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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增长让世界瞩目，但“富民”是否实现？进入21世纪后，当中国经济和贸易规模的增长在美国引发“中国威胁论”时，一位美国观察家Gilboy（2004）认为中国“无害”，因为：第一，中国的高技术和工业产品出口被外国企业而非中国企业所主导；第二，中国工业企业深度依赖从美国和其他先进的工业化国家进口的产品设计、关键元件和制造设备；第三，中国企业没有采取多少有效步骤去吸收进口技术并在当地扩散，使它们不可能迅速成为全球工业竞争者（p．38）。在分析了外资企业占中国工业品出口的比例远高于中国企业后，Gilboy指出：“中国的国有、集体和私营企业落后于外资企业的关键原因之一，是它们没有对日本、南韩和台湾企业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发展出的那种长期技术能力进行投资”（p．41）。另一位美国学者Steinfeld（2010）更加乐观，他说中国在选择加入全球化时也选择了“制度外包”，即将定义社会核心规则、塑造与管理社会内部相互作用的权利让渡给第三方国家。这意味着享受优惠政策的外国企业可以有选择地改革中国国内工业，而中国企业却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出为跨国公司提供补充性能力而失去了崛起为领先者的能力。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凭借投身全球化生产成为低成本商品的大规模供应商，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是“最佳配角”，为“主角”——美国等发达国家——创造大量机会去专注于知识、技术和商业的创新（pp．25-26）。在讨论美国是否因为中国的崛起而衰落时，Beckley（2011）指出，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实际上“并不那么中国，也并不那么高技术”——90％以上是由外资企业生产并由进口元件组成的，只不过是在中国组装的（p．68）。这几位美国作者的说法真实性另当别论，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观察：中国工业技术能力水平低是中国自己选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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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中国的经济规模和人均收入取得了明显增长的同时，越来越少的人相信中国能够以这种发展模式成为一个发达国家。换句话说，如果把“小康”当作标准，那么“富民”就将要实现或已经实现；但如果把“发达”当作标准，那么“富民”不但尚未实现，而且可能永远无法实现，如果不改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话。实际上，由“三段式”政策所体现的发展方式，只能使中国工业产生技术依赖、使中国的经济活动被锁定在低端，不但丢掉了“强国”，而且也不能实现“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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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角度讲，美国出现“中国威胁论”也并非空穴来风，如果人们能够理解美国的安全标准是它对其他任何国家具有绝对优势。在进入21世纪之后，人们发现中国工业在技术上其实并非“一片荒芜”，而是在一系列工业领域出现了技术突破。如果中国工业是被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加工组装业，那怎么会出现技术突破？难道出现了“灵异”事件？其实，如果把目光从上述几位美国学者关注的外向型经济部门移开，转向那些在“自力更生”阶段奠定基础的工业——核能、航天、航空、石油化工、发电和输变电设备、铁路装备、造船、卡车、机床、重型机械、大型计算机等工业，出现这些突破就不是不可理解的了。换句话说，只要稍微观察一下那些今天具有技术能力的中国企业，就会发现其技术源头几乎都可以追溯到“自力更生”阶段，而且在“改革开放”阶段坚持自主开发——那些技术突破就是由血脉里流淌着中国工业精神的企业创造的。如果低估在“自力更生”阶段奠定的基础，就一定会产生对中国技术进步和工业发展的误判(47)。以下举三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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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曾经在2004—2006年大规模引进高铁技术，所以一些人把“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说成是中国高铁技术取得迅速进步的原因。但对中国高速列车技术的分析表明，中国工业之所以能够在引进之后的短短几年内就开发出世界领先的高速列车（如时速可达380公里的CRH380A），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工业不仅本来就具有技术能力，而且还直接使用了自己本来就已经掌握的核心技术——这些技术不但不是引进的，甚至也不是对引进技术“再创新”而来的，而且在许多方面比引进的技术更先进。引进技术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使中国工业获得了成熟产品所包含的经验，但中国铁路装备工业之所以能够迅速把引进的技术结合于自己的创新，是因为其技术能力基础很强，而这个基础是中国铁路装备工业在长达50多年的自主产品开发过程中积累起来的——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2004年的大规模技术引进，这个工业从来没有中断过产品开发，包括自主开发高速列车(48)。换句话说，这个能力基础的形成过程是60年，不是30年，更不是10年。一旦最初的引进路线在国家方针发生变化的影响下转向自主创新，这个能力基础的能量就迅速迸发出来，在大规模建设高铁的条件下“意外”地把中国高铁技术推向世界领先的位置（路风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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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7日，中国首个自主开发的第三代核反应堆“华龙一号”示范工程在福建省福清市开工(49)。要明白为什么中国能够建设这样的核电站，就必须回到历史，把目光投向四川夹江县的一条山谷。