国有资产甚至可以进入民营企业，以帮助发动重大技术创新的民营企业渡过瓶颈期。从这个角度看，有理由相信出身不同所有制的创新型企业——国有的和民营的——最终会走向趋同，共同变成社会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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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以历史的视角揭示出中国国有企业的生命历程。国有企业作为一种正式的体制，形成于中国从1950年代开始的工业化；在从中央计划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过程中，一部分国有企业经历了向竞争性企业的转变；从这个转变中产生的动力催生了少数创新型企业，它们的发展揭示出国有企业走向社会化的前景——它们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有企业，但它们也不是私人企业，而是成为社会的企业(36)。但这个生命周期不是中国工业化基础的终点，在英雄年代奠定的知识和经验基础会因为这样的组织转变而得到继承、更新和发展壮大。因此，从国有出身并继续含有国有资产的社会化企业，仍将是中国工业发展的核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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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 第三节 中国工业精神的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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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一个后进国家的企业不可能仅凭利润动机就敢于进入本国原来没有的高技术工业，而必须具有超越战略的信念。虽然企业领导人的个人品质和作用必须得到承认，但这种信念的来源是社会性质的——所以它不会在任何国家的任何阶段随机出现，而是往往勃发于某个国家的某个历史阶段。在追寻京东方的信念来源时，我们发现了这个企业的战略行动与中国现代化历史力量之间的联系——这就是中国工业精神，也就是驱使一些中国企业采取进取性战略的“意识形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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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中国工业精神”？从它在现实中的表现看，就是在技术和工业发展上对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的信奉。这种精神的特征只能以这样一个“古老”或“陈旧”的概念来刻画，既说明中国工业精神形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早期阶段，也说明在经过长期衰落之后，它的留存还是保持着原始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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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精神起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从革命中诞生的新国家要改变极度落后贫穷的经济状态；另一方面，她又要坚持走政治上独立自主的道路。为行文简单化，我们这里把前一个目标称为“富民”，而把后一个目标称为“强国”（请读者记住被简化的两个概念指的都是目标，而不是实际状态）。从表面字义上看，“强国”与“富民”之间应该是相辅相成的统一关系。但如果把中国的发展置于历史的脉络中，两者之间就可能存在矛盾，由此造成两者关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变化影响了中国工业精神的兴起、衰落和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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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开国一代的国家领导人来说，政治上的独立自主是发展经济的前提，而不是相反。这种思维并不主要是由意识形态所决定的，而主要是由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新中国成立时的国际形势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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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如果说开放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那么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间，在全世界的主要经济体中，大概没有比中国更开放的了。抗日战争前夕，外资控制着大约42％的中国工业资产。当时外资企业生产了中国60％以上的煤炭、86％的铁矿石、80％的生铁、88％的钢以及76％的发电量；即使是在中国民族资本最强大的工业——棉纺织工业中，外国企业也拥有54％的纱锭和44％的织布机；外资还控制着中国造船工业和各种轻工业（包括木材加工、皮革、卷烟和饮料）一半以上的产量、73％的船舶吨位以及公用事业的大部分；中国的银行业、保险、外贸则更是由外资主导着（Riskin 1987，pp.19-20）。