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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之前走向过度虚拟化的美国经济，已经开始了“再工业化”的华丽转身。2009年底，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声明，美国经济要转向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即出口推动型增长和制造业增长，发出了向实体经济回归的强烈信号。这意味着，在当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美国已充分认识到不能依赖于金融创新和信贷消费拉动经济，开始重视国内产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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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危机前夕的2007年，美国制造业占国内GDP的比重只有11.68%，当时对美国GDP贡献最大的行业是金融、房地产业，其利润总额占美国企业利润总额的40%以上；“产业空心化”、经济过度虚拟化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最大根源。欧洲许多国家也是如此，随着金融服务业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快速发展，大量制造业外迁也导致实体经济“空心化”，欧盟大部分成员国存在“去工业化”现象，西班牙、法国、英国、比利时等国尤为严重。“去工业化”不仅削弱了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对国内就业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1996~2007年，欧洲失去了280万个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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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中，唯有德国经济一枝独秀，作为欧洲头号经济体，德国经济总量占欧盟的1/3，可谓欧洲经济的“发动机”。德国工业制造业占GDP的29% ，成为其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并且带动了相关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德国的精密机械、工程装备、汽车制造、化学制药、环保产业闻名于世，德国的产品以质量精良而著称。正是由于制造业的发达，面积与中国云南省相当的德国，虽然自然资源匮乏，但自2003年开始成为世界头号出口大国，一直到2009年才被新崛起的“世界工厂”中国推到世界第二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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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德国最嘈杂的是工厂机器发出的马达声；而美国最喧闹的则是证交所交易员的叫嚷声（这是德美经济的两副面孔）。但正是这种叫嚷声最终酿造和引爆了2008年百年一遇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而现阶段“再工业化”已成为美国重塑其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重新从交易员的叫嚷声回到工厂机器的马达声中。欧盟委员会也提出了欧盟工业政策的方向与目标，其重点是促进创新，加快“再工业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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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值得我们重视的是：美国“再工业化”并非是简单的制造业回归，而是致力于试图引领新一轮“产业革命”，以智能制造、绿色能源和数字技术等为代表，抢占科技和产业的制高点。由此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美国的制造业过去和今天依然拥有强大的竞争力，“轮子上的国家”（世界汽车工业发源地）一旦回归到“实业立国”的传统增长轨道，再加上美国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和技术转化能力，美国的高端制造和实体经济也将很快迎来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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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是最大的外部环境转换。类似于中国加入WTO（世贸组织）之后2001~2008年的全球贸易环境，很可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美国还推出了未来5年的“出口倍增计划”，在此过程中，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也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这将使我国发展实体经济、推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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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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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任何国家的崛起和领先都是凭借强大的实体经济优势，当初的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后来的美国取代英国，以及今天的德国、日本得以保持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优势地位，依靠的都是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竞争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制造业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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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11日，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刊登题为《为什么说现在是轮到中国担心制造业了》的文章，宣称未来20年里，美国将利用新技术挖空中国的制造业，并重新在制造业领域获取“绝对竞争优势”。这一论调并非危言耸听，也非空穴来风。科技界有三种飞速发展的技术——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数字制造，这将重新构筑制造业的竞争格局。人工智能技术今后将会进入制造业，辅助人们进行设计、测试和制造，这将使制造业中的大规模定制成为可能；机器人技术将使人工成本和易操作性方面产生革命性影响，机器人不用睡觉、不用休假，也不会要求加薪，美国的机器人也许不久就将与中国的劳动力直接展开竞争；数字制造技术是指一系列的技术能力，包括对新产品进行构思、利用模拟器进行测试的能力。如果将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数字制造技术综合起来用于制造业，那将绝对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制造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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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2011年8月，世界上最大的电脑组件供应商富士康公司宣布，计划在未来三年里引入100万个机器人从事目前由公司员工从事的工作，这些机器人将从事重复性的机械工作，降低持续增长的劳动力成本并且提高效率。机器人投入使用的信号意味着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复存在，这也将彻底颠覆我们传统制造业的发展模式和比较优势。我国传统制造业发展中长期依赖的“人海战术”模式将面临终结，何况随着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人口红利也将随之消失殆尽。未来实体经济发展中的“制造”将彻底转型为“智造”，这对我们研究型的大学教育也带来严峻的挑战，如何把更多的“人手”培养成为现代大工业生产中所需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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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30年我们制造业取得巨大成功依赖的是我们“勤劳的双手”，而未来30年继续成为世界制造业巨头必须依靠我们“智慧的大脑”，未来的制造业竞争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技术竞争”。