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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强调的是，今天谈到的制造业，不仅是以上讲的机械制造业、离散型的制造业，也包括了钢铁、化工、建材等连续性的制造业、流程类的制造业。同时，未来的先进制造业的范畴还会进一步扩大，包含了材料制造（新材料的数字化设计与制造）、生物制造（生物体的数字化设计与制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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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模式创新。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的强力支持下，制造业的产业模式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生产型服务业将得到全面快速发展，大中型企业正在走向“产品+服务”的模式，正在从产品制造商向系统集成和服务商转变。制造业的数字化、智能化带来的产品技术、制造技术与管理技术的进步使企业具备了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的能力，特别是形成了适应全球市场上丰富多样客户群，实现远程定制、异地设计、就地生产的协同化新型生产模式，使产品制造模式、生产组织模式，以及企业的商业模式等众多方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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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西方某些经济学家提出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更多的是从产业模式的角度考虑，他们认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是18世纪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是20世纪初形成的大批量大规模机器生产，而第三次工业革命则会形成多品种、小批量、定制式的新型生产模式。要特别重视的是，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都是新的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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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程化产业化为主线推动中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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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同志指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关键是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实现中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最关键是要推进工程化、产业化。创新就是创造新事物，这个概念赋予了创新深刻而重要的内涵。英语中有三个词汇“discovery、invention、innovation”，这三个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discovery是科学发现，invention是技术发明，innovation是科技创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一定要完成工程化并面向市场实现产业化，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才能叫作innovation，才能叫作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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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化、产业化将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紧紧地融合在一起，是科技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全面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我们还需强化创新服务发展的意识，进一步解放思想，进行有组织创新、集成创新和协同创新，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特别是推进科学技术成果的工程化、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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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充分发挥我国制度的优越性，政府主导、总体规划、分步实施、重点突破、全面推进，动员千军万马，集中精兵强将实行有组织的创新。二是加快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通过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的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进行集成创新。三是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创新体系，形成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创新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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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的奋斗目标，是到2020年中国机械产品全面应用数控技术，总体升级为数控一代，中国制造业基本普及数字化技术，并在若干年内实现一定程度的智能化；到2030年中国机械产品总体升级为智能一代，中国制造业主要领域全面推行智能制造模式，整体上走在世界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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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制造2025 中国制造的转型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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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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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低估中国制造业持久的比较优势，更不要得出“中国制造没戏了”的轻率结论。在生产率较快提高的前提下，工资上升不但不会丧失市场竞争力，反而可以让国内市场变得越来越厚实，成为培育较高品质中国制造能力的一个规模极其巨大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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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中国经济由两个引擎驱动，一个是出口，另外一个是投资。其实，这两个引擎共享一个基础，这就是中国的制造业。制造业支撑着出口，也支撑着投资。因为所谓的投资，就是用储蓄购买大量制造业的产品——钢铁、水泥、设备等，然后安装到地上或地下，成为基础设施。这样看，认真观察中国的制造业，可以对中国经济有个基本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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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中国制造业面临不少新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中国制造”的成本，特别是人工成本升得很快。2002年，美国人有一项调查，结论是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小时工资为64美分，仅相当于美国工人平均小时工资（21.64美元）的3%。自那以后，中国的人工成本开始加快提升。目前，我国制造业的小时工资大约等于发达经济平均水平的10％。其中，城市薪资上升更快，据《华尔街日报》报道，2010年中国城市雇员的平均年薪5 500美元，比上年增长13%，比5年前增长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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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政策方面也发生着变化。近年，中国政府的政策转向更具包容性的增长，也就是考虑更多的人，特别是广大劳工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2008年，中国修订了《劳动法》；2008~2011年，中国法定最低工资的水平加快提速，2011年，各地的增长幅度平均在20%以上；“十二五”规划要求，大幅度增加劳动所得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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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与政策一起发力，推动中国制造业的人工成本更快增长。整体来看，中国与发达国家在人工成本方面的差距，大体从开放之初的100倍，收缩为目前的10倍；再进一步收缩为5倍，甚至3倍，所花费的时间可能比所有专家估计的还要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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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引起了喜忧参半的关注。一方面，经济增长就是以人均所得的持续提高来定义的。因此，中国人工的加快提高，本来就是经济增长的目标。但是另一方面，人们也关心：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竞争优势会不会因此加快消失？全球制造业的布局和投资重点，会不会发生重大调整？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引擎，动力会不会减弱？“失速”的中国经济，又会不会拖累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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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谈谈自己的看法。首先，迄今为止中国平均工资的快速增长，基本反映了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这方面有不少研究和计算，有一项报告说，2000~2010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每年平均增长10%，比美国的2%快了5倍。要注意，中国劳动生产率的绝对水平当然大大低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但这里讲的是生产率的变动率。好比速跑比赛，跑在最前面的速度最快，但再加速就难了，而后来者可以加速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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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对2008年以后引人注目的“工资通胀”，我个人的看法，主要成因也是汇率机制还不够灵活，结果中国虽然大体维系了名义汇率的稳定或缓步升值，却经由通胀的抬头实现了人民币实际汇率的上升。在背后，真正的经济推手其实是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相对较快的进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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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个判断对头，那么基本反映生产率变动的工资较快增长，对制造业的成本结构与利润边际，就不会，也不可能产生实质性的损害。这可以由近年中国公司普遍的利润状况得到证明。看未来，由于地区间的产业转移和承接还有极大的潜力，更由于中国人的学习曲线还有较快上升的空间，所以我们不可低估中国制造业具有的长期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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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现在大家普遍关注的人口转型，也难以改变上述结论。包括老龄化在内的中国人口类型的转变，当然有长期的重要影响。但是，至少这并没有构成对制造业竞争优势的现实威胁。因为观察过中国农业的人都不难明白，我们超小的农业经营规模中还“储蓄”着巨大的劳动力，伴随着城市化和农地流转的进程，只要有关政策对头，这部分人力资源的潜力还将继续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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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增长真正的限制因素是市场需求。在当前，最现实的就是全球复苏的步子缓慢。从2008年危机冲击中国以来，我们已经观察到，每当发达经济体复苏的步子略略加快，中国沿海工业的订单就上升，招工难的问题就突出，制造业的增长就强劲。问题是，这些接单企业产生的经济能量，包括由此带动的进口，看来还不足以拉动欧美及日本的全面复苏。这并不值得奇怪，现在要指望总量7万多亿美元的中国经济，就能够把欧盟（16万亿美元）、美国（15万亿美元）和日本（约6万亿美元）都拉起来，实在不现实。加上印度和其他新兴市场呢？力量大很多，对全球增长的边际贡献更大，但怎么看，还是像小马拉大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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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即“确保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的强劲增长”，我认为还是兵分两路：发达经济好好解决他们面对的问题，中国和印度则尽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对中国经济而言，一个可能的方向，就是把一部分中国制造出口的能力，转过来为国内的消费市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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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多年收入快速提高、人民币升值，以及分配政策改善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国内消费市场增长强劲，潜力巨大。不少跨国公司和中国企业都发现，要缓解“中国制造”的成本压力，不但可以经由综合营运效率的提升，更可以通过抓住中国市场的先机，扩大市场销售规模来对冲。毕竟，把生产基地搬到远离中国市场的“低成本”区域去，在战略上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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