但是，那个时候的中国不仅依然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而且很快就遭到日本的全面野蛮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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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市场体系是由以美国霸权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如一位美国的国际关系学家指出，自从1940年代末的冷战开始以来，美国为了自身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创造、保持、捍卫和扩大了一个世界自由经济的秩序；同时美国又利用它在国际秩序中的特权地位来服务于自己特定的目的——美国在横跨“两极”和“单极”的时代，一直同时是一个体系的制造者和特权的获得者（Mastanduno 2009，pp.121-122）。这个体系具有的政治性质本来就排斥打破其秩序的任何社会革命，所以对新中国采取封锁政策。很显然，如果中国要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融入世界市场，就不能坚持政治上的独立自主。于是，中国“倒向”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更友好的苏联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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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强国”优先在开国一代领导人的头脑中没有任何逻辑上的困难，由此所决定的经济发展战略首先体现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人民生活水平极低的阶段却奠定了一个大国的基础结构，它在工业发展方面的表现就是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由于发展重工业和上游工业需要更高的投资强度，所以在投资分配上必然表现出重工业优先的特征。这样的工业化当然违反教科书经济学上讲的“比较优势”原则，但如果把那个过程置于历史的脉络，不可理喻的人并非是当年的工业化决策者和建设者，而是今天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中国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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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要在政治上保持独立自主的中国来说，1960年代初的中苏分裂是比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持续封锁更大的挑战，因为它造成外部技术主要来源的全部中断。但是，坚持“独立自主”的中国没有低头，于是从1960年代初直到1970年代末，在技术进步和工业发展上走了一条以“自力更生”为主的道路。在存在霸权的世界体系下，一个发展中国家坚持政治上的独立自主是一种极高的抱负，但中国又处于经济贫困的状态。于是，远大目标与现实资源之间的巨大差距产生出要弥补这种差距的精神动力。虽然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表现形式，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就成为中国工业精神形成的标志(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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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进步和工业发展的意义上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和精神促使中国工业从早期阶段就开始了广泛的自主开发，也激励了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的献身精神和创造性。这种作用集中体现在已经成为象征意义的“两弹一星”上。作为工程项目，“两弹一星”开发成功的首要原因不是技术性的，而是政治性和战略性的，其逻辑同样反映出典型的“战略意图”。开发这些项目的决策不是依据当时中国具备的资源/能力（实际上中国当时并不具备足以开发“两弹一星”的资源/能力），而是保持国家独立自主和安全的必要。一旦做出这种决策，远大目标与现有资源/能力之间就立刻产生“绷紧”——但由于坚定的政治意志和献身精神，这种“绷紧”反而促使开发者进行更高强度的技术学习和各种各样的创新，而突破资源/能力瓶颈的要求本身就成为对所有参与者的激励因素，最后的结果是使中国获得了在通常条件下难以获得的成就。从更大的范围讲，即使在封闭条件下开发出来的产品和工艺不一定具有很高的技术水平，但自主开发所导致的高强度技术学习却奠定了中国工业的技术能力基础(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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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力更生”阶段最具标志性的自主开发成果当然是“两弹一星”，但其实大大小小的例子不胜枚举。以中国机械装备工业为例，继1960年代初制造成功万吨水压机之后，这个工业又于196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初，开发成功业内著名的“九大装备”，包括：（1）最大压力为3万吨的模锻水压机；（2）最大压力为12500吨的卧式挤压机；（3）轧辊宽2800毫米的热轧铝板轧机；（4）轧辊宽2800毫米的冷轧铝板轧机（以上四套设备生产的代表产品是制造大型飞机所用的模锻件、挤压件和铝合金板）；（5）外径2毫米—80毫米的冷轧合金钢管轧机；（6）外径80毫米—200毫米的冷轧合金钢管轧机；（7）轧辊宽2300毫米的冷轧合金钢板轧机；（8）轧辊宽700毫米的20辊冷轧带钢轧机（以上4套设备生产的代表产品是军工所需的不锈钢或多种合金钢的多种用途，由大到很小很薄的冷轧板、管、带材）；（9）压力为1000吨的油压机，用来压制导弹弹头等零件。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九大设备只是以主机命名的，而它们实际上是成套的设备系统，包括“主辅配”设备共810种1300台，总净重4.6万吨。