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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制造强国内涵和特征的要点，是一个国家制造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使之能够多层次、多角度、多方位地参与并影响全球制造业的总体格局，进而形成较强的综合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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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强国战略研究：综合卷》中构建了由4项一级指标、18项二级指标构成的制造业评价体系（详见表1-2），并且制定了制造强国评价体系各级指标权重（详见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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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制造强国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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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制造强国评价体系各级指标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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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以2012年我国、美国、德国、日本、英国、法国、韩国等各指标均值为基准，可计算出各主要工业化国家历年来制造业综合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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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分析制造业综合指数，可得出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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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制造业都经历了一个从弱到强的过程，此过程与其工业化进程基本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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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完成后，各国的制造业发展出现了分化。重视制造业发展的美国、德国、日本保持了强有力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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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在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制造业综合指数分布中，美国遥遥领先，处于第一方阵；德国、日本处于第二方阵；中国、英国、法国、韩国处于第三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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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第一、第二方阵国家的差距主要是全员劳动生产率低、增加值率低、创新能力薄弱、知名品牌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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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现代化报告2014~2015——工业现代化研究》涵盖了世界131个国家1970~2010年的工业现代化定量评价。在1970~2010年间，中国第一次工业现代化指数从17提高到65，40年提高了48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现代化取得巨大成就。2010年中国属于工业初等发达国家，中国第一次工业现代化指数排名世界第57位；第二次工业现代化指数为38，排名世界第52位；中国综合工业现代化指数为34，排名世界第59位。中国工业指标发展不平衡。2010年，中国在工业生产、工业经济、工业环境和工业要素4个方面88个发展指标的水平大致是：3.4%的指标达到工业发达水平，19.3%的指标为中等发达水平，67.0%的指标为初等发达水平，10.2%的指标为欠发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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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工厂：中国制造业探索实践 1.2 从人口/质量维度分析我国制造业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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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发明并不是创新，只有将发明用于经济活动并取得成功才算创新。国外有统计，能够取得经济成功的科技项目不到10%。面对新工业革命，也应该强调这个逻辑。技术能否取得经济上的成功，与国情密不可分。中国最大的国情或许就是人口多，它对生产和消费方式有极大的影响，继而影响了市场和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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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分析未来，应该先了解过去。我们首先看到，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其实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还是个农业社会；现在，虽然城镇化率刚超过50%，但务农的劳动力已经很少了。据国务院参事姚景源先生介绍：现在的农村人口大约只有1.5亿：包括4千万老人、5千万妇女、6千万留守儿童。劳动力人口的转移会带来生产效率的极大提高。改革开放前的农业总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0%左右。大体上看，当时一个工人创造的价值大约是农民的20~30倍。按照这个比例计算，劳动力人口的转移就可以大体解释为10%左右的GDP增长率。人力投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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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投入会带来资源和设备的投入，但中国企业的投入往往是简单的扩大再生产：许多产品的产量占到世界的一半左右，而技术水平却不高。比如，每万名工人的机器人使用量只占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左右。劳动力成本低是导致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从经济角度看，企业多雇佣几个工人比采用自动化程度更高的设备、生产线更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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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成本低意味着消费者更加偏重低价格，而自动化程度低的企业对原料、设备质量的要求往往较低，产品质量也往往较低。很多企业为了降低价格，宁可牺牲质量。这样，我国的制造业往往就建立在低成本、低质量、低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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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中国企业对提高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效率的积极性不高。纵然可以买到、引进先进技术，也未必愿意采用。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质量的创新也往往缺乏兴趣。在这种情况下，推动工业革命时缺乏市场基础，难以取得经济上的成功，强行推进只会拔苗助长。然而，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情况正在悄悄地发生着改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村富余劳动力会转移到非农产业，转移结束的时间点称为“刘易斯拐点”。有人认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大约发生在2008年前后，拐点前后的发展模式是有极大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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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农民工找工作难，工资长期不变。2008年后，东南沿海开始出现用工荒。此后几年，农民工工资大约上升了3~4倍。前几年，江浙出现了大量企业倒闭和老板“跑路”的现象，这与劳动力危机密切相关。2012年开始，中国16~60岁之间的劳动力总人口开始减少。大约与此同时，中央提出了“新常态”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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