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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格里夫斯在1770年6月提交了编号为962的专利申请，专利内容为可以同时纺、抽、捻16股纱线的珍妮纺纱机。哈格里夫斯在申请专利前就已经制成了第一台原始模型，也就意味着在专利正式授予之前，其他人已经开始使用珍妮纺纱机了，这让哈格里夫斯很难行使他的专利权。更糟的是，哈格里夫斯还因这台机器树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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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妮纺纱机诞生在哈格里夫斯的故乡兰开夏郡，它对生产效率提高做出的贡献最初在当地的手工匠人中并不讨好。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几个世纪以来，纺纱生产一直受控于当地的匠人行会，他们当然憎恨珍妮纺纱机这样的发明。随着纱线价格不断下跌，当地纺纱工人的抵触情绪日益高涨，一伙人甚至冲进了哈格里夫斯的家，烧毁了20台新机器。于是，哈格里夫斯动身前往诺丁汉，那里蓬勃发展的棉袜业对棉线的需求大增。哈格里夫斯于1778年去世，他虽然从这项发明中赚了一些钱，但远远称不上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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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打响了独立战争。瓦特在1776年制造出第一台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机。虽然在时间上与《独立宣言》不谋而合，两者间的联系却并非纯属偶然。大英帝国发现从殖民地攫取的资源越来越难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且殖民地也逐渐难以控制。大英帝国需要提高国内的生产力水平，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成本都要低得多。机械化种植与收割工具已经大大增加了英国农场的产出，农产品加工机械使英国可以向全球销售农业加工产品，英国也由此从凭借武力控制全球转向了凭借贸易手段称霸世界。但最大的影响还是首先在英国国内显现，最直接的效果就是重塑了英国的景观面貌，大大提高了数百万英国人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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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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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什么是“工业革命”？自从历史学家发现在18世纪晚期增长率发生了惊人变化后，对“工业革命”的争论就从未停止过。很明显，第一批工厂的出现改变了经济，制造业和贸易蓬勃发展。但由于统计数据获得困难，其宏大的规模未能即时显露。可到了18世纪90年代，人们已经无须会计账簿上的数据，就能够看到工业革命的成效了。人口飞速增长，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有乡绅、皇室和其他精英阶层之外的人群拥有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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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帝国的人口在1700~1850年增长至3倍。而1800~2000年，将通货膨胀计算在内之后，英国的人均收入增长至10倍。这在有记录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一社会革命似乎明显与逐渐占据英国快速发展的城市工业区域有关。除去生活方面质量不断改善的因素，单是为何机械化促进了人口增长这一命题就占用了历史学家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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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工厂不是工业革命的全部，改进的农耕方法也功不可没，比如为防止“公地悲剧”在牧场上设立围栏，天花疫苗等医疗进步降低了儿童夭折率，但工业化贡献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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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会将工厂看作威廉·布莱克所说的“撒旦磨坊”，认为它们毒害了工人和土地，可实际上，工业化的主要成效是改善了人们的健康状况。人们从乡村迁移到工业城镇，从泥墙草屋住进了砖石建筑，免受潮湿与疾病的侵害。大规模生产的纯棉服装和优质肥皂价格低廉，即使最贫穷的家庭也可以负担得起，而且纯棉服装比羊毛制品更易洗涤、晾干，这样人们就能穿上干净的衣服，卫生状况也有所改善。此外，迁居到城市之后，人们的收入增加，可以购买更丰富、种类更多的食品，也可以享受更好的医疗、教育和其他共享资源。同时，在工厂工作的优势抵消了那些不良后果。（明确地说，工厂里的工作确实非常辛苦，工作时间长、工作条件差，但统计显示在农场工作的情况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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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前后的生活变化惊人。对持续增长和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的期待不过是近几百年的事，此前，人类的生活基本是原地踏步，也就是说几千年来都过得相当糟糕。1200~1600年，英国贵族的平均寿命（他们的记录数据保存最完好）增加了不到1岁。而1800年至今，西方国家白人男性的平均寿命翻了一番，由38岁增至76岁。最主要的不同就在于儿童死亡率，那些平安度过了童年时光的人，他们的寿命也增长了大约20岁，这一巨大的飞跃前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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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各种变化有关——从卫生和医疗条件的改善到城市化与教育，但共通之处在于人们的健康水平随富有程度而提高。经济条件之所以能够改善，是因为使用了机器，特别是能够制造产品的机器。当然，人类自史前时期开始就不断地使用各种工具，我们甚至可以说用火、耕种、驯养动物以及选择育种等“技术”与蒸汽机具有相同的决定性作用。但农业技术仅仅让我们能够更容易地养活更多的人，可能够制造出改善生活质量的产品的机器则完全不同，无论产品是小到服装，还是大到交通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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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人类都需要这样的产品，因此才进行贸易。相反，贸易又推动了相对先进的技术不断发展，各国竭尽所能做到最好，然后进口其他无法生产的产品，提高生产效率。因此也就推动了增长，曼彻斯特的纺织厂和世界经济此理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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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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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9年，法国外交官路易–纪尧姆·奥托（Louis-Guillaume Otto）在一封描述法国现状的信件中首次使用了“工业革命”一词（当时，革命是个时髦的词汇）。