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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的城乡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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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质量信息的有效传递能更好地激发潜在的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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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信息的不对称会导致市场交易的大量萎缩，而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进行有效的质量信息传递将能够拉动巨大的消费需求，进而促进经济总量的增长。质量观测数据表明，相对于具体的产品及服务质量而言，消费者更不满意的领域是产品及服务的质量信息的供给严重不足，导致了其对于质量的需求无法得到有效的满足。消费者对“质量信息提供”的评价从2013年的59.20分下降为2014年的57.28分，下降了1.92分，分别低于产品、服务质量3.1分和5.3分。质量信息供给不足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我国国内需求大量地转移到国外市场，2014年，我国的境外消费为1万亿美元，约占我国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23%，且有不断增长的态势，而同期我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较2013年下降了0.6个百分点。大量的国内消费需求转移到国外，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对于质量的信息传递不够充分，优质不能优价，使得消费者对于国产产品的信心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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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消费者对于质量公共服务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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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产品质量满意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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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消费者质量素质的提升是支撑消费增长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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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的增长一方面取决于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取决于消费者自身的质量素质水平，包括消费者对于基本质量知识的掌握、追求质量的意识以及保障自身质量权益的行为能力。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决定了质量的上限，即消费者所能购买到的最高水平的质量主要是由其收入水平决定的，收入越高，其对于质量的选择空间就越大；而消费者的质量素质则决定了质量的下限，即给定收入水平，消费者的质量素质决定了某个产品的质量最低水平。当前在市场竞争较为充分的情况下，我国市场上仍然存在着大量低质产品，国家工商总局2014年下半年网络交易商品定向监测数据表明，网络交易产品的正品率仅为58.7%，大量伪劣产品充斥市场对我国总体经济增长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造成我国低质产品在市场上大量流通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的消费者总体质量素质不高。2014年，消费者的质量素质总体得分为59.85分，较2013年下降了9个百分点，其中质量意识和质量能力刚刚过60分的及格线，而质量知识则成为消费者质量素质的最大短板，仅为58.69分。消费者对于常见的质量标识（3C、QS等）以及质量社会组织等认知程度极低，消费者既在主观上对低质产品有需求，又在客观上无法有效地通过自己的行为抵制这些产品，从而导致大量低质产品得以存在于市场。通过提升消费者的质量素质对于提升总体质量水平，进而拉动有效需求增长有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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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2014年公民质量素质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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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质量创新是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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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推动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政策取向，创新的环境主要取决于政府的改革，而创新的绩效则主要取决于创新方向的合理定位。创新的方式有多种表现形式，既包括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方面，也包括质量的创新。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等方面对于经济增长固然重要，但是其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并不是每一个个体都能做到。质量创新是基于相对成熟的技术、管理模式，为了让产品和服务更好满足消费者需要而进行的“微创新”，相对于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而言，更具有普遍性，也是实现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的最佳形式。2014年，我国市场主体新增17.82%，其中第三产业企业数量增幅50.03%，明显高于第二产业29.72%的增幅。在服务业企业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达到14.67万户，同比增长97.87%；文化、体育和娱乐业6.59万户，增长83.51%。这些企业中的大多数并不是创造了新的产品，而是创新了质量。在我国总体的质量结构中，服务领域的质量水平明显地高于产品领域，因此通过服务质量的提升进而不断产生新的消费需求是我国服务业市场主体不断涌现的一个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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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质量竞争力是决定一国整体竞争力的重要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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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的制造业产量占世界的近25%，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产出最大的国家，但按可比价格计算，我国人均GDP仅排世界100名左右。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制造业产品质量水平不高，导致市场竞争力不强，从而使得产品的利润率较低，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因而，质量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的国际竞争力，进而决定其人均国民收入的高低（见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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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世界主要国家的制造业质量竞争力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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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质量治理改革具有巨大的改革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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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总理提出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要向改革要红利，当前我国最大的改革红利之一就是质量领域的改革，其主要原因是：一方面，质量公共服务相对稳定并具有较大提升空间；另一方面，质量领域的改革能够为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增长效应。2014年，消费者对于政府质量公共服务的评价为56.93分，年度变动1.5个百分点，相对于质量安全、质量满意以及公民质量素质而言是最为稳定的一个领域，这表明我国正在进行的质量治理的改革（如取消不必要的质量审批、加大对消费者的保护等）已经具有积极的效应。政府质量公共服务的改进，可不断地释放出新的市场活力。分析表明，质量公共服务对于GDP增长的弹性约为0.16，因此，若质量公共服务得分能在现有的基础上提升至70分，可拉动GDP增长2.09个百分点，即约1.33万亿元。因而，质量公共服务的提升是我国未来最为重要的“改革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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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区域质量指数的年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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