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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机器人辅助手术如今欣欣向荣，我们也要警惕不要陷入技术乌托邦主义的困境。未经报道的由机器人手术而导致的医疗事故很令人不安，但却又十分普遍。《医疗品质日报》（The Journal for Healthcare Quality）已经报道了174起受伤事件和71起死亡事件，都与达·芬奇外科手术有关。由于保险公司和医疗服务提供者追求低成本，我担心在医生可以为病人提供更好服务的情况下，市场力量会把机器人强行推进手术室。机器人最终当然可以改善治疗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出于“钱途”的考虑，就将机器人医生草率地推进手术室，那将是我们人性的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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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对手术室之外的医学领域也正在造成冲击。在全球范围内，7 000万人口有严重的听力和语言障碍。然而医学上却鲜有方法可以治愈聋哑，而且，这些残疾人常常遭受排挤，生活在社会的边缘。我在乌克兰旅行的时候，有一群20多岁的工程系学生向我展示了一个闪闪发光、黑蓝相间的机器人手套，叫Enable Talk。它运用手指上的弯曲感应器来识别手语并通过蓝牙在智能手机上将其翻译成文本。这些文本进而被转换为语音，使得聋哑人在能够“说话”的同时，也可以及时被听到。通过像Enable Talk的机械嵌入以及机械传感强化这样的发展，机器人学也许不仅仅能辅助医学，人类与机器本身的区别可能也会开始变得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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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得克萨斯州斯普伦多拉的绿叶小学，一位名为克里斯蒂安的12岁男孩被诊断出了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但是就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见证人类与机器之间界限的模糊。他因为免疫系统受损，不可以上学，代替他坐在教室前排的是一家在新罕布什尔的公司生产的机器人微格（VGo）。通过装载在这个机器人身上的网络视频摄像机，克里斯蒂安可以坐在客厅里实时地看到和听到教室里正在发生的事。他可以举起他的手（由机器人微格代替），接受老师的提问、回答问题，并且通过机器人的扬声器让老师和全班同学听到他的声音。通过他的机器人，克里斯蒂安还可以因为参加防火演练而离开教学楼，他可以在走廊里行走，和同学们一起排队，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它和生病在家的克里斯蒂安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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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名为阿尔德巴兰的法国机器人技术公司，创造了机器人在教室里的另一个有趣的用途：一个不足60厘米，名叫纳欧（NAO）的机器人正在70多个国家的科学和计算机科学课上担任助教。它也被调配成了自闭症学生的课堂伙伴来帮助他们更有效地沟通。在位于哈林的一所小学里，有位来自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教授（他从日本的庆应义塾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在机器人纳欧坐或站在课桌前帮助学生们完成数学作业的同时，他监测并分析着他们之间的互动和纳欧的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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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现在正进入手术室和教室的这些研究成果几乎是不可预见的。当研究员、企业家和投资者思考机器人的新用途时，他们不再仅仅考虑机器做起来比人更有效率的事，他们开始更多地思索人类从未想过的事，比如肯·戈德堡的放射纳米机器人或者本田公司能让坐轮椅的人走路的“步行助手”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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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独特却生动的例子是在韩国：很长时间以来，渔夫们对水母带给他们生意的负面影响束手无策。水母每年令世界渔业和其他海事产业损失数十亿美元，仅在韩国就有三亿美元。然后韩国先进科技学院的城市机器人实验室创造了杰洛斯（JEROS），全称为水母排除机器人群（the Jellyfish Elimination Robotics Swarm），这个大型自主搅拌机可以一个小时猎杀近一吨的水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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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会造成大规模失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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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机器人在做一些人类永远不可能做的事情时，他们主要做的仍然是人类几个世纪以来从事的工作。术语“机器人”，是捷克科幻小说家卡雷尔·恰佩克在1920年的戏剧《罗素姆万能机器人》（Rossum’s Universal Robots）里创造出来的，但是这个名字暴露了更深的历史根源。在词源学上，“机器人”来自两个捷克词语，rabota（义务工作）和robotnik（冲浪），在恰佩克的观念里它用来形容被人类创造出来、服务人类的一个新的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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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本质上代表着两种长久以来的趋势的融合：逐渐代替我们去工作的科技的进步，以及对一个可以为高等社会阶层提供廉价劳动力的服务阶层的使用。