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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机制的建立，需要国有、私营两大部门的全面开放和竞争。国有企业很强势，但是缺乏创新的动力和灵活性。私有部门有创新的动力，却缺乏创新的能力和财力。体制上，必须结合国有、私有两个部门的优势，排除体制机制干扰，让市场有序、有效地配置资源。政府如何通过金融和社会服务，帮助企业整合资源，促进科技创新和产权保护，锁定规模大、影响大的战略性产品的开发和产业化生产，是亟待解决的宏观决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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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层面，任何企业都必须排除急功近利的思想，树立正确的社会责任观，以最大的能力和耐心去满足市场，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企业要有长远的眼光，不能只求价格优势，而忽略质量和产品安全的隐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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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消费者到日本买马桶盖、品牌服装和鞋帽，他们没有想到，这些马桶盖、服装和鞋帽，大多在浙江等沿海地区制造。中国的企业，本来就有制造这些产品的能力，而且成本只占最终卖价的10%左右。中国所缺的，不是制造能力，而是品牌设计能力和市场的信誉。如果自己能够设计，能够树立起质量的保障体系，中国的产品，完全可以做到世界一流。政府监管不到位、不得力，往往使少数劣质企业的产品充斥市场，使那些有能力、守本分的企业不知所措，最后，还是“同流合污”，也制造低质产品，给中国制造打下“低俗、靠不住”的深深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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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在某些方面已经取得喜人的发展。例如，高铁、核电、建筑工程、材料和互联网等方面，已经领先世界。到目前为止，中国在国外开工，或已经签订协议的铁路工程已经有1万公里，投资总额3万亿人民币。这是非常可观的规模。中国的建筑材料，已经被广泛地使用到国外的建筑中。例如，我在伦敦看到一个住宅小区，其建筑材料就是从中国进口的，不仅质量高，而且由于标准化生产，可以大大加快建筑速度，这一点已经超过了英国，是了不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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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重庆的街头，看到长安产的自主品牌汽车，外观很美，价格便宜，说明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的发展很有前途。重庆市在石墨希的制造方面，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2014年生产100万平方米石墨希，产值50亿人民币。中国首次用石墨希作为材料生产的3万部手机，就在重庆，每部手机售价不到2 500元，其电池的寿命比普通电池寿命高数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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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虽然是很艰难的事，但是，中国却已经具备了成功的条件。客观上，不转变，中国经济就会进入死胡同。可是中国人民、政府，不会甘心，全国上下，都有一种冲劲，这是成功的基本条件。此外，中国已经具备了覆盖面很广的制造业产业体系，众多的企业和勤劳的民众，具备了攀登高峰的基本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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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转型的最大障碍，就是政府的执政能力还有待提高；一些企业的不守信和急功近利，需要时间和竞争来净化；个人的社会责任也有待提高。政府、企业、个人的全面升华，是中国走向制造强国的先决条件，有了这个先决条件，创新将成为必然，中国产品走出去占领世界高端市场，也将是一种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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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制造2025 全球制造业革命下的中国战略追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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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茉楠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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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和工业的强大对任何一个强国而言都是“立国之本”。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产业重构和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展开，中国制造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如何推动“大而不强”的中国制造业整体能力升级已经成为攸关未来国家命运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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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谁占据了价值链的核心环节，谁就掌控了全球价值链的价值和财富流向。可以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兴起的新一轮产业革命，既是一场数字化革命，更是价值链革命。互联网、物联网、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3D打印、新型材料等多点突破和融合互动将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兴起，一个后大规模（post-mass）生产的世界正在来临，这场革命不仅将影响到如何制造产品，还将影响到在哪里制造产品，将重新塑造全球产业竞争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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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智能化工业装备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升级转型的基础，发达国家不约而同地将制造业升级作为新一轮工业革命的首要任务。美国的再工业化风潮、德国的工业4.0和互联工厂战略以及日韩等国制造业转型都不是简单的传统制造业回归，而是伴随着生产效率的提升、生产模式的创新以及新兴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德国工业4.0战略更被视作新一轮工业革命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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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底，德国电气电子和信息技术协会发布了德国首个工业4.0标准化路线图，以加强德国作为技术经济强国的核心竞争力。工业4.0是德国政府2010年正式推出的《高技术战略2020》十大未来项目之一。所谓工业4.0，是相对于18世纪引入机械制造设备的工业1.0、20世纪初电气化的工业2.0、20世纪70年代信息化的工业3.0而言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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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4.0是在德国学术界和产业界共同推动下提出的，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或革命性的生产方法，通过充分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和网络物理系统等手段，实现由集中式控制向分散式增强型控制的基本模式转变，目标是建立高度灵活的个性化和数字化的产品与服务的生产模式，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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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制造业竞争愈演愈烈，并逐步进入4.0时代的大背景下，德国不是唯一已经认识到要在制造行业引入物联网和服务的国家。不仅仅亚洲对德国工业构成竞争威胁，美国也正在采取措施，通过各种计划来应对“去工业化”，促进先进制造业的发展。2009年初美国开始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同年12月公布《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2011年6月和2012年2月相继启动《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和《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并通过积极的工业政策，鼓励制造企业重返美国。目前，美国已经正式启动高端制造计划，积极在生物制造、新一代微电子研发、高端机器人、纳米技术、高端电池、能源材料等领域加强攻关，这将推动美国高端人才、高端要素和高端创新集群发展，并保持在高端制造领域的研发领先、技术领先和制造领先。从实际效果看，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2010年的12%回升至2013年的15%，战略效应已经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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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全球工业发展的大趋势，这对于长期处于全球工业制造业中低端链条上的中国而言，具有更强的警示和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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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随着中国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中国传统制造业优势也日益衰减，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型将是大势所趋。目前，中国处于为旧技术革命“补课”、扩展现有技术革命、迎接新技术革命的叠加期，在信息技术深度运用和新一轮技术革命孕育阶段，我们要统筹处理好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信息技术深度应用和新兴产业培育三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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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产出在2010年即超过世界总量的20%，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然而，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情况十分突出：一是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只有26.5%，远低于发达国家35%~40%的水平。我国制造业单位增加值能耗是日本的9倍、德国的6倍、美国的4倍。许多行业还存在着“贫困化”增长的现象。二是我国产业创新体系、创新主体缺失，集中反映为共性技术平台的缺失。由于共性技术在经济上表现为公共产品，因此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共性技术供给不足的问题。三是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中国信息技术水平大部分居于产业链下游和价值链低端，深度融合所需要的工业软件和行业应用解决方案也需要依赖于国外企业。最后，我国信息网络基础设施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差距悬殊，无法满足“两化”（工业化、信息化）深度融合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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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的是，工信部等四部委联合起草的中国工业强国的战略规划——“中国制造2025”有望于近期出炉。有报道称，“中国制造2025”在借鉴德国版工业4.0战略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中国制造业战略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设计，再加上重点行业、领域和区域规划的“1+x”模式，将力争在2025年从“工业大国”转型为“工业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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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未来要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的核心在于加快推进制造业“两化”深度融合，促进制造业智能化。为此要高度重视大数据产业开发，前瞻布局核心智能制造技术，进一步整合研发资源，构建产学研合作体系，突破一批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大力培育生产性服务业，加工技术如工艺、装备及系统管理技术如信息集成、服务集成水平的提高，以提升制造业价值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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