中国开发核动力技术的努力始自1958年，当时在北京组建的一支团队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条件下开始研究设计核动力反应堆（孟戈非 2002）。1965年，中央决定在四川省夹江地区建造核潜艇陆上模式堆，于是以北京团队为核心，从全国调集几千工程技术人员在那个从未有过工业踪影的丘陵地带建立起“909基地”。1970年8月30日，中国第一个核潜艇陆上模式堆达到满功率，它在大西南的一个山谷里发出了中国的第一度核电；1971年9月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在开发出来第一代核潜艇动力堆之后，从909基地演变而来的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几乎20年没有再接到任务，几千人似乎被遗忘在那片山区，并在“军转民”最困难的时期人员大量流失。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这支披荆斩棘的队伍仍然于1980年建成了高通量工程试验堆（是设计反应堆的关键实验设备），使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第三个拥有这种堆型的国家。1980年代末，闲着没事干的核动力院自筹资金，开发出来在美国之外绝无仅有的脉冲堆（可用于模拟核爆试验）。就是从这里出去的工程师们，为中国设计开发了秦山一期、二期核电站的反应堆。当中国再次开发新一代核潜艇时，依靠的仍然是这支队伍。当中国在21世纪初年再度依靠引进来发展核电时，这支队伍又差点被抛弃。但从美国西屋公司购买的AP1000问题多多，工期一拖再拖，于是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再次被证明是中国核电发展的大梁（路风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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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电信业在改革开放之初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而当时的国际主流电信技术正在转向数字程控交换。在主管部门的“三段式”方针下，该工业经历了大规模进口国外程控交换机（所谓中国电信业的“七国八制”时代——从七个国家的八个企业进口了八种制式的程控交换机）、合资生产（以上海贝尔为代表）以及模仿开发等阶段。当这个工业仍然沿着“三段式”道路蹒跚时，解放军郑州通信工程学院的邬江兴团队却于1991年开发出中国第一个万门程控交换机——04机。邬江兴等人参与过1970年代中国军方主导的大型计算机研发项目，在他们参与的项目部分因裁军而下马后转向通信领域，并经过数年的努力以设计5亿次浮点计算机的思路开发出04机(50)。04机经过1992—1993年的实验局阶段，从1994年开始大量进入市场。这个突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直接导致“巨大中华”（巨龙、大唐、中兴、华为）的崛起(51)，致使电信设备成为中国工业中一个罕见的技术研发密集型工业。发人深省的是，04机不是“技术引进”的结果(52)，其开发团队的知识和能力起源于自力更生年代的研发项目，而这个项目也是中国超级计算机的技术源流（04机只不过是这个项目“溢出”的支流），其成果之一就是从2013到目前运算速度名列世界第一的天河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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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例子也表明，进入21世纪后，中国工业精神出现复苏，而它能够被保留下来的关键因素仍然是中国工业在“自力更生”阶段积累起来的能力基础。由于这种能力和精神的基础，当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企业可以更大地发挥首创精神时，一些企业——包括国有和民营——走上了违反“三段式”政策的自主创新道路，而且每每造成中国工业的技术突破。正是因为中国工业精神的存在和复苏，才促成了2005—2006年在国家层次上提出“自主创新”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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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精神形成于在极度落后并遭到封锁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技术的努力与奋斗，当这种实践被概括为精神符号和行为象征之后，它就被保持在民族的记忆中，变成一种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并因此而获得了更持久的生命。例如，被“枪毙”掉的运10和红旗仍然“阴魂不散”，虽然它作为产品或研发体系的物质形态已经消失，但它只剩下象征意义的身影却一直纠缠着今天的人们，甚至仍然在影响着历史的走向。运10下马后，围绕着中国要不要再造大飞机的争论从来没有消失过。每当政治气氛允许或出现什么契机，中国再上大飞机的建议就会被重新提出。这场持续了20多年的争论在2007年得到一个结果：国务院于这年2月正式宣布中国再上大飞机项目。最后压倒所有反对意见的力量来自一个历史事实：中国曾经造出来过运10。于是我们再次看到中国工业精神的力量：虽然运10作为一个项目因被抛弃而以失败告终，但40年前的壮举却永远改变了历史：因为有过运10，所以中国造大飞机的梦想一直不灭；因为有过运10，所以反对中国研制大飞机的人一直不能占上风；因为有过运10，所以国际航空工业界一直对中国“另眼相看”。于是，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运10，竟然继续在塑造中国的历史(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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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精神能够被顽强地继承下来反映了一个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的历史奠定了一个大国的基础结构，从而也塑造了中国人主流世界观的框架。从那个基础被奠定后，中国人从此不再认为自己的国家可以被任何强权所主导：一旦遭受强权的威胁，社会主流思维就会转向认同“强国”；一旦遭受经济上的压制，社会主流思维就会重新讨论“富民”的途径。