就此而论，机器人是科技进步的标志但也是在前几个世纪被剥削的奴隶的升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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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代机器人将会以持续下降的成本被大规模批量生产，这使它们即使与挣最低薪的工人相比也越来越有竞争力。它们将会显著地影响就业模式以及更广泛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趋势。生产iPhone（苹果手机）和为其他公司例如微软和三星开发配件的台湾公司富士康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它最大的一个工厂群位于靠近香港的深圳工业园区，在15个独立的工厂里有50万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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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提前想好了他的生意会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生态，富士康的创始人兼主席郭台铭在2011年宣布要在三年内购买100万机器人来辅助他雇用的大约100万工人。郭台铭已经因为他的工厂里恶劣的工作环境以及虐待劳工遭到了猛烈抨击。很多工人住在工厂里，并且工作达到一天12小时，一周6天。然而当郭台铭的100万工人有了100万机器人同事时会发生什么呢？这些机器人能适应和人类一起工作，它们也能使郭台铭避免雇用更多的人，因此有效地缓解他的工厂里工作岗位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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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郭台铭的机器人被安排去接管常规的工作，例如粉刷、焊接和基础组装。虽然台湾公司台达计划出售一个价值10 000美元的类似版本，但现在每个机器人的成本是25 000美元，大约是一个工人平均年薪的三倍。到2011年年底，富士康工厂里有10 000台机器人，或者说每120个工人对应一台机器人。到2012年年底，机器人的数量猛增至300 000台，或者说每4个工人对应一台。郭台铭希望在未来的5~10年第一个全自动化工厂能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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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富士康要如此大规模地投资机器人技术？一部分原因可能和郭台铭奇异的管理风格有关。就像他在2012年《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里解释的那样，“人类也是动物，管理100万只动物让我头痛”。但郭台铭也是在对单纯的市场力量做出反应。在过去的10年里，郭台铭之所以能够聚集这么大规模的劳动大军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非常廉价。但是中国工人的工资随着其全面的经济发展而增长，生产岗位上工人的工资在过去的10年里剧增了5~9倍，使得维持大规模的中国劳动力变得越来越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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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结到经济术语，在雇用人类与购买和操作机器人之间做出选择意味着开销上的取舍。劳动力很少涉及资本支出，比如建筑、机器和设备的预付款，但是包含高昂的运营成本，比如日常的工资和员工福利的支出。机器人伴随着截然不同的成本结构：他们的预付成本开销很高，但是他们的运营成本极低：机器人没有工资。当机器人的资本支出持续下降，劳动力的运营成本变得相对昂贵，劳动力也因此不那么吸引雇主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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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科技不断进步，机器人将会淘汰很多职业。他们也将会创造并且保留其他行业，并且他们也会创造巨大的价值，虽然我们已经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些价值不能被均衡地共享。总体来说，机器人可以是个福利，解放人类去做更有成效的事，前提是人类创造出的系统使他们的劳动力、经济体系和社会适应不可避免地被瓦解。不能正确处理这些过渡，那么机器人对社会造成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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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预见到，一旦机器人开始真正现身于工作环境中，像20世纪90年代一样的反对自由贸易协定的示威和工人运动将会在21世纪20年代再度出现。因为材料科学的进步，这些机器人过于逼真，只会激起更多愤怒和更多恐惧。2015年的春天，我在我的另一个家乡巴尔的摩的激烈示威中，对此有了深刻体会。美国和国际媒体将这些示威塑造成关于种族冲突的警察暴行。我们来自巴尔的摩的人们知道不仅仅是这个原因。虽然导火索是一个25岁非裔美国人死在警察拘留期间，但示威者却始终如一地将动机和“黑人生命同等重要”（Black Lives Matter）的战斗口号放置在比警察暴行更深的东西里。这体现了巴尔的摩失去了工业和生产基础之后，在一个荒废的集体里长大的穷困黑人的绝望。非裔工人阶级家庭已经在“全球化”和“自动化”中丧失了他们的工作。很多人靠低薪的服务行业工作勉强维持着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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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化国家里，我们所目睹的制造业的工作流失正在整个经济中重演。现在，正是在上一波机械化工作流失中被保护起来的那些服务行业的工作，也同样面临风险。在最近的经济衰退中，12个在美国销售行业工作的人中，就有一个被“炒鱿鱼”。两个牛津大学的教授研究了超过700个详细的职业类型后，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明美国超过半数的工作可能会在未来20年受到计算机化的威胁。