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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为和谐D1C提供电力牵引系统和网络控制系统的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为了满足铁道部引进世界先进技术的要求，不得不“造假”，把三菱电机的专家拉过来做方案评审，让他们签字以认定该方案是属于联合设计的，弄得日本人还很不乐意：“不是自己设计的东西怎么去认可呢？”（路风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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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在1985年11月举行的第三次全国企业技术进步工作会议上，当时负责工业技术改造的国家经委领导在讲话中说：“几年来，通过各种渠道引进的技术和进口设备总额相当大，而消化吸收工作没有跟上，技术开发与技术引进结合不够，用于消化吸收的费用与引进费用不成比例。”然后他话锋一转说：“今后，我们要把企业的技术开发，转到以消化吸收引进技术和国产化为主的工作上来”见《总结经验发扬成绩，进一步做好企业技术进步工作》，《经济日报》1985年11月27日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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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半导体工业在不成熟的阶段依靠军事需求是一个惯例，而不是例外，早期的硅谷半导体企业就是靠着军方订货而发展起来的（Langlois and Steinmueller 1999）。一位研究硅谷的美国学者Stuart W．Leslie（2000）直称美国军方是硅谷“最大的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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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由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编写的一本纪念中国半导体技术研发50周年的书（夏建白等编 2006），记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界研究半导体技术的历程（虽然没有工业的内容）。耐人寻味的是，书中记录的研发活动和领导关怀基本上到1980年代为止，给人留下1990年代之后已经乏善可陈的印象。可以推断，半导体产业基础的瓦解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对半导体技术的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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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两者的共同点是都认为技术的唯一来源是引进，而区别在于前者还要求中国企业对引进技术实现“国产化”，而后者则索性直接依靠外资在华设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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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据2005年一篇报道称，根据当时国税总局测算的实际税率，内资企业所得税为22％，外资企业仅为11％，见（“内外企税收有别我国外企税每年少收2000亿元”，《人民网-国际金融报》，2005年9月16日，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50916/023531427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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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这种表面上看上去的“自相矛盾”没有逃过一些西方学者的眼睛。例如，Kerr（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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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正如曾任中国南车集团董事长的赵小刚（2014）所言：“中国高铁的华美亮相绝不是‘忽如一夜春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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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见“法媒赞叹中国核‘龙’起飞”，《参考消息》，2015年5月9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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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关于04机的信息来源于本书作者对邬江兴的访谈。04机成功后，政府将几个国有企业组成巨龙公司生产04机。因为体制原因，巨龙后来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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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04机的成功鼓舞了华为和中兴。1993年初，华为正在倾全力开发2000门的数字程控交换机之时，又决定上马万门机（张利华 2009，第43页）。从时间节点来看，在2000门交换机还没有开发出来时就决定上马万门机，可以判断为是受04机成功的影响。1994年底，华为终于研制出了C＆C08万门程控交换机，它是华为的技术基石，华为后来的所有技术都是从这个平台上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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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时任信息产业部副部长的奚国华（曾任上海贝尔的董事长）在纪念上海贝尔成立30年的一本书的序言中写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讲，如果没有上海贝尔，就没有后来的‘巨大中华’的崛起，就没有我国通信设备制造企业的群体突破和发展壮大”（吴基传和奚国华主编 2008，序言第7页）。这个断言显然夸大了上海贝尔的作用。今天，有多少人知道上海贝尔？又有多少人不知道华为？上海贝尔作为通信工业的第一个合资企业，可能起到过示范作用，也可能启发过中国企业，但它的技术与“巨大中华”毫无关系。正因为如此，所以上海贝尔后来逐渐被边缘化，而华为、中兴却成为世界知名的中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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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资源/能力学派认为，企业进入一个新工业之前的资源/能力影响企业进入的决定、方式和进入后的业绩（Helfat and Lieberman．2002）。按照同样的逻辑，运10和北京电子管厂的历史影响了中国再上大飞机项目和京东方进入TFT-LCD工业的决策。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中国在“自力更生”年代奠定的基础，就没有中国高技术工业在“改革开放”年代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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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Wade（2003）指出，国际贸易组织（WTO）一系列协议的实质是保护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租”（technological rents），即通过对技术的垄断而获得的超额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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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见其网站），2014年韩国人均GDP为25931美元，如果中国人均GDP达到韩国的水平（中国人口按14亿算），那么中国的GDP总量（25931×14亿=363034亿美元）就等于2014年美国GDP总量（175280亿美元）的2.0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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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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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讲述了京东方在全球半导体显示工业中崛起的故事。由于这个故事仍在真实的世界中继续，所以读者在掩卷之际可能不禁要问：京东方会继续成功下去吗？对于可预见的未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确定的，因为本书其实只写到京东方成功的开始。对于更长远的未来，这个问题难以回答，至少因为现代工业史上尚未出现过永远成功的企业。但这个悬念并不影响本书的目的，因为本书想讲的是：在那样一个历史阶段，有那样一群人所领导和组成的企业，干了那样一个充满英雄气概的事业，对中国的发展做出了那样的贡献。我们更关心的问题是这个故事“为什么”会发生。为了找到答案，本书追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业史，并发现了被“强国富民”目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塑造出来的中国工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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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精神曾经一度衰落，但当我们追溯中国工业发展的历史轨迹时，却发现这种精神从未熄灭——它们有的发生在大西南的山谷里，有的发生在东北和西北的老工业基地；有的发生在湖南腹地的大制造企业里，有的发生在浙江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小企业里，也有的发生在上海、深圳这样繁华都市的高技术企业里。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中，中国工业人及其企业有着各自的心酸和无奈，经历过被冲击、被抛弃的境遇和命运。但是，那些信奉这种精神的工业人及其企业仍然以自己的顽强坚韧，在开放市场条件下爆发出令人意外的创造力，改写了中国工业史，并正在勾画出世界历史上最为磅礴宏大的工业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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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的奋斗就是发生在这样的历史脉络之中。在北京电子管厂的产业根基被毁灭后，从那个废墟上脱胎而来的京东方，为了生存也经历过“去技术化”。但是，京东方领导人坚信自己的命运还是要做高技术产业，所以才会在那个关键时刻决定进入TFT-LCD工业。从表面上看，1990年代才出现的半导体显示工业在中国工业中找不到技术联系，但如果指出北京电子管厂曾经是中国电子工业的第一厂和做出半导体晶体管的第一个企业，我们就会理解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即使这种联系在物质形态上已经断裂，但它仍然以精神的形式在决定企业领导人的抱负。当京东方决定进入这个工业时，没有任何国家政策要求或鼓励她这样做，也没有可预期的高额利润可以诱使她这样做，但从北京电子管厂成长起来的京东方领导人却认为这是“命中注定”。无论从何种利益的角度看，这个选择在当时的条件下都令人难以理解，但如果指出一个简单的事实，一切就变得容易理解，甚至理所当然——京东方人是中国工业精神的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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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易过，中国工业精神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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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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