正是由于这个基础框架的存在，中国社会对于“强国”和“富民”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主流认知在最近十几年里发生了明显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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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变动是向“强国”的回归。这场回归的起点是1990年代中期的“台海危机”、1999年美国飞机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和2001年中美飞机相撞事件。中国人发现，虽然美国承认中国只有一个，但在政治上和战略上，美国把台湾当作“自由民主”世界（即美国体系）的一部分，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虽然按照具有国际法效力的“开罗宣言”，钓鱼岛属于中国，但美国从遏制中国的亚太战略再平衡角度，宣称这个岛的控制权属于日本。这种关系的性质使中国人终于认识到，台湾岛和钓鱼岛是否属于中国最终是由实力对比决定的，所以中国领导层会向被抛弃了十几年之久的国防工业重新投入，而中国社会的主流认知会重新认同“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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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变动是对“富民”途径的认知。在1990年代，中国社会对于经济发展方向的主流认知是融入世界市场和“与国际接轨”。但当中国加入WTO之后连遭知识产权压制时，中国舆论对于必须掌握“核心技术”的议论甚嚣尘上，成为促成中央提出“自主创新”方针的社会条件。人们认识到，由美国霸权所维护的国际贸易体系天生具有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活动压向低端的性质，所以西方国家可以对中国禁运高技术产品，但中国不能不向西方出口稀土和焦炭(54)。在讨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时，中国人不再认为中国可以依靠外资加工组装厂而致富，“以市场换技术”的说法变成政策失误的负面典型，而中国的发展必须依靠中国工业的创新和技术进步成为普遍的社会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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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社会的认知朝着上述方向变化时，对“强国”和“富民”之间关系的认知也朝着两者本应相辅相成的方向变化。也就是说，在经历了“强国”优先和“富民”优先两个历史阶段后，中国第一次出现把“强国富民”看作是统一体的社会认知。虽然在政治层次上是否能够形成与之相符的方针仍然是不确定的，但这种社会认知的形成及其背后政治经济因素的变化就是中国工业精神复苏的历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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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精神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要实现“强国富民”就必须依靠中国工业的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本章第一节所提到的那些“发展型国家”或“新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是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挤入与大多数较穷国家相对的富国俱乐部。但是，中国仅仅从其人口规模来说也不可能复制它们的模式。如果中国的人均GDP达到韩国的水平，那么中国的GDP总量就会是美国的两倍多(55)。当今天中国的GDP总量只相当于美国的一半时，美国已经“暴跳如雷”，它在自己主导的体系内能容忍中国的经济规模是它的两倍吗？因此，中国是一个天生的大国命，她只有两个选择：（1）如果服从美国体系，那么中国就必须在政治上接受台湾和钓鱼岛不属于中国的条件，在经济上接受充当廉价打工者的地位，于是中国就不可能实现“强国”和“富民”之中的任何一个，遑论同时实现两者。（2）如果服从自己的大国宿命，那么中国就必须在技术和工业上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能够与发达国家鼎足相立，并以自己的发展带动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这样做并非意味着中国要游离于世界市场体系之外，也不意味着中国要与美国发生恶性冲突，但它的确意味着中国必须凭借自己的技术和工业能力在开放条件下保持政治独立、经济自立和国家安全。由于中国的技术和工业能力尚未达到这种必要的水平，所以鼓舞中国企业敢于在技术上突破的中国工业精神就仍然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不信？那你就问问自己，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团结一心奔小康”这两句口号之间，哪一个更能激起一个人、一个组织或一个国家的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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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精神是一种理念，包含着行动者诠释自己利益的价值观、从历史经验凝练出来的信念以及与外部世界互动的行为准则，其作用是在充满不确定性和利益冲突的世界中为行动者提供行动指南。今天，中国已经处于与“自力更生”年代完全不同的环境，在那个年代之后出生的年轻人也逐渐成为技术和工业发展的主力。因此，中国工业精神的内容将会发生变化，其表现形式也会更新。但是，作为这种精神的内核——自立自强——将会保持下去，并鼓舞中国人敢于走自己的路，不仅在技术上、在工业发展上，而且在制度上。