美国47%的工作面临被机器人接替的高度风险，还有19%面临中等风险。那些不容易被自动化的工作，例如律师，也许暂时安全，但是那些更加容易被自动化的白领工作，例如法律助理则具有很高的风险。危在旦夕的是占据美国人口60%的劳动力，主要从事的是采集和运用信息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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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的母亲曾在西弗吉尼亚州温菲尔德的帕特南县法院当过法律助理。她的工作主要包括在重达15磅的书中搜寻关于以前的案子和房地产过户的具体信息。这些书是那么重那么高，以至于我母亲要征用我和我的弟弟来帮助她。即使作为一个在很少有人拥有家用电脑的前互联网世界里的无业高中生，我当时也觉得电脑应该能更有效率地完成这项工作。但是我母亲说：“如果那样的话，我将不会再有工作了。”现在，我母亲的工作大部分都被计算机化了。我现在对我父亲，一个还在西弗吉尼亚州哈里肯主街一家临街的法律事务所工作的77岁律师，怀有同样的想法。在下一波全球化进程中，当电脑形成解决更加公式化法律业务的能力时，他的工作也会面临风险。律师在法官和陪审团面前对案件提出诉讼的角色不会被机械化，但是律师实际上做的大部分事情，例如撰写和审查合同、准备大沓用法律术语加以整理的房屋和汽车买卖的文件，除非是处理最大型和最复杂的交易，否则它们都将会被机器人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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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只是冰山一角。想想那些可能被无人驾驶汽车替代的出租车司机吧。松下发明了一台有24个手指的洗头机器人，已经在日本美容院里投入试验。这款机器人也可能会被安装在医院和家庭里。它能测量和计算客户头的形状和大小，有针对性地冲洗头发，打洗发露和护发素，然后用自己代言的“高级头皮保健”技能来弄干客户的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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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是服务员们。做服务员是全世界几百万人职业经历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举个例子，50%的美国成年人在餐馆工作过；25%的人说这是他们的第一份工作。超过230万人现在在美国当服务生。久而久之，机器人有潜力去代替这些服务生中的大部分。这在全世界的很多餐厅里已经在以试验的形式发生了。在亚洲，很多国家开始尝试在他们的餐馆里使用机器人。曼谷的初次（Hajime）餐厅只使用机器人服务生来点单、服务顾客和收桌摆盘。同类的餐厅正在日本、中国和韩国出现。由日本首钢公司设计的机器人，被程序化为能识别出空盘子，甚至能表达情绪并且为顾客跳舞助兴。目前还不清楚客人到底要为优秀的服务给多少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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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工作的潜在流失造成的危害可能意味着比失去薪水更严重：它可能意味着失去社会流动性。当服务员常常是那些怀有鸿鹄之志但囊中羞涩的人们的工作。年轻人、女人、少数民族和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人们做着这些工作，以作为他们在社会上晋升的阶梯。现在美国青年失业率有12%，比全国失业率平均总值的两倍还多，也比世界其他地方的失业率高得多。如果入门级别的餐厅工作被减少或者消失，那么找到第一份工作将会增加多少困难？那么第二份工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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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工作的减少有前车之鉴。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称其为“我们年代的最大悖论”。生产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创新比以前更快，但是同时，我们的中等收入在减少并且我们的工作更少了。人类在落后，因为技术进步太快而我们的技能和组织却“跟不上”。在上一波全球化中，大部分银行柜员被自动取款机取代了，机票出票员被电子自助服务终端代替，还有旅行代理人被旅游网页取代了。机器人时代机器人也许会对销售行业造成更加极端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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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国家，机器人对于工作流失的影响将会非常不同。最有优势的是那些正在为出口而发展机器人产业，提升机器人容纳空间，培养工程师和生产机器人配件的国家，诸如韩国、日本和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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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高风险国家是像中国这样依靠廉价劳动力来建立生产基础的国家。当机器人产业不断进步，发生在很多先进工业化国家的制造业中的工作流失，也许很快会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甚至在中国，历来劳动力最便宜的地方，购买机器人也开始变得更有经济优势，就像郭台铭在富士康里做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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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机器人对传统劳动力市场带来的挑战，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应对未来要做好的准备——即使这个解决方法可能已经不适合当下这个时代。在西弗吉尼亚州，我们已经能看到，这种做法几乎无法应对未来机器人市场带来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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