因此，我们的产业部门和企业家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必须快速增加创新投入，强化技术储备，否则将不可避免地在未来制造业竞争中淘汰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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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制造业发展必须致力于完成加工代工型——技术模仿型——自主创新型的产业转型和跨越，缺乏核心技术的模仿创新将无法扭转我国制造业竞争的弱势地位。现阶段我国制造业企业虽然也常有技术上的革新，但与国外同行相比，大多仅局限于应用技术的开发和工艺创新，缺少核心技术的重大突破。这是由于技术创新能力的先天不足所致，但更重要的是，我国企业缺乏明晰的研发投入体制，研发经费的资助缺少持续性与稳定性，对于需要庞大经费支出的核心技术开发，由于缺乏研发后的保障而鲜有人勇于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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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在欧盟的研发投入报告中，中国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排名普遍偏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国企业往往只能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进行局部的改良。而韩国三星依托政府的巨额研发投入，动用166.6亿美元建设世界最先进的TFT-LCD生产线，抢占技术制高点后，三星在液晶电视领域占据了垄断地位。显然，如果不致力于能使我国制造业“独领风骚”的核心技术创新，将最终导致我国无法实现真正的技术跨越，更遑论引领未来制造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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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现阶段来看，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依然采取过去那种引进设备、扩大产能的传统模式，仍在重蹈传统产业“引进——落后——再引进”的覆辙。原有的路径依赖将可能成为当前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巨大的隐患。因为企业通过引进国外技术和先进设备，而不是自己进行研发投入，这在技术路径不明确的新兴产业中往往会带来巨大的沉没成本，一旦产业技术升级，前期大量的固定投资将迅速成为不良资产，使得新兴产业面临比以前传统产业更大的发展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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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型大学在未来制造业竞争中应“有所作为”，也“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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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制造业竞争是科技的竞争，而研究型大学是国家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和生力军，凝聚了众多优秀人才，又担负着培养新一代创新人才的重任，因而必须面向未来制造业竞争的主战场有所作为。但现阶段我国高校的办学理念和考核导向也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研究型大学不应满足于闭门造车和纸上谈兵，更不能在论文数量竞赛中攀登所谓的“科学高峰”，导致研究成果既无创新水平也不能惠及产业界，国家巨额的科研投入衍生出大量研究水准不高的学术论文和众多没有太多市场价值的技术专利发明，富有创造力的莘莘学子为了毕业和晋级而炮制学术论文，可谓皓首穷经，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创新资源和民族创造力的巨大浪费。因此科技创新的着力点必须从“论文导向”向“需求导向”转变；从看重数量指标向注重有质量的贡献转变，从科研封闭的自我循环向产学研用协同创新转变。唯有通过完善和变革我国研究型大学传统办学理念和考核体制，研究型大学在服务于未来制造业竞争中才能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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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型大学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培养人才，但我们许多大学培养的却主要是“创新能力不足、动手能力不强”的学科性人才，毕业后面临着就业困难，每年有60万大学毕业生处于待业状态，优秀的毕业生也仅满足于进入跨国公司成为高薪白领，缺乏远大理想和抱负，未能最有效地激发自身的创新潜能。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毕业生在世界各地创办的高科技公司总数已达到了2.6万余家，年营业额超过2万亿美元，相当于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产值。因此我国的研究型大学应加强对学生创新能力和创业精神的培养，如上海交通大学先后成立了“致远学院”和“创业学院”，近些年来已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探索，致力于为未来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培育复合型的创新人才，从机电装备、汽车制造到航海、航空、航天，从新材料研制到自动化控制，都有丰富的技术积累和人才储备，努力在中国制造转型升级中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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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制造2025 从制造到“智造”，路该怎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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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惠敏《经济日报》知识前沿版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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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制造业规模、总量和主要产品产量均为世界第一的大国，中国的制造业下一步将走向何方？应该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这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共识。然而，从制造到“智造”，路该怎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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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化融合：让制造业脱胎换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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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造走向“智造”，两化融合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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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化融合是信息化和工业化的高层次的深度结合，信息化和工业化在技术、产品、管理等各个层面相互交融，彼此不可分割，并催生工业电子、工业软件、工业信息服务业等新产业。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和数控技术，3D打印等智能制造技术，都是两化融合的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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