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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抱负水平”是企业行为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Cyert and March 1963）。这个理论以决策和组织行为作为焦点，从有限理性的前提出发，认为企业行为的基本物征不是最优选择，而是问题搜寻；触发搜寻过程的动机来自抱负水平的变化（往往由危机或与竞争对手的差距引起），而搜寻的结果遵循“满意度”原则。这个理论在组织和管理的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后来它的核心概念和假说被用来分析组织能力的发展过程（Argote and Greve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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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浦项钢厂的投资部分来自日本对韩国的战争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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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湖巖诞生100周年，74岁做出的决断成为半导体王国的基石”，韩国《中央日报》，2009年12月31日（注：湖巖是李秉哲的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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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多年来，大多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书籍要么只是国家改革政策的编年史，要么只是抽象地讨论什么制度（如产权）决定结果，而很少涉及企业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到底是怎样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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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南京电子管厂的前身是1935年建立的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电气研究室，1951年扩建为新中国第一个电子管专业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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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中国老一代经济学家孙冶方指出，计划体制下的固定资产管理制度是“复制古董、冻结技术进步”的制度（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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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结构”指的是企业内部的资源条件和组织条件。从主流经济学理论出发会认为只要改变外部环境——如经济自由化和资产私有化——就可以改变企业的行为。但从企业的内部视角看，影响企业行为的直接因素是企业的资源条件和组织条件；如果这些结构性条件不发生变化，那么市场化和经济激励等因素都不足以改变企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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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其实这就是为什么在改革了30多年之后，官方也承认“企业经营自主权还没有彻底落实”（见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道路”，《求是》2015年第18期，2015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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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产权决定论的逻辑是，因为股东是企业的出资人并承担全部风险，所以股东拥有对企业的全部控制权，企业实际管理者的职能是最大化股东的利益，但没有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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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时任国家体改委主任的陈锦华在回顾1992年推进股份制改革时，描述了当时的意识形态争论，但这位有工业管理丰富经验的领导人坚定地陈述了自己的见解：“企业发展需要资金，企业的技术改造也需要资金，企业要增强市场竞争力还是需要资金。解决资金的来源，不能单靠向银行借贷，特别是大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更是如此。中国必须发展资本市场，满足企业的需要”（陈锦华 2005，第235页）。此外，根据本书第二章记录的历史，京东方在1993年改制的首要动机就是为了筹措发展需要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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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无论是主张保持国有制的“左翼”人士，还是主张私有化的“右翼”人士，他们的“外部视角”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缺陷：不明白企业是一天都不能停止生产的，否则企业就只能死亡。在一天都不停止生产的条件下实现组织转变才是国有企业转变的真正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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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从1988年到1998年，把计划体制工业管理的专业工业部全部撤销。除了冶金、机械和电子等工业部已经把企业下放之外，其他专业部原来管辖的企业被编入行业性总公司（如石油、电信、电力、民航、铁路装备和国防工业）。这些行业性总公司加上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组建的计划单列企业集团（如鞍钢、宝钢、一汽等）和一些按特殊目的新成立的企业（如中信和保利集团等），在2003年国资委成立后成为“央企”的主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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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这里我们从其本质特征来使用创新型企业的概念。在现实中，“创新型”存在着中间状态：任何一个可以称之为创新型的企业，其实在显示出典型的创新型特征之前都存在一个积累的过程，某些企业曾经在某个阶段表现出创新型特征也会消失。但在总体上，创新特征在中国工业进入21世纪之后出现了扩散的趋势。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中央计划体制存在创新行为，虽然不存在创新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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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Lazonick和West（1998，pp．251-252）在分析美国企业对于国际竞争挑战的反应时，区分了创新战略和适应性战略的不同。这里使用的“进取性战略”和“适应性战略”（见下）以他们的概念为基础，但因为本书是在讨论创新型企业，所以为避免同义反复，没有使用“创新战略”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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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依赖技术引进的企业往往被外国技术提供方所主导，从而永远无法走上自主开发的道路。因此，尽管创新型企业在早期难免会有模仿行为，但从来不会放弃对技术学习的自主权。例如，华为从来没有组装过外国品牌的产品，而京东方在进入TFT-LCD工业时也没有引进过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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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累积性指的是创新需要知识和经验的积累，集体性指的是企业的创新涉及所有的职能活动（如生产和营销），而且需要全体员工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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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伯利在为《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 一书于1967年再版时写的序言中指出，当一个公司成熟起来后，其融资资本（finance capital）的主要来源是“内部产生的”（Berle and Means 1932/1997，p．xxvii；中译本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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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以2003年3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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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其实根源也在于深受股东价值最大化理论的影响：中国经济学界1990年代在向国内介绍所谓“现代公司治理”时，使股东价值最大化及其委托代理理论迅速确立了主流地位；中国加入WTO前后，中国政府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保持着咨询合作，而当时这些国际组织正在向全世界输出美国的公司治理模式（张佳康 2013）。这种理论强调外部所有人的权利，把“内部人控制”看作是坏事，所以为国资委以“出资人”身份行使行政权力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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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接受党的领导是中国政治体制决定的，但在企业层次上，党的领导必须与公司治理相融合或一体化，不能形成两个决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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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随着企业的转变以及融资来源的多元化和市场化，造成国家投资低效率的障碍——按照行政体系无偿分配国家投资的体制——已经被去除。在这个条件下，通过市场化途径实施的国家投资可以成为高效率的政策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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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根据传统的理解，只有在国家资本处于绝对或相对控股的条件下，改制后股份公司才能保持公有制性质（陈锦华 2005，第236页）。但我们在这里根据中国创新型企业发展所展示的逻辑是，只要不存在其股权超过国家或国有法人股的个人大股东（如果不贱卖国有资产，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含有国有资产的企业仍然会保持社会意义上的公共性，即没有任何资产所有人能够拥有这些企业。需要重新认识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在于，除非国家持续投资，否则那些高成长企业含有的国有资产比例终将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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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长期观察中国的西方学者指出，“自力更生”的终极含义不是“自给自足”或“闭关自守”，而是自己掌握主动权，即独立自主（Lieberthal 1995，pp．76-77；Kerr 2007，p．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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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技术能力指的是能够设计和开发产品和工艺的能力，而不仅仅是按照现成设计进行生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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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李安定：“1984：红旗停产真相”，《中国周刊》，2013年7月22日，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20130722/16061620355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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