恩格斯也曾使用“革命”一词描述工业变革，恩格斯在19世纪中期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评论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做出了贡献。19世纪末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就此次工业运动能对世界经济产生深远影响的原因发表了一系列著名的演讲，让“革命”一词广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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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工业革命的核心还是一系列提升了生产效率、从寿命和生活水平到居住地点及人口数量等各个方面改变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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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1850年左右，工厂兴起，随之而来的是另一波技术浪潮，包括蒸汽动力船舶和铁路的发展，为提高交通运输效率做出了相似的贡献。19世纪60年代发明的酸性转炉炼钢法可以提高钢材产量，促进了金属产品的工业化生产，最终催生了流水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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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化学工业的兴起，石油精炼、内燃机和电气化纷纷出现，下一阶段的制造革新通常被历史学家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由1850年起至大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止。其间出现了亨利·福特的T型车生产线，可更换零部件的革新与传送带的使用使得产品可以在生产过程中随时送至工作台的工人手边（每人负责完成单一任务），而不是零部件不动，工人往来穿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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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完全工业化的经济环境中，我们已经忘记了两次工业革命为社会变革做出的贡献。我们会谈论生产效率优化，但是想一下其对于人类生命的含义。当人类由采猎者进化到农民，一个人能够养活好几个人。我们能够跳出其他大多数动物自生自灭、照顾后代的局限，追求劳动分工，所以能够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我们由此获得了业余时间与精力，可以用来建造城镇、投资和学习读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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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妮纺纱机等发明书写了历史的拐点，形成了经济现状中根本性转变，改变了人类知多做少的状态。我们更加重视头脑，而非肌肉。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变得更加富裕、健康和长寿，得以更好地繁衍生息。革命的效果应该以对人类生命的影响来衡量，由此，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作用无与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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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手工劳动到机器生产的飞跃将人类解放出来，从事其他活动。社会中生产食品、衣物和住房等纯粹必需品的人数越来越少，因此就有更多的人可以从事对文化发展至关重要的非必需品的生产，比如创意、发明、学习、政治、艺术以及创造。然后，我们就进入了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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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维卡塔什·拉奥（Venkatesh Rao）认为工业革命的主要作用在于时间。有了机器，我们的工作效率更高，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更多的事情。这样就节省了更多的时间进行其他活动，可以从事其他生产或娱乐。第一次工业革命为人类创造了更多时间，可以用来发明和创造对现代世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物。400年前，几乎所有人都在生产生存的必需品：食品、衣物和住房。奇怪的是，今天几乎没人还在忙碌于这些事情。拉奥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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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的最主要作用不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开疆拓土，而是它开启了掌控时间的新时代。很多人都将熊彼特提出的创新与创业增长理论的本质误解为由创意而非时间推动的增长。由能量刺激的创意可以解放时间，这样的时间可以用于产生更多能够解放更多时间的创意。这是一个正反馈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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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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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信息时代是第三次工业革命。计算机和通信技术也是“力量放大器”，对服务业产生的作用与当年自动化对制造业的贡献相同。信息技术放大的不是人类的体力，而是脑力；同样可以推动现有行业的生产力成果发展，并产生新的成果。凭借此类技术，我们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完成已有工作，节省出时间从事新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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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前两次工业革命发生时，技术的影响力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方能显现，此次数字计算发明本身的力量仍然单薄。第一台商业主机替代了某些公司和政府的精算与统计工作，第一批IBM个人电脑取代了某些文秘职能，但两者都未能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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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电脑与网络并最终与网中之网的互联网相结合，它们才真正地开始改变我们的文化。即便这样，计算机的终极经济影响并未主要体现在经由软件改变的服务业中（虽然这样的实例不胜枚举），而是体现在前两次工业革命大显神威的相同领域内：产品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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