“九套”虽然并非完美无瑕，但总体看是成功的。它适用可靠，价格低于原预算，而且当时世界上全部拥有这类整套设备的只有两三个国家。由于这些设备当时主要用于国防工业，所以因保密而长期鲜为国人所知。当中国在世纪之交更加开放后，看到“九大”中的几套设备的美、日、德等国专家无不对中国在1960年代就已经能够自行研制那样的设备并投入生产表示震撼和钦佩（见《沈鸿纪念册》，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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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前30年实现了政治独立并奠定了大国基础，但没有实现“富民”。这与过多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有关，与中央计划体制的僵化有关，与应对战争威胁有关，特别是因为中国在1960—1970年代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仍然专注国内的政治，没有更早地注重经济建设并发展与世界市场的联系。这些因素导致中国技术进步相对于世界先进水平的滞后，正如中国老一代经济学家薛暮桥在“改革开放”初期所言：“我国在五十年代新建设的工业，当时在技术上是比较先进的。近二十年，工业先进国家进行了几次技术革新，而我国则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因而也扩大了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距”（1979，第220页）。于是，在“强国”的前提下实现“富民”就成为“文革”结束时的社会主流愿望，体现在中国政府于1974年首提并在1976年之后重新确认的“四个现代化”上。在那个历史关头，重新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赢得了中国社会的巨大热情和支持，对“科学的春天”的向往成为促成政策改变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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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富民”重新得到强调时，实行对西方国家开放并融入世界市场的政策也就顺理成章。但不能忘记的是，中国能够在1970年代末实行开放政策的前提条件是“强国”的基础已经奠定。这个关系在逻辑上很清晰：由于美国是世界市场体系的“老大”（主导着对华封锁），所以中国能够向西方国家开放并融入世界市场的前提是中美和解；中美和解始于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其动机是为了结束使美国陷入泥潭的越南战争并联合中国应对来自苏联的威胁。因此，如果要解释中国为什么能够向西方开放，就必须理解为什么中国掌握着美国退出越南战争的钥匙并成为一个抗衡苏联的关键力量——那是坚持“强国”的结果。今天的许多人已经把中国可以开放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却忘记开放的条件是政治上的独立自主，而获得这种条件又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就是前辈做出牺牲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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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逻辑上讲，开放就可以带来更好的技术学习条件，所以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中国的技术能力不能在通过自力更生阶段建立起来的基础上继续壮大。但在“改革开放”开始后，“富民”逐渐压倒“强国”，形成了“富民”必须以牺牲“强国”为条件的政治思维。这个政治上的转向使中国的技术政策在1980年代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自力更生”被当作落后的东西而抛弃，完全依靠“引进”来实现技术进步被当成“改革开放”的必然。有三个例子可以生动地反映这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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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华社资深记者李安定在2013年写的一篇文章(39)，1984年8月11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北戴河召开会议，听取一汽的汇报，把中国汽车工业公司的领导人饶斌和李刚（两人都担任过一汽的领导人）叫去旁听。在那次会议上发生了一个意外：生产了25年的红旗轿车被勒令停产。李安定以记录饶斌口述回忆的形式描述了当时的场景：会上谈到了红旗轿车时，国务院领导当面对饶斌说：“红旗油耗大、速度慢、不可靠，就停了吧。”饶斌当场进行了争辩，说车子大、自身重，当然耗油就高些，但是并不比国外同类车多。饶斌接着说，“生产十台解放牌的成本才能造一台红旗轿车，红旗轿车送给中南海的领导坐，也是我们的一片爱国心吧。”“领导说，你别打肿脸充胖子了——这是他的原话——你给我停产就完了。”饶斌问，以后这个事怎么办？领导回答：“以后就进口吧。”于是，红旗就这么当面给枪毙了，后来上海牌也在组装桑塔纳的过程中被抛弃，中国轿车工业走上一条自己不开发而是组装外国产品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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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枪毙”的还有运10——中国开发出来的第一个起飞重量超过100吨的大型飞机。运10项目由毛泽东提议和周恩来批准，于1970年启动。经过10年的开发，运10于1980年9月26日在上海试飞成功。至1985年2月，运10累计试飞130架次，170飞行小时，七次从成都飞到西藏拉萨。但运10刚刚试飞成功，中国开始与美国麦道公司商谈合资组装麦道飞机的计划。