只有想富强的人才会富强，只有想胜利的人才会胜利——这就是中国工业精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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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自（熊彼特1991，第31页），译文按照英文版重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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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转引自（Lazonick 2002，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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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些看法不是臆想的，而是作者询问了几位年轻学生之后确认的。例如，据一位1993年出生的学生解释，在她从高中到大学关于中国的历史和政治教科书上，关于“改革开放”之前的内容集中在政治事件上，对于经济发展的描述侧重于列举个别成就（“一五计划”和“两弹一星”等），同时又强调国民经济受到“大跃进”和“文革”等事件的严重破坏；而关于“改革开放”之后的内容集中在经济发展上，如民营经济兴起、国企改革和加入WTO等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伟大成就。于是（这些课程的考试是有标准答案的），他们的头脑中就自然而然形成这样的印象：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从“改革开放”才开始的，而在那之前的历史就是政治动荡和贫困。另一位1989年出生的女生说，她在读本书草稿时的最大感受是“被打脸”，而她对本书的最大期待是继续“求打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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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经济发展过程从根本上是关于经济主体逐渐改变技术和市场的条件”（Lazonick 2002，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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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为了理解价格竞争和熊彼特式竞争之间的区别，读者可以回顾一下本书记录的工业史。在19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年，价格竞争就是在CRT显像管电视工业中依靠扩大规模和降低成本进行的竞争，而熊彼特式的竞争就是新兴平板电视对显像管电视机工业的竞争。很明显，对于那个时期的中国电视工业企业来说，新兴平板电视的竞争相对于在原有显像管电视市场的价格竞争，其冲击力“就像大炮狂轰与徒手推门之间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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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这里讲的“战略性决策”近似于企业管理领域所讲的战略。与教科书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相比，这种决策面临的环境不是确定的技术（生产函数）和市场（价格）条件，而是技术和市场不断变化、竞争对手的反应无法完全预料的不确定条件，所以决策具有预见性和判断性（也包含了发生错误的可能）。同时，战略性决策不是提出目标，而是确定方向并采取相应的连贯性行动，包括发展相应的组织、资产和能力并伴随着冒险的投资（Teece 2010，pp．299-300）。战略性决策的有效性与技术和市场变化的时机、经济主体在竞争中的位置以及自身能力的发展路径相关（Teece and Pisano 1994）。此外，战略性决策不是某个时点上的一个决定，其形成是组织性的和过程性的，往往需要时间（Kay 2010；Simon 1993）。最后，战略性决策的后果是长期性的，一些重大决策往往影响到经济主体后来几十年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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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此文首次发表于195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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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格申克龙的确说过，相对于先进国家的落后程度会在落后国家的实际状态和期望值之间导致紧张，从而形成发动工业化的压力。但这个说法仍然没有解释落后国家选择工业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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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阿布拉莫维茨并没有对“社会能力”给出一个定义，在承认这个概念的模糊和难度量特性后，他列举了一些可能的构成要素来表示他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包括可以由教育程度来代表的技术胜任和与之相联系的政治、商业、工业和金融制度，大型企业的组织和管理经验和可以在相应规模上为企业动员资本的金融制度和市场，有利于开放竞争、新企业建立和新产品/服务购销的经济体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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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对“发展型国家”的概念和思想源流的讨论可见（禹贞恩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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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实际上，如何定义创新型企业远比这种直觉要复杂得多。关于从“历史-比较的观点”对创新型企业本质特征的一个讨论，见（Lazonick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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