1981年2月11日三机部以三飞（1981）179号文向中央财经小组上报《关于运十飞机进展情况和下一步安排的请示》，提出替代运10的方案是引进美制DC9-80飞机，但因民航总局不要DC9-80而未能立项。以后又由上飞从1985年开始执行与美国麦道公司合作组装25架麦道82飞机的项目。1984年6月，上海飞机研究所的219位科技人员“联合上书”，呼吁不要去组装麦道飞机，提议在运10的基础上发展一个新的干线机型。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来信上批示：“此事不再议”。1985年2月，因申请3000万元燃油费未获批，运10停飞，事实上下马（路风 2006，第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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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转向在“枪毙”红旗和运10之前就已经开始。根据张胜（2008，第422-427页）的披露，1981年10月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当时主管国防工业的副总理张爱萍与总理赵紫阳发生了一场“剑拔弩张”的争论。在会上，张爱萍提出不能因为引进法国核电站（功率90万千瓦）就抛弃秦山核电站（中国自己设计的第一个核电站，功率30万千瓦）。尽管张爱萍并没有反对引进，而且从战略上和核工业“军转民”上陈述了建设秦山的意义，但赵紫阳显然不以为然。最后赵紫阳不耐烦地说：“就这样决定了。说我卖国主义就卖国主义吧！”张爱萍说：“总理，如果你是这样理解的话，那我从此就再不说话了！”会议不欢而散。由于来自党内领导层的压力，秦山核电站最终被批准上马（1983年6月破土动工，1991年12月并网发电，是中国建成的第一个核电站）。不过，由于这个项目获批是以“30万千瓦的核电站就此一个，下不为例”为条件的，所以它并不构成“路线”，后来20年的中国核电发展还是走上以购买外国核电站为主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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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毙或抛弃这些项目的逻辑是什么？直接说出来的原因是它们在技术上落后，如红旗耗油、不可靠，运10超重，秦山核电站功率太小，等等。但是，在抛弃红旗后，中国汽车工业就走上只能组装外国产品的道路；抛弃运10后的20年时间里，中国再没有能力开发大型飞机；在购买了法国、加拿大和俄罗斯的核电站之后，中国为了技术上的“跨越”又在21世纪初年购买美国核电站。造成这些后果的原因在于被抛弃的不仅是产品，而且是开发这些产品的技术活动体系，即技术能力基础。这种抛弃并不是无意的，而是被认为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更有利于发展经济。从张胜（2008，第443-451页）的隐晦叙述中，当领导层在1984年年末决定改革国防工业体制时，有关的文件中曾经有一句话：“等将来有了钱，可以买上它一万架飞机”（这句话后来在重新印发文件时被删除；同上，第450页）。这种说法含有让军队和国防工业忍耐和等待的意思。不过，张爱萍对它的评价是：“我们这个大国能靠买武器过日子吗？既然在根本路线上都动摇了，我说何益呢？”（同上）很清楚，被动摇的“根本路线”就是包含自主技术研发在内的“自力更生”，这也是本书第二章讲述的中国国防工业被抛弃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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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30年之后再回顾这个政策转折，很难令人相信它是出于发展经济的客观要求或必然选择。一部世界发展史证明，自主的技术研发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此外，国防工业可以压缩和调整，但被抛弃则不是一个想要保持独立自主的大国所能承受的。中国后来的局部政策转变，如领导层在1990年代末提出“科教兴国”、对国防工业重新投入以及2005—2006年提出自主创新方针，也同样证明了这个道理。因此，如果自主技术研发、教育和国防工业被当作发展经济的包袱，那只能说是来自战略思维和意识形态的变化，不仅与对技术的看法有关，更与对“强国”的看法有关。否则，我们无法解开把发展市场经济与自主掌握技术对立起来的历史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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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在1980年代中期开始全面经济体制改革之后，中国并没有迎来一个“科学的春天”，反而经历了一个中国工业精神衰落的历史阶段。根据从1959年初就领导中国第一支核潜艇反应堆开发团队的孟戈非（2002，第389-392页）回忆，他在1982年3月11日的“大参考”上看到日本媒体的报道说，中国要求日本帮助审查秦山核电站的设计图纸。他深感屈辱地说：“须知1958年我国开发核动力研究时，国际上对二次大战中战败国的日本和西德，在核能利用方面还在进行管制呢。”尤其让他难以忍受的是，日方同意审查的条件是“限于和平利用，日本提供的情报不会转用军事”。备受刺激的孟戈非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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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反对向一切先进国家去请教、去学习，我也不是一个排外主义者或主张闭关锁国的人，说句诙谐的话，我也亲身证明地球是圆的。我认为：国际间的技术交流和必要的技术引进都是应该的，但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引进先进技术，而不应低人一等和仰人鼻息（同上，第3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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